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5日零点，虾米音乐播放器将正式停止服务。这款成立于2008年的音乐软件，曾陪伴无数人度过失眠的长夜、漫长的旅途或欢乐的派对。人们惋惜虾米的离去，为了这里所拥有的一些音乐人独家版权，为了这里根据自己音乐喜好和收听习惯创建的5亿多个歌单，更为了伴随着音乐所带来的所有或悲伤、或愉快、或愤怒、或温暖的回忆。

看似“无用”的音乐，何以对我们如此重要？加拿大音乐制作人兼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廷在其《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一书中，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将音乐分为友谊之歌、喜悦之歌、安慰之歌、知识之歌、信仰之歌和爱之歌，而它们的主题恰恰代表着它们的“功能”。

在“安慰之歌”一节中，列维廷讲述了一个由不尊重他人音乐品位所引发的血案。洗碗工艾迪播放的《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被老板维克多嘲笑。但这首歌是他入狱的哥哥为他录制的，代表着他对哥哥的想念和哥哥出狱的希望。愤怒之下，他抄起了厨房里的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歌单，凝结着我们珍贵的记忆和情感，也给予我们独特的安慰和陪伴。“安慰之歌”是怎样驱散我们的悲伤、给人们重新振作的勇气的呢？

以下内容节选自《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一书，较原文内容有所删减修改，文中图片和小标题均由编者所加，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加]丹尼尔·列维廷

摘编丨肖舒妍

《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加]丹尼尔·列维廷 著，林凯雄 译，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1

一首歌引发的血案

我年轻时打工的松饼店，有个叫艾迪的洗碗工。有一天，他抄起一把厨房用刀，向店长维克多冲了过去。他们俩在餐厅里飞奔，维克多勉强领先艾迪两步；在试图摆脱困境的同时，维克多撞倒了一摞高椅子和几个瘦骨嶙峋的年轻女服务生。“我要宰了你！”艾迪在维克多逃进后厨的时候大叫，周日上午来用餐的客人们都目瞪口呆。

他们俩在餐厅的大堂与后厨之间绕了整整两圈，维克多撞翻了一碟玻璃杯，艾迪毫不犹豫地踏过满地碎玻璃向他冲过去。当他经过我面前时，我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拦下了他。刀子从艾迪手中直直地落下，插进了他的脚中。就在其他员工帮艾迪把刀子拔出来的时候，维克多逃进停车场，开车跑了。我继续煎我的松饼，艾迪则一瘸一拐地从侧门离开。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在餐厅里见过他。

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首歌——不是随便哪首歌，而是托尼·奥兰多与黎明乐队的《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虽然我不太理解艾迪为什么走到了非拔刀不可的地步，但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维克多认为艾迪寄托了强烈个人情感的音乐是“不合时宜”的，将艾迪狠狠嘲笑了一番。可是，话说回来，什么是“合时宜”的音乐，是我们这群流落到俄勒冈州新港市山宝连锁松饼店的可怜人从来无法达成共识的事情。我们都在音乐中寻找慰藉，也正是音乐的这种魔力，带我来到了新港市。

纪录片《寻找小糖人》截图。

在山宝连锁松饼店的后厨里，我们摆了一台小型磁带播放机。后厨是我们用来放置大型冰箱、备料和洗碗的地方，我在这里准备松饼面糊，女服务生则在这里把廉价的杂牌糖浆灌进木屋牌糖浆的瓶子里。

我们的洗碗工艾迪是个壮实、高大、行动有些笨拙的家伙，连初中都没毕业。艾迪很敏感，心肠也很好。每天他都会横跨整个餐厅，只为给我一块松饼。艾迪以为这块饼是他趁大家不注意时偷来的，所以会用餐巾纸包好，像颁发奖品一样郑重其事地给我，嘴里还一边唱着：“你认识松饼人、松饼人、松饼人吗……”这场仪式安排得如此精心，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员工可以免费享用松饼，而且我是厨师，这些饼就是我煎出来的。

松饼店的店长维克多在拉斯维加斯长大。维克多就是雇用我的那个人，当时他才上任 2 天，当地人都不喜欢他。“你真是让我万念俱灰。”要是有哪个女服务生做事的时候手脚稍慢了点，他就会这么说。如果说在洗碗工艾迪之外，还有哪个人会让女服务生们感到不自在，当属维克多了。

松饼店的女服务生们做了一张精选磁带，她们最常在后厨播放的是这 6首歌：

1. 至上女声乐队的《我的男人》（MyGuy · The Supremes·1975）。和玛莉·韦尔斯（MaryWells）的畅销金曲版本比起来，这个版本还挺罕见的。

