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主办的“十四五：重启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在京召开。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曹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冯煦明应邀出席。ACCEPT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会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通过线上交流参与了本次活动。

在活动中，研究院发布了题为“开局十四五：经济地理再布局，提振国内经济大循环；经贸关系再调整，开拓国际经济新空间”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疫情加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迎难而上，果断抗疫，精准复产复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出口由于海外疫情停工实现超预期反弹，在全球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全年实现正增长，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就业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因素出现了明显放缓。报告预计，2021年经济增速为8%-9%，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冬春季节疫情发生大规模反弹，全年经济增速可能降至5%左右。2021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经济还有很巨大的需求可以被释放。

此外，对于打造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推动经济地理人口再布局。经济地理人口再布局可以成为一个释放中长期需求的抓手，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的变化相当于历史上1500年的变化，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地理人口的变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本身的变化。我们应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解决制度性障碍，推动经济地理人口再布局，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中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二是保障经济安全底线。后疫情时代各国产业链重塑大概率会加速。进口方面，我国对海外市场存在结构性依赖，应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改善科研环境，同时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朋友圈，继续捍卫和推进全球化。此外，产业链问题必须在有序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关注石油安全和金融安全。报告建议加快石油储备机制改革，放开对商业石油储备的限制，抓住有利时机增加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同时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金融方面加快推动海外上市高质量公司回A股战略；短期内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要做到循序渐进、有节奏地开放；金融机构苦练内功，监管部门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加强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监管，寻求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平衡。

（一）经济地理人口再布局：中国经济新的中长期增长点

1.人口随生产力布局变化变迁

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受气候和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从“北重南轻”向“南重北轻”的变化趋势。放眼海外，德国西部的鲁尔区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凭借丰富的煤矿资源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成为德国经济的中心，后来由于产业变迁和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中心开始逐渐南移到以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为核心的南部地区。美国的经济中心也受政治历史、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技术革新以及自然环境等影响，逐渐从早期的东北部向中西部，到近半个世纪向西部和南部的转移。

2.转变地方GDP考核标准，策划人口流出地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成就，突破了交通、语言、信息、文化和法律的限制，相当于古代中国一千五百年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动能。但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地区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相对滞后，未来劳动力流动所能释放出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通过“大开大合”推动中国经济地理再布局，有望显著提升内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降低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异，提升人均GDP增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为此建议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由考核地区GDP总量增速转向更强调人均GDP增速以及民生发展水平的主客观指标，努力降低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顺应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在策划、安排和布置重大公共投资与建设项目时要考虑人口流出地的发展可持续性，培育符合其比较优势的关键产业、充分确保其长期增长动力。

（二）保障经济安全底线，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1.经贸：逆势增长不宜盲目乐观，科研投入还需加大

经贸方面，2020年海外订单回流、防疫物资出口、跨境电商逆势增长只是暂时的，对此应保持清醒，不宜盲目乐观。后疫情时代各国产业链重塑大概率会加速。更为关键的是进口方面，我国对海外市场存在结构性依赖，如芯片断供的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的“卡脖子”问题突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也仍然大多依赖进口。

这要求我们应改变发展思路，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改善科研环境，为可能的技术封锁做好准备；同时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朋友圈，继续捍卫和推进全球化。

2.产业链：必须在有序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我国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上挤下压” 的全球新“三明治”格局的压力。以美、德、日、英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矛头直指我国，谋求遏制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同时，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发挥成本等特有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对我国造成挤压。短期来看，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都对自身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更加重视，部分外国政客屈从于民粹主义与冷战思维而发动贸易与科技冲突，促使我国部分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向其他经济体转移。中长期来看，这种产业跨国转移是循着相对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的，因而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且历史上不乏先例，比如劳动密集的纺织品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韩国、中国、孟加拉、越南等国的转移。

为合理管理、有序引导产业转移，建议借鉴德、日经验，在民营、中小企业群体中培育一批市场“隐形冠军”，突破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设备与材料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凭借中西部地区的独特优势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同时加大力度“稳外资”并引导外资布局制造业高端环节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

3.石油：对外依存程度较高，未来面临较大风险

201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以上，进口来源集中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存在政治动荡与战争风险，其中大多进口通过海运来自中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出现问题导致海外原油断供，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甚至国家安全都将受到严重冲击。同时，我国石油储备抵御风险能力不足，且与经济体量不相称。目前的储备能力距离国际能源署（IEA）提出的战略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标准仍有缺口，只相当于日本的1/2和美国的1/4。我国的实际战略储备量仅够维持约60天左右，距离美、日等发达国家约长达半年的储备差距明显。

《报告》建议加快石油储备机制改革，放开对商业石油储备的限制，抓住有利时机增加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同时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4.金融：跨境金融风险防范不足，数字金融监管仍需加强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冲突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美国对我国的金融打压、制裁未来可能进一步升级，金融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金融双向开放持续推进，但我国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播的能力不足、认识不够、储备有限；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一些新型金融风险开始出现或酝酿，比如在垄断问题、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领域，可能给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为确保金融安全底线，守护金融安全，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报告》建议加快推动海外上市高质量公司回A股战略；短期内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要做到循序渐进、有节奏地开放；金融机构苦练内功，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核心竞争力，监管部门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加强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监管，寻求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平衡。

新京报贝壳财经编辑 赵泽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