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3日。

 

这里是云南省的最高峰——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

 

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的腹地聚集,为挑战这座处女峰做最后的冲刺准备。雪在持续地下着。22点刚过,位于海拔5100米的三号营地和基地营开始了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次通讯。

 

三号营地:“现在三号营地的雪很大,视线不良。积雪有1.2米厚。”

 

基地营:“需要除雪作业。”

 

三号营地:“我们每隔2~3 小时做一次除雪,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积雪可能会超过2 米。”

(此时,对讲机出现嗡嗡的杂音。)

 

基地营:“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对讲机。”

 

三号营地:“已经更换了电池,现在怎么样?”

 

基地营:“还是一样。是不是因为大雪导致湿度太高的缘故?”

 

三号营地:“终止通讯吧,再见。”

 

基地营:“再见。”

 

22 :15,通讯终止。

 

这是和登山队十七位队员的最后一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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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雪中走下陡坡的转山者们。脚下是数百米的斜坡。


1991年1月3日,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全部遇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

 

登山队员们永远留在了雪山,只留下悲痛的亲人,还有不甘于筹谋多年登山未成的登山部队友们。京都大学登山队的队员小林尚礼,就是其中尤为不甘的一人。

 

当时因要回老家,小林尚礼没有参加此次梅里雪山登顶,因而躲过一劫。当时的他,大学三年级。遇难的队员中,有他的前辈,也有和他同年级的好友。

 

让小林尚礼难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和遇难队友笹倉俊一、児玉裕介在一起的回忆渐渐淡去了,“我怎么这样,我要保留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记忆。”小林尚礼脑海里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亲自到梅里雪山去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可是要到茫茫的梅里雪山找遇难者的遗体谈何容易,尽管之后一段时间中日双方都在积极的寻找,可是一直没有什么收获。


梅里雪山山难纪念碑


当事故已过去七年多的1998年7月,所有人对寻找到遗物和队员们渐渐不抱希望时,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传来了令人激动的消息:有村民在明永冰川附近发现了登山队员的遗体和遗物。中日双方立即组织了搜寻队前往明永村回收遗体遗物。遇难队员家属们也一同前往。

 

也正是这次遗体搜寻行动,改变了小林尚礼的人生。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

 

在遗体搜寻中,小林第一次与遗体发现地明永冰川下的明永村民进行了直接接触,才意识到了当地人对攀登梅里雪山的排斥和憎恶;作为长驻明永村进行长期遗体遗物搜寻活动的执行人,他借住在村长扎西的家中,怀着忐忑的心与当地人交往。在其后多年,他一步步走过曾被他和队友们漠视的雪原与森林、岩石与深谷,深入了解村民的生活与信仰。


扎西村长一家。左起依次是,央宗,扎西,嘎玛次里,卓玛拉姆,弟弟。


小林由此辞去了企业中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探险者,撰写三江源地区的自然文章。在跨越多年的搜寻中,他从傲慢的外来登山者,逐渐转变成为神山的守护者,一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作家。

 

在梅里雪山山难三十周年之际,小林尚礼撰写的《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中文版问世。此书以平实而细腻的文字,记录了令人心碎的恐怖山难,艰辛的搜寻,梅里雪山的神秘风貌,山脚下人们的朴素生活,三次转山之旅和当地生活的变化。其中特别收录了山难遗物胶卷冲洗出的照片,这是山难遗物照片首次公开。

 

下文经授权发布人类学家郭净为此书作的序言以及书中章节“十月 月光下的卡瓦格博”。本文配图均来自《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


《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日)小林尚礼著,乌尼尔译,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版


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

 

作者 | 郭净(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一套纪念丛书期间,小林尚礼提出疑问,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在意?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些含糊,没有让他,也让我自己满意。然而,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并延续至今,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

 

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即把世界划分为有灵性的“人”(human)和无灵性的“自然”(nature),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发端于15世纪的探险运动,其主旨是“文明”对“荒野”和“原始”的探索和操控;而借壮阔山水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亦成为探险运动的核心价值观。


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多克拉垭(4480米)。转山者们虔诚祈祷着在转垭口上的玛尼堆。


