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受访者供图
30多年来，他先后做了四所学校的校长，但“校长越做越小”——从管上千学生到管几十个孩子，从公办到民办，从“择优”到“择差”……
他自称“问题孩子他爹”，还把自己的微信号、手机号、QQ号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旁边附着一句“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
他是詹大年，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对他的评价是，“他把自己‘赤身裸体’地都交给了孩子”。
2011年，詹大年创办昆明丑小鸭中学，这是云南省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当时看到很多孩子被说成差生没人要，一开学这里不要、那里不要啊，太可怜了，当时我想了想，我要把这些孩子收回来，优（等）生我就不要了，只要人家不要的。”
逃学、喝酒、夜不归宿的女孩，打群架、偷母亲手机、多次被其他学校开除的男生……丑小鸭中学的招收对象，就是这样一群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学生。
詹大年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里讲述过很多丑小鸭中学孩子的故事。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跟他保持联系，“9年前，一个女孩因为弃学，被我‘绑架’到丑小鸭中学，后来这个孩子上了大学，在北京工作、成家。结婚时请我喝喜酒，我还欠她一个红包呢……”
十年来，丑小鸭中学先后帮助过上千名“问题”学生。目前，学校在校生有70多个。“他们不适应传统教育，也不接受传统评价。其实他们很正常。”
“问题”孩子都有哪些问题？该怎么管？如何让所谓的“问题”孩子重建自我价值、回归社会？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詹大年，听他讲述“问题孩子”的故事。
詹大年和丑小鸭中学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对话】
“不要因为一门课学不好就把孩子定义为差生”
新京报：你觉得所谓“问题孩子”的问题是什么？
詹大年：“问题孩子”很少很少是真的有问题，大部分是他们遇到了问题却不能解决。
新京报：差生和问题学生的区别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差生几乎等同于问题学生。
詹大年：怎么定义差生？是成绩差的学生？还是行为习惯差的学生？成绩差很正常，成绩和兴趣、能力等有关系。不是说某一门课学不好，就把这个孩子定义为差生。学科和学习是两码事，学科不好和学习不好是两码事。我们可以承认人之间的差异，学不好可以放弃嘛。
但是，现在很多人用学科定义了学习，用学习定义了智力，用智力定义了未来，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其中，还有一个利益问题。有的老师“不把你定义为差生，就说明我不会教书”，这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现在有些教师最缺的是人性。
学习还要看孩子的兴趣，他喜不喜欢这个老师？他当然可以选择啊。如果这个老师本来就不好，他为什么不可以讨厌？讨厌老师他就不爱学这门学科。
新京报：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这些学生普遍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吗？
詹大年：你说的影响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正面，一种是负面。我们学校很多孩子的原生家庭丧失了应有功能。只有物质上的家庭，没有情感上的家庭，家庭的保护功能、陪护功能、抚养功能等都不存在，孩子就没办法体验家庭的概念，这样的孩子很多。
新京报：学生主要来自于城市还是乡村？
詹大年：来自城市的多。事实上，现在城市家庭的功能比农村家庭还要差一些。从我们学校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看来，有三种情况比较多：一是知识分子家庭孩子，第二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第三种是干部家庭的孩子，很多这样的家庭功能反而是缺失的。
新京报：学校男女生比例是多少？
詹大年：女生少一些，男女比例大概3：1。
新京报：如何处理孩子早恋的问题？
詹大年：早恋是正常的，但现在一般学校都不允许。很多成年人把早恋定位为一种品德问题，甚至会把早恋和成年人的“偷情”放在一起评价，认为是很肮脏的事情，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爱情是美好的事情。
我们会疏导学生，教他们如何正确对待爱情和性。我们学校是不允许老师把爱情“品德”化、污名化，把初恋可耻化、处理公开化的。
新京报：学校会有性教育吗？
詹大年：有，必须的。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给学生讲心理上的性、人格上的性、品格上的性，如果只把性教育看作是生理上的性，就太窄了。现在很多孩子得到的第一手性资料，是不完整、不正常的。
管理是激发人性的善良
新京报：这些孩子有个性有想法，难管吗？
詹大年：不难管啊。因为他们有想法，渴望自主、渴望自由、渴望被信任、渴望被关爱，你给他这些不就行了吗？好像我没有管过他们，我觉得不要管，学生不是管出来的。
新京报：对你来说，管理学校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詹大年：没什么难的啊。
