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乐队。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最后一站巡演
成都是海朋森新专辑《成长小说》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乐队成员在午后陆续到达场地，进行试音与舞台置景，比其他站演出提前了三四个小时，演出定在晚上八点开始。
器乐调试期间，主唱陈思江在休息室的化妆台前埋头书写，她把一些想法写在当晚歌单的曲目之间，那是她在演出间歇时要说的话。她有随手记录的习惯，海朋森极具辨识度的歌词，也多是由她在随心的状态下创作。歌单上快速爬满一些黑色小字，随后又用红笔圈出其中的关键词——合作、面对误会、个体所感受到的，再一次。
场地门口摆放着“成长小说”四个字的迷你雕塑，离演出尚早，场地所在的园区不乏游客，间或有小朋友在雕塑前合影，似乎为《成长小说》提供了音乐之外的注解。失真吉他和鼓声不时地从场地传来，低回于游客的喧闹之间，试着触达某种当下。
场地门口摆放的迷你雕塑。新京报记者汤博 摄
陈思江的唱是调音的最后一个环节，她摘掉眼镜放在音箱旁边，习惯性地扬着头演唱，目光越过场地，像是他们音乐里的某种姿态。乐队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作为一支成立了十年的乐队，演出已经如同生活方式，但他们仍然热爱现场，吉他手季一楠坚信现场的意义，不同的场地、不同的观众，会和音乐组成新的场域，完成从不雷同的交流。
回到休息室候场，乐队成员先后换上了《成长小说》专辑封面上的服装，这是他们本次巡演的固定形象。陈思江为这张专辑的巡演编排了一些舞蹈动作，高中之前，她跳了十年民族舞，考级后不想参加院团便放弃了。后来做乐队，更是很少用到舞蹈底子，但在这张专辑里，她希望乐队的表演是多维的、综合的。
《成长小说》专辑黑胶版。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2015年，乐队发表第一张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时，陈思江在舞台上是非常具有后朋克色彩的主唱，清瘦、锋利。PK14乐队主唱杨海崧是那张专辑的制作人，或许两个乐队从舞台表现到音乐主题有着相近之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陈思江被称为女版杨海崧。但在《成长小说》里，海朋森已经完整地确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不与任何乐队、任何人有关。陈思江表示，过去有些表达是下意识的，模糊的，但在《成长小说》里，所有表达都是主动的、直接的。这其中也包括肢体。
当晚演出，一共有一千一百多名歌迷到场，场地几乎是满员状态，很多歌迷从外地赶来，有的连续追了几站。当灯光打亮，幕布升起，音乐开始冲撞时，舞台上的海朋森不仅是一支乐队，也像一出戏剧的演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拓宽了舞台的空间，直至与自己的内心相互接壤，台下观众高喊着海朋森，这个名字更像是一种对场景的戏谑回答，hi person。
海朋森每一站巡演，陈思江都会用A4纸手写一些话折起来给乐队成员，演出时，这些密语会随机送给歌迷。乐队贝斯手明明上场前向我展示了纸上的字——成都在身边。陈思江说，今晚给所有人写的都是成都在身边这几个字。
展示纸上的字“成都在身边”。新京报记者汤博摄
成都摇滚中的另类存在
季一楠问新京报记者，对成都有什么感觉。记者说，感觉这边的时间更缓慢一些，人也从容一点。他说，好像每个人都会觉得成都慵懒、宜居，但在他眼里，成都也和北上广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只是这个城市的外在气质掩盖了一些东西。
2020年三月，伦敦疫情严重，已经开始在英国做的专辑缩混工作被迫停滞，季一楠纠结，怎么才能有把握地把专辑做完，他和陈思江商量了两个小时，决定回成都，两天后，他们坐上回国的班机。一周后，伦敦飞往国内的大部分航班取消。
季一楠说回来后，除了专辑也没有太多事情，人闲着就会想很多事。比如，乐队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比如，音乐到底是表达重要还是沟通重要。在英国留学期间，成都变成了他们的远方，物理距离也带来视角上的差异，陈思江表示，从伦敦回来后，她忽然对国际视野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现在大家都心系远方，很少有人在做身边的文化，这也使国内的艺术观念缺少真正的支撑”。 季一楠补充，“很多在成都的艺术家音乐人，还是想努力跟上西方先进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摒弃先进这个概念，文化不是要向西方展示东方主义”。
记者一直好奇，一支摇滚乐队，一支当下的年轻摇滚乐队，是否需要这么严肃地思考，毕竟摇滚乐只是万千娱乐方式的一种，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们看来，表达只有质地的区别，而非路径。陈思江说，很多人把严肃看作痛苦，其实严肃可以是优美的、幽默的，我们大可不必回避严肃。
两年前，陈思江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感觉一下子把很多西方观念打开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现实，一个现实有一种方法”，现实种种并不能用理论一言蔽之。
十年前，海朋森乐队在成都成立，当时，季一楠一心想做成都没有的音乐风格。他们叛逆了一些旋律，加入念白，陈思江的歌词成为解读乐队的符号，这些歌里的故事，本质上都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陈思江说，“我们没有承担‘历史’责任，我们承担的是情感需要”。