20世纪70到90年代,针对喜马拉雅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逐渐脱离了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进入到群雄逐鹿的竞争时代。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激进的一波,却在物资充沛、准备周全的情况下遭遇惨败。其受挫的根源,是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而这种威力,不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更以当地神山信仰的形式呈现出来。

 

梅里登山的挫折,和眼前这场蔓延南瞻部洲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它们都借死亡,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人类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

 

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梅里”的雪山峰,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的雪”(卡瓦格博)。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他不仅具有岩石、森林的自然形貌,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博的庇护,也因此划定了人与神圣世界不可逾越的边界。


所谓“山神”,正是那个拥有庞大力量,能够赐福,也能够毁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的象征。然而,放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自认为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无所不在地侵入神圣的森林、冰峰、湿地、海滩,“荡涤”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同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报复。这冲突的焦点,恰恰是我们面对灾难,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问:自然是否有神性?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


从二号营地眺望梅里雪山封顶(摄影:遇难登山队员)


探险家们裹挟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中,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作为一个怀抱理想,却又身陷“莫斯肯大漩涡”的登山者,小林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开。当然,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了解神山为何物,其实日本人也相信山神,但在他们的文化里,朝圣者是可以登到山顶,对神灵祈祷的。他原本是去搜寻友人的遗迹,就像《缅甸的竖琴》中的水岛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骸,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


1999年8月5日,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村民达娃和小林尚礼前往冰川,拍摄他们寻找罹难者遗物的过程。那时,小林对藏族知之甚少,乃至心怀疑虑。等一个月以后我再去大扎西家时,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一岁的松吉品初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天,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信仰的基础知识。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和深厚的传统,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如同高更和洛克,那个逃避都市,却又受困于山野的叛离之人,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

 

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在探险史上属于例外。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上见证这段传奇,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山改造的故事。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也能在文化与文化、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透进一丝希望之光。

 

山难带来了绝望,却也带来一个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确切地讲,小林尽了人事,但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命,还来自那座绒地的山神,他会无情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但最终解救了他们的灵魂。


用雪橇运送物资的队员们。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雪地,雪质松软,踏之易陷,所以使用雪橇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遗物照片)


月光下的卡瓦格博


作者|(日)小林尚礼

译者 | 乌尼尔


进入10月,玉米已开始镀上一层金黄。10月初已然是雨季的末尾,我和明永村的村民们一起出发,开始了梅里雪山转山之行。

 

梅里雪山位于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地带。因为有南北流向的三条大河以及与其平行的险峻山脉阻隔了东西交通,因此这片山脉被称为“横断山脉”。这三条大河分别是金沙江(长江上游)、澜沧江(湄公河上游)、怒江(萨尔温江上游)。

 

梅里雪山的转山路,是从澜沧江干流经海拔5000米左右的分水岭到怒江,然后再经过分水岭返回澜沧江的漫长山路。从生长着仙人掌的干热河谷出发,经过飘着松茸清香的森林地带,一直爬到遍地高山植物的寒冷垭口,沿途的气候多样性之丰富令人咋舌,难以置信这一切居然属于同一个地区。


从二号营地眺望主峰。二号营地远处的黑点,可能是三号营地的备选地点。(图片为首次公开的山难遗物胶卷冲印影像)


二十天的转山之旅,让我得以用更广阔的眼界去观察这片土地。看到了在大山周边生活的人们,也看到了从遥远的地方专程来转山的信徒们,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梅里雪山作为崇高信仰的存在。

 

结束转山之行后,我意识到了自己对梅里雪山的懵然无知,心里有种被山抛弃了的感觉。但也正因为这种感觉,反而让我下定决心要认真拍摄梅里雪山。我开始计划去体验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不同的季节。

 

转山回来后,发现冰川上尚没有积雪,所以我决定再进行一次搜寻。此时的山里已经完全是一派怡人秋景。

 

这次又发现了新的遗体。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做冰川上的搜寻工作。这一年里共计进行了十次搜寻,确认了七人的遗体。他们分别是佐佐木哲男、工藤俊二、宗森行生、王建华、林文生、井上治郎、李之云。加上去年发现的遗体,已经有十二位队员的遗体得到了确认。与这项工作同时收获的还有另一项成果。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明永冰川流速的正式测量,我们在进行搜寻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实测,得知明永冰川的水平流速为每月32米。另外,从遗体移动的距离可以计算得知,明永冰川的流速在每年200米至500米之间。


