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业化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然趋势，学术体制要求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内以追求知识的创新。这也让学术知识离大众变得越来越遥远。作为连接学术圈和大众的桥梁，学术通识写作变得尤为重要。一种知识和观念只有被更多人认识到，才能具有更高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罗翔和刘擎无疑是当下学术通识传播中的佼佼者。

刑法学似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是，去年罗翔生动幽默的刑法学课程在视频网站“出圈”了。他将论文和黑板上的刑法学带入大众领域。罗翔的讲课启发了更多人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法治精神。刘擎则通过像《奇葩说》这样的综艺节目，将学院里的哲学思想，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扩大哲学本身的影响力，这也让更多的普通人有机会和兴趣关注到刘擎，进而关注到哲学这个学科。

1月16日，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活动上，罗翔与刘擎就“通识写作的当下性”展开对谈。

专业学者在通识写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通识写作才能具备学术的专业性又能具有很高的传播度？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我们与他人之间所存在的分歧，通识写作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做研究的时候，学者们似乎都要遵守价值中立原则，在通识写作中，写作者需要规避自身的价值立场吗？

罗翔的作品《刑法学讲义》获得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年度通识写作”，在颁奖典礼上，刘擎为罗翔颁奖，同时也就当下的通识写作展开了一场对谈。

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新京报：通识写作是知识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要学点哲学”“每个人都要学点经济学”“每个人都要学点法学”，在这些年，这样书名的书有很多。但是，有一定“问题意识”的通识写作却不多。在法学，以及哲学、政治学的通识写作中，你们感受到的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罗翔：作为法律专业的学者，我们可能都有一个毛病：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中加上一些不着边际的价值——我们总幻想法律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又希望，法治精神能够被越来越多人认同。

法学通识写作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普及法治精神。对很多人而言，刑法学是很高冷的学科。我想通过普及刑法学基本知识，告诉大家这些知识背后的法治精神是什么。我想提醒大众，刑法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的，刑法还有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并在当中寻找平衡的功能。法治精神是真正意义上民众所需要认同的法律体系。

新京报：对于一个人而言，法律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而哲学思想是不确定的，人太复杂了。刘老师怎么看？

刘擎：我同意罗翔所说的。学者想要为大众写作，只有文笔好是不够的。一般的学者为大众写作时，他们的视角都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的，这并不是大众最关切的视角。

大众更关心跟现实社会有所联系的东西，而且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到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要站在公众生活实践的角度来提问题。

对于我来说，哲学和思想是可以让我们反思现实生活中的自己的。我们如今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各种机制、市场竞争和成功的生活等，背后都有一套理念基础。这些理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所以也都有着其局限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哲学和思想能够帮助大家反省自己、追问自己，让自己有更高的自觉性，这是哲学思考的根本所在。通俗地说，哲学能让大家成为一个明白人。

在《奇葩说》中的刘擎。

二、我们要拥抱狐狸式的智慧

新京报：在过往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看到你们和其他做通识写作的学者们都在做传播的工作。其实，传播就要让受众感觉到，你们所讲的这个事儿与自己有关。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面对同样的公共事件，我们往往有可能会出现观点不和、相互“拉黑”、连朋友也做不了的情况。当个人观点与友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通识写作能让我们了解更多基础知识和逻辑，从而理解彼此，以达到“求同存异”吗？

罗翔：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处在观点冲撞或者观点割裂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类的思想家大概分为两类：一元的和多元的。我们希望大家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又能认可对立观点的合理性。

通识写作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希望大家拥有狐狸式的智慧：变得多元、包容。法律本身就是一个被动性的创作。我刚才说过，法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但法治同时又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保持足够的警惕，害怕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会变成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太过渺小。很多时候，法治是拒绝最优选择的。法治精神提醒我们，对最优选择的追求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最糟糕的选择。

在争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认知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拥抱狐狸式的智慧，而不要拥抱刺猬式的智慧。

在b站中“出圈”的罗翔。

刘擎：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看看美国大选都吵成什么样了。我们存在两种不同看待争议的视角。有人认为，政治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敌我关系，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掉敌人，所以要与敌人进行决战。有一种比较理想化的视角认为，分歧是能通过沟通得到解决的，沟通能尽可能地为达成共识提供基础。

我们有很多的分歧，其中一些分歧是比较粗糙的，是一种低级的分歧。这种分歧叫“不合理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一种认知错误。另外，在另一些分歧中，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因此，达成共识意味着，如果我们都不能消灭对方，我们就要跟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不一样的人共同生活。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武力消灭对方，现实要求我们学会跟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共处。这就是古代人讲的“求同存异”。“求”是征求，这是非常难的，不是简单的获得，也不是在现成观点中寻找重叠的共识。

“求”是要需要通过辩论、沟通、竞争，甚至很深入对话才能达成的。哲学告诉我们，如何让一个话语显得有道理、有根据。尽管如此，观点对立方还会有很充分的论据，让彼此的观点仍然达不到一致。但这并不要紧，好的社会能容忍一定的分歧，让分歧不至于变成恶性暴力。这也是法律所提供的底限。法律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基础。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在社会在有更多的分歧时，也能有更多的途径达成共识。

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活动上，刘擎为罗翔颁奖。

新京报：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我们要坚守什么样的底线。现代学术写作难免受价值影响，但是研究者在材料收集、分析和写作过程中仍会追求“价值中立”。通识写作传播的是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时需要隐藏或规避个人的价值判断吗？写作者必然会去和读者“共情”吗？

罗翔：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很值得提倡的。研究者要进入研究对象，但是又要超越研究对象。所以，法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又要超越民众的边界。这里面包含反思性的东西。

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其本身也是在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路径中被提出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价值中立的进入和超越，把人类看得太高了、太理性了。人不是圣人，人是一定会有情绪的。假如今天中午我跟我太太吵了一架，我的情绪肯定不好，这肯定会影响我的很多判断，即使我在极力避免。

每个人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一定都会带有某种价值观的。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偏激的态度，但我并不掩饰我的价值观。不过，我知道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我需要倾听和尊重整个法学学术共同体千百年来所累积的价值，并将这些共通的价值观传递给民众。我没有高高在上地给读者训话。我们需要学会交流、共情、倾听、尊重。这是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浅薄的看法。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作者: 刘擎，版本: 得到｜新星出版社， 2021年1月

刘擎：我认为价值中立原则本身不是一种价值中立，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价值中立包含了两类价值：一个是在做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时候，如果有一种价值优先，就会妨碍我们看到其他价值；另一个是在科学探讨中，我们不要事先觉得谁是对的，不要先入为主。

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价值中立是很难的。韦伯讲的价值中立往往会被一些人误解。要做到韦伯说的价值中立，恰恰不能忘记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对自己的价值观有自觉意识，而且时时保持警惕，这才能接近价值中立。

价值中立不是不谈价值，而是要让我们站在和我们观点相左的立场来看问题。价值中立要把价值立场呈现出来，展开价值纷争，让大家进行思考，而不是回避价值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接近真正的价值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