他们是成都众多摇滚乐队中一个很另类的存在，在他们的生活里，很难看到摇滚乐手的锋芒，海朋森巡演纪录片导演陈熹表示，海朋森是她见过最友善的乐队，贝斯手明明会给陌生的哭闹的小朋友买礼物，季一楠在机场飞奔着为手机寻找失主。“开始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转他们的歌，点开听了听，感觉他们乐队的表达和很多摇滚乐队不一样，就对他们很感兴趣，找他们的资料看，后来给乐队的邮箱写信，发了一些自己的作品，说我想给他们拍个纪录片，交流了一下，他们就答应了”。 陈熹认为海朋森在舞台上和生活里有着很强的反差感，但了解他们之后，这种反差感又代表了乐队的一致性。
乐队2016年在欧洲。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陈熹记得巡演到上海时，乐队一天内连续演了两场，吉他手刘泽同在后台说了一句，我不愿再有来生。这是《成长小说》专辑里的一首歌，歌词里写道：“我敬爱的人，让我僭越吧，你们像垂死的龙那样快乐地拥吻吧。像许多人一样，我不愿再有来生。美丽的朋友，难舍难分”。这首歌和刘泽同的话都让陈熹印象深刻，她觉得那不完全是牢骚，在乐队的语境里，更像他们音乐的底色。
刘泽同自己的解释要随性很多，“那天就是累了，连着演了两场，感觉到重复的疲惫”，刘泽同是湖南人，和季一楠在川音时是同班同学，也是乐队的创始成员，他说做音乐这些年没有疲惫感，但有过不自信的阶段。曾经有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弹得对不对，乐队其他人说他吉他编得很好，越是被夸赞越是怀疑自己，有一天忽然听懂了一些国外乐队的作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音乐了，之后开始有了自信，“那时候乐队其他人的鼓励挺重要的，我一直觉得我们乐队不是同事关系，更像亲人，大家彼此影响”。
乐队除了刘泽同外，都是四川人，他们的歌曲《历史》的开头有一段法语独白，在演出时，这段念白由刘泽同用湖南话代替，刘泽同说在外演出时，说着湖南方言，但想家时更多是在想成都。
贝斯手明明除了乐队工作以外，还在成都主持一档音乐现场节目overlook，记录成都地下音乐人的演出和排练，包括海朋森2019年那场著名的“晚会”。明明曾经是成都全女子乐队荷尔蒙小姐的主创，2016年加入海朋森，因为难以兼顾两个乐队，在2020年退出了荷尔蒙小姐。海朋森原计划年初去美国参加“西南偏南”音乐节，一同被邀请的还有荷尔蒙小姐，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外的计划被搁浅。在overlook的公号里，海朋森与荷尔蒙小姐是连续介绍的，让成都的乐队和自己的成长有了连贯。
季一楠在小酒馆2020年的乐队合集里担任制作人，制作了三支乐队，这是他的兴趣；陈思江准备多画一些作品，之前的画作她不太满意，想重新创作一批，作品量足够的话，希望做成个展，在音乐之外，她希望自己的表达也是立体多维的。
很多情绪没有能力瞬间理清楚，放在音乐里就有粗粝的感觉
第一张专辑封面。
海朋森第一张专辑封面和封底都出自陈思江的油画，封面是街边旧宅的大门，封底是乐队几个人围坐在方桌前面，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但画面粗粝，像他们的音乐，陈思江说，很多情绪没有能力瞬间理清楚，因此表达出来是粗糙的，放在音乐里就有粗粝的感觉。或许这也是很多人评价他们音乐有态度的原因。
曾有乐迷给陈思江发邮件，问她的歌词里经常出现乐园、幕布、街道、绝望这些词到底在表达什么，有什么倾向。陈思江回复，我究竟写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理解？歌迷回复，舆论。长久以来，海朋森的音乐始终无法被当作个人化表达，人们期盼从陈思江的歌词里看到锋利的东西，为那些被遮蔽掉的东西划出一道可以窥视的口子。误读像是一场心理游戏，她留下了线索，但线索又被听众指向了另一个版本的现实。
“那些歌词是我很个人的情感，很多种杂糅在一起，写这些只是表达我自己，成为了歌曲之后，就一定带有公众性”，陈思江觉得歌迷的解读方式可能源于对乐队的困惑，有国外做性别研究的学者拿他们的歌举例。宏大的字眼，常被习惯性地当作男性视角的叙事，而这一切出自女生之手，就更容易在别人脑海里构建出新的故事。
陈思江不想强调所谓的沉重，只是不想让历史搁浅在过去，只有当这些被反复书写时，才会产生当下的意义，而他们乐队关注的就是当下的生活和身边人事。词语和思考是一种美感，陈思江回忆巡演路上，乐队赶早班飞机，在车里看到太阳渐渐升起来，整个过程特别美，她一直哼唱着哪吒乐队的《U are so great》，她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可你不该忘记英雄般的童年。“英雄般的童年，而不是青年，写得多美好啊”，陈思江说自己喜欢年轻的，热血的表达，季一楠补充，海贼王式的。
采访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采访结束，我们提议去街边市场拍一些有市井感的照片，在一家小蔬菜超市拍了几张后，陈思江顺手称了些青菜装进帆布袋里，背着一包菜走向下一个拍摄地点。第二次采访在她和季一楠家附近，那是他们演完成都专场的第二天，两个人都有一些疲惫，五点多的时候，陈思江忽然问记者，今天可不可以早点结束，电竞比赛的直播马上要开始了，她很想看。
她是重度游戏爱好者，乐队五个人经常一起去网吧打英雄联盟，陈思江表示自己在乐队几个人里水平中等，刘泽同打得最好，至于谁水平最差，她选择保密。最近她好几次梦到国内顶尖的电竞高手要和她成为朋友，梦里还加了微信，她说这可能是一种预兆，“这个就不要写出来了，其实写出来也行，也许他们能看到呢”。
拍摄于2020年成都采访时。旗 /摄
新京报记者汤博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