12月3日,通州区张湾村,人口普查员李淑敏。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傍晚6点,京郊已经披上晚霞,余晖照进李淑敏的办公室,她合上笔记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这是2020年12月10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入户工作在这一天收官。覆盖全国每个社区、每个人的海量信息已汇总到数据采集处理指挥中心,经比对复查和事后质量抽查等程序后,将得出关于我国人口结构的最新数据。

 

70岁的李淑敏是通州区张湾村的普查员,过去近40年时间里,5次参与人口普查。陌生的名字越来越多,白天就能敲开的门越来越少……翻开自己的工作记录表,李淑敏能感到这40年张湾村的变化。

 

关了灯,锁上办公室的门,李淑敏掖好衣领,走向门口,“多长时间没这么早回家了,都快到冬月了。”


亮灯的窗口,“敲开”的概率大一些

 

“基本信息都帮您录入了,如果选择自主填报,就给您生成一个二维码,到时候自己在家就能填。”不管敲了谁家门,都能听到李淑敏的京腔家常和爽朗的“敏式”笑声。

 

从1982年开始的每一次人口普查,李淑敏都没落下,是“最老资格”的普查员。但打这次普查开始,李淑敏就觉得“难”。负责的200多户都在别墅区,家家户户住得分散,走得远不说,白天能敲开的门实在不多。

 

简单地忙活了一口午饭,李淑敏瘫坐在沙发上开始核对一天的工作记录。上午效果不太好,走了20多户,开门的还不到一半,下午还得再试试。

 

这是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看中了周边的发展潜力和居住品质迁居而来的。生长在张湾村的李淑敏对这些“新人”不熟悉,平时走动也少。

 

能敲开的多是老人在家,许是这些年各部门的“防骗”宣传到位,老年人的戒备心反而更强。遇上说什么也不肯开门的倔老头,李淑敏倒也不急,坚持每天去“报到”。大概是执着动人,倔老头最后也想通了:“骗子才没那工夫天天专逮一个人骗呢。”

 

她也收到过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送来的牛奶,“奶奶,给你喝奶,喝奶补钙,腰就不疼了。”走了一天的李淑敏放下正在捶腰的手接过牛奶,心里觉得“可热乎、可感动了。”

 

从晚秋到仲冬,入户工作持续了两个月,李淑敏说这是苦中作乐。

 

掐算着到了下班时间,她和搭档马健决定再试试。站在别墅区的院子里,一个人“看灯”,一个人敲门,那些亮着灯的窗户,今晚“敲开”的概率会大一些。

 

像这样干到夜里九十点是常有的事儿,一户人家去上四五次也很寻常。李淑敏说,现在年轻人白天都外出上班,“过去可不是这样。”

 

12月3日,通州区张湾村,李淑敏在核对一天的工作记录。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赶上家里没人,直接到田里去找人

 

“三姐来了”,不用敲门,李淑敏推开一户人家的门径直走了进去,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入户登记往往要花去更多时间,老邻居总不免要拉拉家常。有时碰巧赶上家里没人,李淑敏就蹬上她的“大二八”直接“杀”到地里去找人。

 

张湾村的人都习惯叫她“三姐”。她穿过村庄,再绕过凉水河,把自行车停在庄稼地旁边,然后走进田里完成登记。一路带着风,好像没有“三姐”找不到的人。

 

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年,人们还在生产队里干活,凉水河边上的庄稼地里种满了玉米和小麦,旁边一排排的小土房就是张湾村。庄稼和房子,守护好这些几乎就是一辈辈村里人的全部人生。

 

这便是她口中的“过去”,1982年的夏天,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是李淑敏作为普查员的第一次。

 

彼时,张湾村还是生产队,李淑敏是生产队的会计,被指派为普查员后,她在人民公社第一次接受了关于人口普查的培训。

 

“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制定人口政策……”这些话像是一面清晰、工整的板书,连同念这段话时的声音一起牢牢地刻在了李淑敏的脑子里,她还记得老师叫张伯书。

 

分发给普查员的纪念钢笔上印着“三人普”的标准时点:1982年7月1日零时。

 

那年的普查内容一共19项,包括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胎次、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李淑敏说,那时候很多人家都是两个以上的孩子。

 

很快,当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家门口做登记,不能把人家地踩脏了

 

这一户白天就没有敲开门,李淑敏不甘心,决定晚上再去试试。

 

这次她小心地敲开了邻居家门,不再径直地走进去,站在门口就做完了登记,“家家条件都好了,不能给人家地踩脏了。”

 

这是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年过去,张湾村的土房变成了瓦房,有了自来水和暖气。李淑敏还是骑着那辆大二八,只不过这一次她习惯了在夜里敲门。村子里还没来得及安装路灯,手电筒的亮度不够,骑车的速度也跟着慢了下来。

 

自从庄稼地都归了集体,播种收割也用上了机械化,村里的青壮年就蠢蠢欲动想要“出去”看看,集体分红的收入只是一方面,外出务工还能“创收”,家家户户都有了新的盘算。

 

说是出去看看,也不过是在村子周围的工厂里谋个灵活的差事。早出晚归,入户登记自然要配合着村民的时间来。改革开放的第十二年,李淑敏明白,有些变化不可阻挡,“好在人头都很熟络,只是辛苦些,不算难。”

 

普查表倒是令李淑敏生出些新的感慨,村里的一些老人已经不在了,小辈成了新的户主,“三人普”时统计的那批1981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经长到了10岁。这是计划生育开始显效的十年,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

 

为了反映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增多状况,这一年的人口普查又增加了五年前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两项,达到21项。

 

12月3日,通州区张湾村,李淑敏向记者展示前几次参与人口普查的工作照片。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陌生名字越来越多,有的家庭生了“二孩”

 

敲开房门,对面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李淑敏已经习惯了,普查表上陌生的名字越来越多,她要靠户口本信息核对才能保证数据准确。“六人普”配发了统一的证件和服装,这让李淑敏在陌生人面前稍稍有了底气。

 

那些喊她“三姑姑”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的留在张湾村,有的去了市里工作。另外一边,随着周边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些年在张湾村买房、租房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有的家庭还有了“二孩”。

 

也是在这一年,入户登记需要“上楼”了。2002年开始,张湾村经过旧村改造,村民分三批搬进了崭新的楼房。

 

李淑敏不担心爬楼梯,“自己的身体腿脚都不错”,单元楼明亮整洁,她再也不用打着手电了。

 

从2000年的“五人普”开始,人口普查被确定为每10年开展一次。李淑敏的身体也好像形成了某种肌肉记忆,每十年就会启动,每一次普查都一点点修正着她身体的记忆。

 

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实现了全面电子化,首次启用了自主填报方式,所有普查员都需要培训合格后上岗。

 

李淑敏经历过算盘、计算器、光电录入计算机的时代,在她看来,今年的PAD手持移动终端是普查员的新“武器”,在源头上确保了数据真实。

 

作为北京11万多普查员中的老将,李淑敏对“压力”不以为意。别人3个小时能走完,她可以走5个小时;别人一下午就能上手的操作流程,她可以加班到学会为止,“时间不是自己的吗?”

 

李淑敏不认为70岁应该成为标签。但她承认,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了。

 

这次普查前,她曾遭到领导的“劝退”,考虑到她身体还不错,家人也支持,领导才批准了她的上岗。

 

“50多岁的时候靠‘二指禅’学会了电脑,70岁还能再做普查员,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点小小的价值感,也是我对人口普查工作的一点小小心意。”李淑敏说。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陈思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