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丨何安安


据国外媒体报道,著名科幻小说家、学者、评论家,曾任美国科幻奇幻协会主席、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的詹姆斯·冈恩(James Edwin Gunn)于当地时间12月23日上午,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市(Lawrence)去世,享年97岁,其生前任教的堪萨斯大学官方发言人确认了这一消息。

 

1923年7月12日,詹姆斯·冈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1947年,冈恩成为职业作家,并于194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通讯系统》,当时他使用的是埃德温·詹姆斯这个笔名。1952年,冈恩开始用真名发表作品。冈恩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即使是他的长篇小说,读来也似短篇小说的组合。至今,他已发表80多则故事,出版了19本书,短、中、长篇皆有。

 

詹姆斯·冈恩(1923年7月12日—2020年12月23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学者和评论家。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和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堪萨斯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以及堪萨斯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主管。“科幻之路”系列和《交错的世界》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冈恩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堡垒世界》(1955年)、《星际桥梁》(1955年)、《空间站》(1958年)、《快乐制造者》(1961年)、《长生不老的人》(1962年)、《倾听者》(1972年)、《校园》(1977年)和《危机》(1986年)等。除小说创作之外,冈恩的评论和学术专著也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1976年,他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的“朝圣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授予他的《交错的世界》雨果奖特别奖;他撰写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奠基者》赢得1983年的雨果奖最佳非小说作品奖;1992年,他又荣获“伊顿终身成就奖”;2007年,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在星云奖颁奖典礼上授予冈恩“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以表彰他的终身成就。

 

作为美国科幻黄金时代最后的见证人,詹姆斯·冈恩同时也是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给科幻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敏感的人。对于冈恩来说,科幻小说始终都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首次出版于1975年的《交错的世界》为冈恩赢得了雨果奖特别奖,在该书的最新版本中,冈恩补充了全新的章节,将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使之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权威的世界科幻小说史。目前,《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中文简体版已由世纪文景引进,并于今年9月出版。

 

正如冈恩所说,《交错的世界》是一部科幻小说图史,但这部书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插图和历史,还有一种独特的成书方式:通过梳理科幻小说的成因以及影响其后续发展的各种因素,来对科幻小说加以阐释。《交错的世界》试图给科幻小说下一个定义,指出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如奇幻小说、乌托邦小说和“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别,并说明科幻小说是如何发展到今天,又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以下内容节选自《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美]詹姆斯·冈恩著,姜倩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詹姆斯·冈恩

 

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的脚步。

 

这是1975年本书初版时的开篇语。这句话在2018年显得更为合适。

 

1975年,我想说明什么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世界、科幻小说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在这次新版中,这仍是我的目标。

 

科幻小说与世界。它们创造了彼此,而这个共生的过程,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外部世界对科幻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加巨大,但科幻小说对世界的影响却更有针对性。两者扯平了。

 

况且,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这一点毫无争议。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新秩序的种种迹象:我们的生活和父辈相比大不一样,与父辈的父辈更是截然不同。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我们不是被它裹挟向前,就是被抛在后头。我们骑在科技这匹飞奔驰骋的骏马背上,如若冒险跃下,必然摔断脖颈。我们——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坐在起居室里观看能够移动和说话的图像。我们乘坐时速达100英里的汽车奔驰在横跨大洲的宽阔柏油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声速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我们在气温可自动调节的房屋里居住,在耸入云霄的高楼里上班。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手里掌握着摧毁另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登上月球。

 

詹姆斯·冈恩

 

以上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写的话。它们依然真实,但已平淡无奇。今天我们已建造了一座空间站;我们观测到了木星、土星和海王星;我们已测绘了火星,我们的机器人探测了火星表面;在轨道望远镜的帮助下,我们扩充了对宇宙的了解,通过巨型加速器分辨出了最小的分子结构;我们克隆出了羊和猪,转而讨论是否该克隆人类;我们破解了人类基因组;我们消灭了天花这样的疾病,却又发现了足以消灭全人类的新型疾病;我们桌上使用的电脑,其运算能力足以与四十多年前那种房子大小的机器相媲美;我们在互联网上做买卖,与人交流,网络让我们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保持联系。不管是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还是纽约或上海的大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与人交谈,或是收发信息;有时我们通过戴在手腕上的设备就可以拍摄电子照片,并将它们即时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时刻不停地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媒体在1975年时还压根不存在呢……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幻世界吗?