新京报：这些孩子不闯祸、不打架吗？
詹大年：打架不是难事。为什么不可以打架？对孩子来说，不会打架是不行的。我告诉他们，架可以打的，但是有3个原则，一是男生不可以打女生，二是大的不可以打小的，三是人多的不能打人少的。
新京报：学生如果打架有处罚吗？
詹大年：不一定会处分，重要的是你要帮他处理问题。要弄清楚学生为什么要打架。
新京报：小孩在学校被同学打了，要不要打回去?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詹大年：一定要帮他分析，如果说对方欺负了你，那么你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一、你原谅他；二、让他跟你道歉；三、打回去。如果前两种方式他都不接受，打回去也是一种解决方式。但老师也要及时介入。
新京报：这样的方式会不会遭到家长反对？家长可能会认为老师没有及时劝阻。
詹大年：这要看你处理什么问题。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在双方情绪很平和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新京报：学校有没有遇到过和家长观点不一致的情况？
詹大年：现在很多老师就怕家长找事。这时候，校长、老师很关键，如果老师讲的道理是正义的，那么遇到天大的事也不怕。
新京报：当这些孩子比较自由、不受约束的时候，是不是心理问题就变少了？
詹大年：不会。孩子不是不受约束，而是一定要受约束的。用规则约束他，一定要帮他慢慢形成规则，被子叠成什么样，牙刷怎么摆，卫生怎么打扫，饮水机谁来管理等。
德鲁克说过一句话，管理是激发人性的善良。95%的人性都是善良的，邪恶的时候很少。即便邪恶，也因为善良的部分得不到认可，可能会激发出他的恶。
新京报：怎样让那些所谓的“问题孩子”遵守学校的规则、建立规则意识？
詹大年：其实很多规则也是可以破坏的，要让孩子搞清楚遵守规则的价值，以及破坏规则带来的后果、遭遇的惩罚。我们每个寝室、每个班级的规则不一样，他们可以自己制定规则，也可以修改规则，自我管理、自我遵守、自我评价。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孩子构建自我价值
新京报：学校课程怎么安排？
詹大年：有国家规定的文化课程和学校的校本课程，包括心理课、兴趣课、社团课等。不管是什么课，目的都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帮助学生找到自我，帮助学生建构关系。
新京报：你的教育理念可以和当前的评价体系相恰吗？
詹大年：其实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学生今天背了明天忘，心里就焦虑。其实，忘了就忘了，学新的就行。放弃也是一种选择，一个人如果没有放弃的能力，没有放弃的智慧，不可能有创新能力。教育的本质、生命的需求、孩子的个体价值，这个才是教育的根本。否则不是教育。
新京报：孩子在丑小鸭上完初中后，还是要升入高中，参加高考，要接受现有社会价值体系的评判，会有问题吗？
詹大年：他们没有问题。当孩子的自尊心得到保护、价值得到认同、生命力得到激发的时候，知识学习就会很快。事实上，学科学习很简单。
其实，学习跟学科不是一码事。学科就是学习、学习就是智商、智商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未来，这个逻辑是错的。
目前主要是评价机制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天花十五六个小时学习，实际上这并不是孩子需要的，反而对孩子是一种残害。
很多专家都说，教育的目的不是面向考试，也不是面向工作，而是要会生活。在我这里，孩子已经学会生活了。会生活，孩子就会认知、会评价，可以认识自己的价值。他才知道生活的方向、意义、目标，知道幸福的体验。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孩子今天考第一名，明天考第二名，还是会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跟他的生命价值没有关系，他被控制了，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新京报：你们学校的孩子是否存在抗挫能力差的问题？
詹大年：我们学校60%的孩子存在抗挫能力差的问题。也有非常差的，有抑郁需要服药的。例如有孩子经常被打击，作业做不完，家长说他不行，老师也说他不行，都看不起他，因为这些原因导致抑郁的。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呢？
詹大年：有。做力所能及的事让他轻松，让他成功就行了。其实，很简单，搞点游戏他就可以成功。学校会设计一些活动，比如策划一场晚会，语言比较好的孩子，就让他主持；文笔比较好的，让他写台词；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兴趣，请他们来控制音响、控制灯光，实在不能胜任的还可以布置场地、负责卫生，每个孩子都参与进来，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
以前他被打压，现在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生命个体价值，重新建构了自己的价值。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核心是认识自己的价值，这才是教育最终目的。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巫慧 缪晨霞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