2. 塔米·温妮特的《挺你的男人》（Stand By Your Man · Tammy Wynette · 1969）。

3. 艾迪·拉比特的《我爱雨夜》（I Love a Rainy Night · Eddie Rabbitt · 1975）。“因为他好帅哟！”她们会这么说。

4. 比吉斯乐队的《百老汇之夜》（Nightson Broadway · The Bee Gees · 1975）。

5. 瑞克·狄斯的《迪斯科老鸭》（Disco Duck · Rick Dees · 1976）。

6. 莫琳·麦戈文的《隔日早晨》（The Morning After · Maureen McGovern · 1972）。

虽然维克多容忍这些女服务生放她们喜欢的音乐，但他也准备了自己的精选磁带。当他在后厨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营业前和打烊后，无论播放机正在放什么，他都会把它拿出来，换上自己的磁带。维克多最爱的 6 首歌如下：

1. 波士顿乐队的《前戏久久》（Foreplay/ Long Time · Boston · 1976）。

2. 艾迪·曼尼的《天堂两张票》（Two Tickets to Paradise · Eddie Money · 1977）。

3. 快速马车乐队的《一直爱你》（Keepon Loving You · REO Speedwagon · 1980）。

4. 堪萨斯乐队的《浪子一直闯》（CarryOn Wayward Son · Kansas · 1976）。

5. 冥河乐队的《女士》（Lady ·Styx · 1973）。

6. 杰斐逊飞船乐队的《我们建造了这座城》（We Built This City · Jefferson Starship · 1985）。

当《女士》登场的时候，维克多会拱起背来，假装在弹吉他，像摇滚巨星那样嘶声竭力地对嘴型，还不时用余光观察四周，看有没有女服务生在欣赏他的男子汉魅力。

艾迪则喜欢听重金属乐，他有一盒他的哥哥入狱前帮他录制的磁带——艾迪的哥哥殴打了3 名警察，用的还是被打警察们的警棍。这盒磁带里的6首歌如下：

1. 雾帽乐队的《为路痴狂》（RoadFever · Foghat · 1973）。

2. 许愿骨灰乐队的《战士》（Warrior· Wishbone Ash · 1972）。

3. 黑色安息日乐队的《偏执》（Paranoid· Black Sabbath · 1970）。

4. 犹大祭司乐队的《自由奔跑》（RunningWild · Judas Priest · 1978）。

5. 范·海伦乐队的《与魔鬼赛跑》（Runnin’ with the Devil · Van Halen · 1978）。

6. 托尼·奥兰多与黎明乐队的《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 · Tony Orlando & Dawn· 1973）。

《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专辑封面。

在前 5 首歌曲中的任何一首播放时，艾迪工作起来都会分外投入，把碗刷得比刚出厂时还干净；他还会做出类似跳舞的动作，将支撑其庞大身躯的重心点在两脚之间换来换去，把脚下厚实的橡胶地垫都磨穿了。不过，一旦《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响起来，他一定会定住不动，头微微倾斜，双手垂在身旁，把重心固定在一只脚上。在艾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囚犯终有一天会回家的故事。

起初，艾迪和维克多还会互相礼让播放机的使用权，但形势急转直下。维克多不喜欢艾迪的重金属乐，觉得这种音乐对餐厅来说“不合时宜”。他只要听到艾迪的磁带，就会换上他自己的磁带。不过一等他离开，艾迪就会换回自己的磁带，但这往往又给了维克多换掉它的机会。不过，纯粹是因为某种巧合，维克多从没在艾迪的第6首歌响起时走进后厨，看到艾迪没有工作、心事重重的发呆模样，直到那个周日的上午。

出事的那一天客人特别多，维克多放上他的磁带，走到煎锅旁，向我示范总部新推出的早点套餐。维克多的磁带放完了，过了两分钟，我从后厨门口瞥见艾迪打开了播放机的卡槽。维克多的磁带弹了出来，掉进了地上的一摊肥皂水里。艾迪无视那盒磁带，把自己的放进了卡槽。因为他上次听完没有倒带，所以播放机直接从第6首歌开始播放。

托尼·奥兰多唱了起来：“我刑满出狱，踏上回家路。”维克多对我做了个鬼脸，冲进后厨质问：“是谁在放这个鬼东西？”他快速扫视全场，然后就注意到了一动不动的艾迪正盯着洗碗槽发呆——“艾迪！你为什么不干活？”可艾迪仍然站在那里，无声地跟着音乐对嘴型。

维克多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提起裤管走过去，用嘲讽的语气对艾迪说：“拜托，不会是你吧？是你在放这首娘娘腔的烂歌？哈——哈——哈——！”维克多不只是大笑，还一边捧着肚子，一边拍着自己的腿，和漫画里的人一样夸张。他把手臂张得老开，转过身来对着没什么人的后厨宣布：“我早就应该知道，只有笨蛋艾迪才会放这种愚蠢的音乐。”