 

四十多年前,人们向科幻作家提出的问题已经从“你们这些疯狂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变为“人类现已登上月球,你们还能写什么呢?”。而今,当科学技术每天都将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变为现实时,这些问题已变得无关紧要。四十多年前,艾萨克·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宇宙飞船和核威力(以及核战争威胁),比声速还要快的飞机,抗生素,登月(在阿西莫夫看来,这是最称得上美梦成真的事了)——这些都是他和罗伯特· A. 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还有其他作家在1939年和1940年代初所描写的。

 

本书第一版面世的二十五年前,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正走向终结。约翰· W. 坎贝尔(John W. Campbell)和他的《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是黄金时代的霸主,但到了1950年,随着《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和《银河科幻小说》(Galaxy Science Fiction)这两本新杂志的诞生,文学科幻和社会科幻的新纪元由此开启。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就是在此前一年发表。而再往前回溯二十五年,即1925年,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正在筹办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这本杂志后来使科幻小说正式成为一种文学类型,也使美国科幻成为其他科幻看齐的典范。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但是科幻小说的历史并非始于1925年,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早在1863年,从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起,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就开始描写源自科学家实验室和工程师绘图板的种种奇迹。库尔德·拉斯维兹(Kurd Lasswitz)于1897年创作了《双星记》(On Two Planets);1911年,根斯巴克在美国创作了《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Ralph 124C 41+);而更早的时候,1849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发表了《未来之事》(“Mellonta Tauta”)——他的书和故事描写了未来的种种奇迹,以及畅游奇妙美好、让人兴奋的未来世界的伟大旅行。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1926年以后,大部分人(也包括少数著名科学家)会对科幻小说当中的概念嗤之以鼻,比如比空气重的飞机、核武器和原子能,还有太空飞行等,任何涉及这些概念的作品都被认为“纯属科幻”而遭到摒弃。

 

《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描写了太空旅行、整容术、荧光灯、自动投币式唱机、液体肥料、扩音器、飞行器、睡眠学习、太阳能、雷达、不锈钢、微缩胶片、电视、无线电网络、空中文字1、水栽法、录音机、水上运动表演、自动售货机、夜间棒球、玻璃纤维制作的衣服、合成纤维——所有这些都写于1911年。

 

科幻小说基于这样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人类要么自己去适应环境,要么就让环境适应人类,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正是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作于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的主题,作者在书中写道:

 

变化的狂流是如此强大,它掀翻了体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根枯萎。变化即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过程,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仔细审视,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也要从亲身经历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没有人再谈什么未来带给人们的冲击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托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说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冲击产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来主义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熟知)罗伯特·詹克(Robert Jungk)关于教育的一番话:

 

如今,人们几乎只关注于学习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明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和习题应当关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哲学和人们已预测到的危机,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未来的可能答案。

 

托夫勒接着指出:

 

我们并没有“未来文学”可供在这些课程当中使用,但我们却有关于未来的文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伟大的乌托邦小说,也包括当代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拓展思维的力量,可以用来培养人们预测未来的习惯。我们的儿童应当学习阿瑟· C.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Ray Douglas Bradbury)和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小说,不是因为这些作家能够让他们了解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引领那些年轻的心灵去探索政治、社会、心理、伦理事务的丛林,这些是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必须面对的。科幻小说将是“未来学初级课程”的必读书目。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幻世界是科幻作家们想要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像雷·布拉德伯里那样的作家,他们的目的并非预示未来,而是阻止未来。没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未来的到来,而他们的读者也有别于那些害怕改变、屈服于未来冲击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想等着未来按部就班地降临,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关于未来的小说提前目睹未来的景象。但是,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含警戒意味的故事几乎和粉饰未来的故事一样多,就连最美妙的技术天堂里也有那么一两个长虫的苹果。

 

生态问题、人口过剩、机械化战争的种种可怕之处、核能的滥用、心理战中的洗脑术、社会对人的洗脑—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早在其他人将它们视作问题之前,就已成为科幻小说家谴责的对象。

 

这种预示未来危机,生动表现危机带给人类的后果与启示,并提出避免危机发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一。在其生动表现力面前,科幻小说为世人所熟知的预言能力则变得黯然失色。

 

科幻小说为何及如何拥有这种能力,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展开。不过,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那个快乐无比的时代尚未来临(这是我写于1975年的话),但这伟大的一天必将到来。

 

那个快乐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但人们发现,正如那些科技天堂一样,这是一个长了虫的苹果。既然1967年哈兰·埃里森(Harlan Jay Ellison)在《危险幻象》(Dangerous Visions)的导言中能这样说:“新千年就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那么,到了2018年,我们就能在回顾过去时这样说:“已经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

  

本文节选自《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综合丨何安安

原文作者丨[美]詹姆斯·冈恩

编辑丨石延平

导语校对丨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