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上月底,第四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评选名单出炉。至此次评选结束,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中首次出现高校博物馆,一共两家,其中之一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当时开馆仅4年3个月。


在北京的地铁和公交上,不时能见到清华艺博新展览的海报。这种常见于国外城市的文化现象,被清华艺博带入我们的城市日常。在网上,清华艺博也时常因高质量的展览而形成“自发流量”,从而成为“网红打卡点”。


近日,清华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分享了融合中外博物馆发展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疫情冲击的思考。他认为,博物馆一定要重视公共属性,深入参与城市和国家的文化生活。


高校博物馆不能因校门之隔而故步自封,应立足高校的学术和专业资源,具备更开放的国际视野和更前沿的策展意识。清华艺博为了方便社会公众参观,获得特许,开辟了一条连通校外的观众直通通道。在疫情防控期间,这条通道始终联结艺博与公众。


1月11日,清华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选择展品侧重艺术性,涵盖古今中外


新京报:目前清华艺博的藏品有多少,主要有哪些来源?


杜鹏飞:目前馆藏藏品有22915件,绝大多数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自1956年以来的收藏。1999年,原工美和清华大学合并,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立一座博物馆收藏展示这些藏品,不仅有现实基础,也有助于加强清华大学艺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生美育和社会责任履行。


2016年9月10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又接受了国内外捐赠,包括一些艺术家本人、子女、清华校友和机构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有1958级校友王纲怀学长捐赠的一批古代铜镜、吴冠中先生长子吴可雨捐赠的60余件(套)吴冠中作品等,令我们的馆藏越来越丰富。


新京报:可以说清华艺博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收藏为底子,目前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有什么拓展?


杜鹏飞:我们名为艺术博物馆,艺术的属性很清晰,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都紧紧围绕艺术。艺术是很宽泛的概念,工艺美术只是其中一个领域,还有更广泛的美术类别,我们可以称为纯艺术,例如油画、版画、雕塑等。工艺美术加上纯艺术基本上是艺博的收藏特色。我们有一个说法:把古今中外的优秀艺术品带给观众。因此,收藏和展览定位基本上就涵盖了四个维度——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


新京报:2019年,陕西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成为“爆款”。以这个展览为例,怎么理解在展览中呈现“艺术”的维度?


杜鹏飞:这个展览基本包含了陕西中古以前各时期最重要、最精美的文物,这些文物在当时固然各有其用途,但同时又是艺术精品,代表了当时的审美、材料、工艺,甚至政治理念、精神信仰等。我们选择展品特别侧重于艺术性和文化价值,比如青铜器,能说不是艺术品吗?它们本身就代表了当时贵族的审美趣味和取向。


“与天久长”无疑是一个艺术性很强的展览,展览期间吸引了不少考古、历史和青铜器研究专家来看展,有的老师带着学生过来,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学术材料。同样一件展品,在不同展览中可能有不同的角色,如果在其他博物馆的其他展览中,这些器物可能承载的就是另外一种叙事脉络。


2019年10月4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观众在看《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该展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一级文物达189组件。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对待当代艺术要带着温情与敬意,有包容才有多样性和创造性


新京报:什么样的当代艺术能进入清华艺博?


杜鹏飞:过去几年中,当代艺术展览在清华艺博从未缺失过。古今中外四个维度,当代艺术就是“今”这个范畴。当代艺术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结合最紧密,当代艺术也代表着活力,有当代艺术的地方往往有很多话题,甚至很多观念冲突和争议。因为当代艺术很多时候会强调批判性、问题性,就是要激发你的思考。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对当代艺术的欣赏和判断,首先要带有一定的包容性,思考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在解读上要慎重,防止过度解读。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对待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我想,对待当代艺术,我们也要带着温情与敬意,有足够的包容才会有多样性,才会有创造性。只允许一种面貌出现,无论文学还是艺术,都会被束缚,最终失去活力。


把展览海报投到地铁、公交上,让博物馆进入城市生活


新京报:清华艺博的知名度很快就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如何看待服务学校与服务社会的关系?向公众开放对清华艺博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性?


杜鹏飞:大学博物馆的首要使命还是服务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等,对社会开放与否,取决于自身条件。很多大学博物馆还没有条件向社会开放,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完成大学博物馆基本使命的前提下面向社会开放,是大学博物馆应该追求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面向公众,2013年批复成立清华艺博的批文里就特别强调,要努力建成既服务于学校又服务于社会的一流大学博物馆。


这几年,我们在对外传播推广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尝试,很多做法都是开创性的。比如开馆之初为了推广第一个重磅展览——“对话达·芬奇”手稿特展,我们把海报直接投放到了地铁里。这是通过赞助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是按照商业广告投放,成本太高,但我们跟地铁广告公司一拍即合,他们无偿支持了广告位。


我们在国外一些城市能看到,博物馆举办重磅展览时,宣传广告遍布全城。这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很少见到,我们一开始就借鉴了过来。2019年,我们举办“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和“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还把海报投放到了二环路双层公交上。


2016年9月的开馆大展“对话达·芬奇”特展。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还有哪些方面的新尝试?