“不准说我笨。”艾迪仍然盯着满是肥皂水的洗碗槽，背对着大家，“我是不聪明，不过我也不笨。”

但维克多可没停下来，他用夸张的下行音阶唱了起来：“喔——喔！洗碗硬汉喜欢听小宝宝的歌——小宝宝的歌！”他又笑了一阵子，还用手指着艾迪。

“够了。”蒂芬妮轻轻地说。

维克多抓住了艾迪的手臂，可他的手太小，圈不住艾迪粗壮的前臂，“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笨蛋！”

艾迪转过身来，他在哭：“这首歌……是在讲我哥。”

“哟，你哥哥呀？”维克多继续嘲弄他。

蒂芬妮又开口了，这次她的声音大了点：“拜托，维克多。拜托你不要再讲了。”

“笨蛋，我有他的消息要告诉你：你哥不会回家了。你上礼拜没看报纸吗？”维克多奚落不识字的艾迪，“那三个警察里有一个死了，你哥那碗牢饭要吃很久啰！不会有什么人给他系黄丝带啦，不管是老橡树，还是其他什么树——唯一需要系的应该是那个吊死他的绳圈吧！你在听吗，大白痴？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艾迪气得从维克多手中抽回手臂，从洗碗槽里抓出一把湿淋淋的刀子——他满眼是泪。维克多整个人向后一弹，踩烂了地上的磁带，他从后厨跑回前厅的煎饼区。艾迪紧随其后，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吼大叫，顾客们既惊讶又吓得不知所措，而此时托尼·奥兰多还在轻快地唱：“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漫漫三年已过／你是否还想着我……”

我们再也没在松饼店里见过艾迪。几个月以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他哥哥在州立监狱的持刀械斗中丧生。我倒是在街上几次遇见艾迪在失业服务处排队，每次我都停下脚步向他打招呼。他叫我“松饼人丹丹”，我们再也没有提过那个周日上午。

维克多颁布了一条新规定：只有他才有权在后厨放音乐。维克多还雇了新的洗碗工（一个盲眼男人），数落他个没完。“这盘子上有个污点，”维克多会这样说，然后举起一个干净得无可挑剔的盘子，“你得再洗一遍。这次注意点喔，难道你感觉不到这个污点吗？我以为你们瞎子的感觉都超级敏锐的，你真的感觉不到吗？”

2

为什么音乐能带给我们安慰？

在我工作过的许多地方，音乐都能帮助员工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工作日。当然，没有哪首歌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想让每个人都开心并非易事，不过，如果能达到某种平衡，音乐就有助于打破单一的工作节奏，让人们在做没意思或压力大的工作时感觉好一点。

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会在手术室里听音乐，甚至脑神经外科医生也是！在我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车库里的播放机从没停过，当时总放流行的摇滚音乐电台。在麦吉尔大学，一个大办公室里有 8 ~ 10 人，每个人的计算机都配备了立体声扬声器和重低音喇叭；如果不同类型的音乐开始打架，我们也可以戴上耳机。我还经常看到学生在做统计分析或脑成像分析时听音乐。无论是在公交车站、超市收银台，还是在门诊挂号处，我们都会在排队时听音乐，这似乎也是为了安抚我们的情绪。

另一类不太典型的安慰之歌，是为那些不受重视或权利被剥夺的人创作的歌曲。有些青少年觉得自己被误解、被疏远，感到非常的孤单，他们可以在倾诉了类似疏离感的歌曲中找到寄托。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社会中，许多青少年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属于那群很酷的人。友谊之歌在建立社交纽带的同时，也能给他们带来安慰。

歌手贾妮斯·伊恩。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去听音乐人唱那些还没有在公众话语中被广泛讨论的事——开放的性关系、在学校里偷偷抽香烟或大麻——想想布朗斯威尔车站乐队的《在男更衣室里抽烟》和动物乐队的《烟草路》。这些歌曲含蓄地传达了这样一则信息：“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你并不孤单，你的想法和感觉都很正常。”贾妮斯·伊恩的《十七岁》（At Seventeen · Janis Ian · 1975），面向的就是数百万认为自己缺乏魅力、与主流格格不入的青少年：

献给那些了解痛苦的人

了解永远不过情人节的滋味的人

献给那些打篮球选队友的时候

名字永远不会被叫到的人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的世界和现在比起来年轻很多

他们会免费赠给我这种丑小鸭的

只有梦想

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迈克尔·斯戴普（Michael Stipe）与他的快速眼动乐队（R.E.M.），以及曾加入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后来单飞的莫里西（Morrissey），都用他们倾诉了抑郁、孤独与疏离的歌曲触及了无数听众。如今，觉得自己被误解的中学生们则会听嘻哈或说唱，比如库里奥的《黑帮乐园》（Gangsta’s Paradise · Coolio · 1995）： 