遗体搜寻现场。扎西村长他们正在翻越冰河末端的冰隙带。


根据冰川学者的研究,喜马拉雅山脉上冰川的流速,最快的也不过是每年流动数十米而已。明永冰川的流速则在该值的十倍左右。这样的冰川流速,说明了梅里雪山的降雪量之大,以及山岳地形之陡峭。地理杂志和报纸介绍明永冰川时说:“(它)很可能是全球山岳冰川中流速最快的一个。”

 

遇难的十七人中有冰雪和气象研究的专家。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得知了这样一处冰川的存在。

 

10月下旬,雨季彻底结束。我好像从没见过这样澄蓝的天空,一整天都可以看得到梅里雪山。因为夏季里的降雪,山顶上的雪量更多了。

 

周边的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叶从山坡高处向山脚洇染蔓延。地里的玉米已经收割完了,核桃叶子也在慢慢变成金黄色。


遗体收容队的基地营。


转山回来到回日本前的这段空隙里,我开始有机会拍摄夜晚的卡瓦格博。之前虽然也尝试过很多回,但因为夏季天气不好,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这一晚,月将圆。沐浴着溶溶月色,夜空下的雪山清清楚楚。我去到拍摄角度最好的人家屋顶上,摆好三脚架,打开相机的快门,铺上睡袋躺下了。两个小时后闹钟响起,我忐忑不安地睁开眼睛,心想:“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呢?”

 

“太棒了!仍然是晴天!”

 

夜空下的梅里雪山如飘浮的白绢,似乎大山本身就是个白色的发光体,多么不可思议的景象!


关掉快门,我马上进入下一次的曝光。那一晚我重复进行了五次拍摄。眺望着星空慢慢进入梦乡,真真是在幸福的巅峰啊。

 

清晨6点半,天色慢慢亮起来。有点冷,但今天又是个大晴天,相机还开着。7点半,梅里雪山的山顶上映照出一线光亮,这是日出地面的瞬间。薄薄的、桃色的光逐渐变强,很快覆盖了整个山顶。就在照彻山体的刹那,晨光骤然变成了燃烧的火焰般的粉红色,又逐渐转变为橙红色。待到初日的光芒一直笼盖到山脚下,那光又变成了不甚耀眼的金黄色,就像是澎湃的激情回归平静。

 

这个过程其实不过只有十数分钟,我一直目不转睛地屏息凝视。这是我到这里的四个月以来与卡瓦格博的第一次神秘相会。


月光下的卡瓦格博。这座神山从未有人登顶过,山下有灯光的地方是飞来寺村。


10月末,我要离开村子了。那天,我正在屋里打包行李,扎西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走进来。“小林,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回日本喝吧。”他这么说着递给我一壶酒。侧面写着:“临别赠日本友人,明永村长,扎西。”我非常喜欢这个礼物。阿尼和阿佳分别送了一袋核桃和一袋糌粑,硕大的袋子让我感到有些为难,但明白这出自他们的真情厚意,我感激地收下了。

 

扎西说:“虽然近期也许不能再来了,但等到我们头发白了的时候一定能再见面的。”

 

“谢谢!我一定会再来的。”

 

我俩紧紧地握手。

 

对于和他的相识,我的内心有切实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没有保留地信任一个其他国家的人。因为和扎西以及村民们的相处,我关于山的思考发生了变化。梅里雪山不再是一直以来的“攀登目标”而已,而变成了叫“卡瓦格博”的神山。

 

我问阿尼:“您最喜欢哪个季节呢?”

 

“当然是冬天过春节那段时间啦,我们会做山一样多的好吃的,跳一整天的舞呢。”

 

我听到这个回答,心里就暗暗定下了再度拜访这里的时间。

 

傍晚时分,村里的朋友们来告别,还有人带酒给我作为分别礼物。

 

从德钦来的车到了,我们将遗体和遗物装上车。天擦黑的时候,我在村里人的目送下告别了明永村。我们都微笑着约定再见面。汽车开出村子后我再次抬头仰望。和我来时一样,卡瓦格博隐藏在沉沉的云雾中。


“呀拉索!”向着卡瓦格博的晨祷。


作者|小林尚礼 郭净

摘编|李永博

编辑|徐悦东

校对|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