杜鹏飞:为了筹备“对话达·芬奇”手稿特展,我们在建馆之初就完成了《总体风险评估》(Global Risk Analysis)报告,这是由意大利方指定美国具有评估资质的公司完成的评估报告,在中国大陆应该是第一家开展这种风险评估的博物馆。


特展的展品是从意大利借来的,意大利方面对场馆要求很高,要见到场馆设施评估报告之后,意大利文化部才能批复。对意大利方面来说,这其实也是很大的冒险,因为达·芬奇手稿真迹过去是禁止出境的,现在要到中国展览,竟然还是一个新建成的馆。意大利方面指定了一家美国公司来做风险评估,从设计图到规章制度、紧急预案等,这也是国际博物馆馆际交流的一个通行证。


我们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再做国际交流展就非常方便,2018年去新加坡商借吴冠中的展品,直接把报告发过去,对方马上就认可了。


“公立博物馆基本回避跟私人收藏家打交道,这是一个机会”


新京报:对于藏品数量还不算多的新博物馆,有哪些途径拓展藏品?


杜鹏飞:我们的藏品数量不少,而且整体品质非常高。不过与我们的目标和定位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世纪70年代,方闻先生出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时就讲,“现在是收藏收藏家的时代”。意思是说,博物馆已经很难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向国外派探险队、考古队去挖掘,或者去市场上成批收购某一类藏品,一方面价格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很难系统化。


我认为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到今天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新建的高校博物馆,在藏品方面想要有突破,一定是要跟最优秀的收藏家建立亲密的联系。这又恰恰是中国文博界目前比较避讳和缺失的地方,我们的公立博物馆基本上回避跟私人收藏家打交道,反过来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一个机会。


2019年,我们策划“美育人生——吴冠中百年诞辰艺术展”,得到吴老亲属捐赠的68件(套)作品,还有一批珍贵的文稿以及他生前的用品。之前整个清华只有一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这次捐赠以后,关于吴冠中作品的收藏,我们一下就排进了全球前三。


收藏怕的是支离破碎,成体系的收藏是可遇不可求的。还有一个例子,清华有一位五八级老校友王纲怀,竟三十年之功做中国古代铜镜收藏与研究,以一己之力出了25本铜镜专著,非常了不起。10年前清华百年校庆时他就开始捐赠他的藏品,后来艺博成立,他又捐赠给我们,前前后后捐了三百多件。其中的两汉铭文镜,在整个中国古代铜镜收藏界都很有名气。


这批收藏非常珍贵,因为很系统,不管你去拍卖会竞拍,还是去古玩市场收购,想要构建这样的收藏体系都非常困难。这不单是钱的问题,还有精力、眼力、机遇等。


现场体验无法替代,需对技术发展保持反思


新京报: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很多博物馆都面临永久关闭的命运,国内的博物馆由于体制原因受到冲击较小。清华艺博受到怎样的影响?


杜鹏飞:国内博物馆大部分是国有的公益事业单位,没有客流也不会面临倒闭的风险。但国外很多博物馆几乎没有政府扶持,最近一个报告称,美国1/3博物馆可能会永久性关闭。美国没有国立博物馆,所有博物馆都是理事会管理架构,经费来源主要靠门票与文创、基金会以及社会赞助。


清华艺博在营收方面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学校给的预算能够保障基本生存,但是博物馆要发展,要引进新的展览、举办学术活动、购买藏品,不能完全依赖拨款。我们从开馆之初就努力寻求各种赞助和捐赠,建立了博物馆发展基金,利用基金筹款支持博物馆发展。


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我们前期一点点积累声誉,有了良好的声誉和影响力,就会吸引更优质的捐赠。我们也希望通过自身的经验,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探索更多更好的模式。


新京报:疫情后全球很多博物馆开展了在线服务,你怎么评价这样的尝试?


杜鹏飞:利用线上手段弥补疫情冲击导致的博物馆使命中断,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展览、讲解、公共教育等都可以利用线上方式继续开展。


在去年疫情暴发之初,我们就思考该做些什么。去年3月5日,我们联合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发起“窗口”疫情图像档案征集活动。提出概念后的三周内,从世界各地发来1600多封邮件、6000多件作品。经过专家评审和观众线上投票,4月26日,我们在实体展厅做了一个展览,线上观众参与量数以百万计,仅开幕式直播就吸引了40余万观众观看。


2020年4月26日,“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在清华艺博开展。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整个活动好像一次行为艺术。疫情的冲击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可以“无中生有”做这样一件事。


但另一方面,线上观看无法替代观众对展品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们走进博物馆,不仅是去看一个平面化的东西,博物馆是一个立体的场域,拥有整体的氛围,这种现场的体验是线上无法替代的。


VR、AR、AI这些新技术手段的发展无法回避,一定也会形成未来博物馆发展的某些趋势。我们也要保持反思,因为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并不都是正向的,技术总是好像克服了一些旧的问题,但又带来一些新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警醒。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浦峰

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