我的人生，非死即生，我还能说什么？

23 岁的我，可以撑到 24 岁吗？

这世上发生的一切，我是一点也不懂

有些安慰之歌采用了排比句型，这样做是为了给面对危险或死亡的人带来安慰。在《死亡不是终点》（Death Is Not the End · Bob Dylan · 1988）这首歌里，鲍勃·迪伦采用了听起来既庄严又具有麻醉效果的排比句型： 

当你感到悲伤孤单，当你的朋友不在身旁

请记住，死亡不是终点……

当城市陷入火海，当尸体开始燃烧

请记住，死亡不是终点。

和许多歌曲一样，这首歌想表达的含义很模糊。迪伦是在对某个刚痛失好友的人唱歌，安慰他好友并未真正死去吗？还是在暗示歌词中的“你”可能有自杀倾向，需要安慰？无论如何，这首歌都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一扇门，你会继续活下去。这比告诉人死亡会终结一切更能抚慰人心。

歌手鲍勃·迪伦。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迫切需要安慰。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这种有预谋的突发式袭击着实出人意料。此事损害的不只是国家尊严，还有民众的安全感。许多新闻评论员都指出，有些美国人在事发数周后接受采访时，仍能明显表现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但还没表现出想要报复的攻击心态——这些在稍晚时分才显露出来的攻击心态，可能是受到当时政治言论的影响。

事发后没多久，广播电台、电视台、火车站、公交车站，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场所都开始为美国民众播放音乐。他们都放些什么呢？不是有军事色彩的国歌，而是欧文·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创作的《天佑美国》。

洛杉矶的犹太教拉比暨精神领袖优素福·康福斯基表示：“在民众想要找点什么来表达情感、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时候，这首歌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真正的国歌。这首歌的力量真的很惊人，那么简单的旋律就能把国家团结起来，既抚慰人心，又给予我们力量——它跨越了所有分野。”

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或者意识到有人了解自己，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好许多。和一首好诗一样，一首好歌可以赋予一个故事某种普世性，让我们意识到这世界上还存在着比我们或我们自己的问题更大的事物。

艺术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是因为它把我们与某种更高层次的真理联系在了一起，赋予我们某种世界公民的感觉——简而言之，就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这就是安慰之歌的全部意义。

3

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在伤心难过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听悲伤的音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乍一看，快乐的音乐才应当振奋人心，但研究结果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会分泌催乳素（prolactin），这是一种具有镇静效果的激素。悲伤会造成生理上的变化，这种适应反应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们储存能量，让我们在受到创伤后重新规划未来。不过，化学分析表明，不是所有的泪液中都含有催乳素——它不在我们因喜极而泣流下的泪液中，不在双眼干涩或受到刺激时分泌的泪液中，只出现在我们感到悲伤时分泌的泪液中。赫龙认为，悲伤的音乐可以“骗过”我们的脑袋，让它分泌催乳素来响应我们通过音乐想象出来的无害的创伤，从而调节我们的情绪。

除了神经化学层面，我们还能在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层面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悲伤的音乐听起来令人感到安慰。当我们感到难过或抑郁时，我们常常也会感到很孤单，仿佛与他人失去了联系、没有人了解自己。快乐的音乐在此时听起来可能会特别恼人，因为我们会感到自己更孤单、更不被了解。如今我回想起来，山宝连锁松饼店的店长维克多可能就有些抑郁，于是他把这种无力感发泄在比他弱小的人身上，这样看来，托尼·奥兰多那首调性欢快的歌曲，就足以让他抓狂。

在难过的时候听悲伤的歌通常能抚慰人心。克罗斯表示：“这基本上就是在说，现在有另一个人陪我站在悬崖边上了。这个人理解我，了解我的感受。”哪怕这个人是陌生人，这种关系也能帮助我们度过恢复期，因为仅仅是被理解的感觉，似乎就能让我们好许多，这也是谈话型心理治疗对治疗抑郁症效果显著的原因。除此之外，抑郁的人会这样想：“我现在正经历的事情，这个人也经历过。现在他已经恢复，还能坦然自若地讲述这件事。不仅如此，他还把这段经历转化为了美妙的艺术创作。”

悲伤的歌能让我们感到自己被理解，感到自己不再孤单；悲伤的歌也能让我们抱有期望——如果别人也能熬过来，或许我们也可以做到。悲伤的歌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因为创作者和演奏者用痛苦的回忆为我们带来了美学上的享受。多年前在瓦德港客栈的那个晚上，对情绪消沉的听众来说，是艾提安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对已经走出困境的听众来说，艾提安则提醒了他们自己走过的漫漫长路，让他们回望自己是如何成功地在人生的下一个低潮来临前，用片刻的安宁取代了绝望。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伤心的时候听慢歌》。作者：[加]丹尼尔·列维廷；摘编：肖舒妍；编辑：石延平；导语校对：李铭。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