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深度调查节目《人防窝案》，对山西运城市人防系统窝案予以曝光。
节目称，2019年9月，山西省运城市纪委监委相继查处了运城市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王新征，原副主任马忠运，综合科原科长牛锋芒，行政审批科原负责人、工程质量监督站原站长薛理等五人，并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中仅人防办主任王新征一人就致使101个工程项目的易地建设费不能依法追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4.27亿余元。
《人民防空法》明确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要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地质条件等不宜修建的，应向人防部门申请并足额缴纳易地建设费。在这里，“易地建设费”，是人防部门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贪腐的“第一道坎”。
山西省运城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蔡国红说：“为了少缴易地建设费，同时为了逃避执法检查，我们送给了王新征10万元现金。”
节目称，由于人防工程的建设成本远高于缴纳易地建设费的标准，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房地产开发商不仅不愿意建设人防工程，还千方百计缓缴、少缴、不缴易地建设费。王新征等人明知“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减免或缓缴易地建设费”，但只要自己有好处，多大金额都能免、多大折扣都敢给。
山西省运城市人防办原副主任马忠运说，“项目都应该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我们只让交了部分防空易地建设费，最大的一个开发商，一个小区应该出2518万，我终生都忘不了，结果我们只收了150万，我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作为一个党员，谁给你的权力？”
据报道，在某房地产公司低于市场价96万余元卖给王新征一套房产、并送上5000元购物卡后，他将该公司近6000万元易地建设费，减免为150万元。对欠缴易地建设费只是象征性地下达征收决定书和催告书，再无任何有效举措，仅2015年至2016年，就有44个项目2亿余元的易地建设费，因超出法定期限无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王新征等人的玩忽职守，我市101个人防工程项目的易地建设费不能依法追缴，给国家造成4亿余元的巨额经济损失。”“9•09”专案组工作人员李新平说。
人防工程是战时掩蔽人员物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地下长城”。在完全符合修建人防工程条件的情况下将本应建设防核、防毒、防化的人员掩蔽工程，审批为物资储备库，这是人防系统一些党员干部面临的“第二重诱惑”。
山西省运城市人防办综合科原科长牛锋芒说，“在审批防空地下室战时用途中，应审批为应以人员掩蔽为前提，而我在审批中将战时用途审批为物资储备库。”
通过在审批人防工程面积上做文章，王新征在给某房产项目“办事”后，收了10万元还不满足，又索要了一辆40万余元的商务车。地下商业街的面积大了，以王新征为首的一些党员干部钱包“鼓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却受到了威胁。
“9•09”专案组工作人员刘剑表示，仅审查调查的91个项目就少建人防工程面积26万余平方米，市区人均人防工程面积远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每人1平方米标准，一旦紧急状态需要使用，群众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保障。
据报道，因为手中握有审批监管权，王新征等人靠山吃山、雁过拔毛，通过介绍业务来收取回扣。他们推荐的人防图纸设计、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等业务，普遍比市场价格高出近一倍，但由于担心审核验收被“卡脖子”，相关企业只能忍气吞声，优先进行采购。2012年，王新征帮助温州一公司承揽市区某地下商业街人防工程，收受该公司50万元；同年接受某公司请托，帮助其入股市人防办金甲公司经营人防工程设备，又收受50万元。
在节目中，王新征忏悔说，“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偶然的，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副书记韩治民表示，办案中我们发现运城市人防办的涉案人员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防工程的审批、执法、质量监督以及易地建设费的缴纳等多个环节，这充分暴露出长期以来人防部门制约和监督“一把手”权力的措施几乎是空白，致使权力暗箱操作，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关键少数”成为不法商人的重点围猎对象。
公开资料显示，王新征195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山西临猗人，本科学历。1975年1月参加工作，197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绛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平陆县委副书记，运城市国资委副主任、主任，运城市经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11年5月至2018年6月任运城市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2018年6月退休。
去年9月11日，王新征被查。次日，运城市人防办原副主任马忠运落马。
马忠运1957年8月出生，山西临猗人，本科学历，198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历任夏县城关镇副镇长，夏县团县委副书记，运城行署办公厅副科长，运城行署人防办副主任。2002年3月至2017年9月,市人防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期间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分管行政审批工作，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分管行政审批、执法工作)，2017年9月退休。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