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广琛


傅聪(1934年3月10日-2020年12月28日)2007年4月在湖北剧院举办钢琴音乐会。图源IC Photo


并不多见的知识人


我与傅聪有近二十年的交情,不过年龄相差半个世纪。于我而言,他亦师亦友。小时候着迷于他的录音,练琴是一句一句跟着他的演奏来学的(虽然怎么也学不像),所以对他特有的分句、语调、口吻,全都了然于心。在思想上,他是对我启迪最大的人,直接影响了我选择比较文学与音乐学作为职业。这固然因为他是大音乐家,但他脑子里有一个浩瀚的宇宙,对文学、艺术、历史,都有远超凡俗的睿见。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如他那般经历巨大苦难的数不胜数,学问如此渊博的也不是绝无仅有。但是像他那样头脑清醒,能把握自身遭遇与历史格局平衡点的人,恐怕并不多。


我最后一次与傅聪见面,是在庚子年初,疫情肆虐伦敦前夕。当时他背部动完手术,行动不便,但有朋自远方来,老人家当然是开心的。记得临走前他最后的话是:“精力不如以前啦。”话虽是微笑着说的,其中却略带抱歉与无奈。的确,以前与他见面,常在演奏会后,总是聊至凌晨两三点,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却精力充沛,说起在意的话题滔滔不绝,而且慷慨激昂,一如他的演奏风格。


他的记忆力更是惊人:几十年前与哪个指挥家合作,演奏哪些曲目,又或者父亲有哪些故旧知交,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音乐本来可以是单纯的娱乐,但听傅聪的演奏,总是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他在音乐中注入的情感,不是清茶,是高度数的烈酒。这固然跟他人生经历有关,也是气质使然。我听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风华正茂时候的录音,已经如此。这种性格的人,很敏感,甚至会很极端,其实也很脆弱。但恰恰因为脆弱,所以伟大。这听起来不合逻辑,但我可以引用傅聪自己的话来解释。


“脆弱”是一种艺术风格


与傅聪聊天,不时听他提起音乐界的好友,比如钢琴家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和巴伦博姆(Daniel Barenboim)。他们三人刚好是三种各具代表性、差异极大的类型。傅聪说阿格里奇是“pianist”(钢琴家),因为她自然而然就能解决钢琴技术上最难的问题;这是天赐的直觉,要让她解释,她还不一定说得清楚。而音乐很多貌似形而上的东西,本质上就是技巧问题。巴伦博姆则是全面的“musician”(音乐家),因为他是思想型的,永远不会犯音乐中的“文法错误”,一下子就能准确地把握和表现作品的肌理。而傅聪自己是“artist”(艺术家),他还特别强调,这样说好像是要抬高自己,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对“艺术家”唯一的定义就是vulnerability,这恰恰不是一个优点。他原话用的是英文,觉得没法翻译,我只能勉强译成“脆弱”。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看得到可望而不即的理想境界,并会不惜一切追求它。但正因为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追求的过程是艰难甚至痛苦的,而且始终伴随着失望,没有真正达到的一刻。其中会有落寞,会有挫败,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这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但另一方面,这种“脆弱”,又会激发起更强大的勇气与精神力量,他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因此而更加动人心魄。傅聪的一生,都处在这种状态中。他绝少对自己的演奏满意过,这并不是自谦,也不是夸张,而正是他的真实心境。


如果用跨界的例子来解释他所说的这种“脆弱”,那么不妨把巴伦博姆比作钱锺书,把傅聪比作王国维。钱锺书先天就拥有天才的所有优势,也很早就看清楚了自己的宿命,所以他不会自我怀疑,不会走弯路。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用一生去把自己的天才转化成一部部不朽之作。他有智慧,进退有度,非到迫不得已,绝不浪费自己的才华和学术生命。王国维则相反,虽然年纪轻轻就写出《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却又在三十岁上尽毁少作,彻底否定自我,重头做古史研究,正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他还是没有逃脱疑虑与困惑,没有战胜自己的“脆弱”,以自杀告终。要问钱锺书和王国维谁伟大,那必然是一样的伟大。但要说钱锺书和王国维谁更触动人心,恐怕是王国维,因为他展现出了理想境界映照之下,人性最脆弱而真实的一面。


傅聪并不是阿格里奇、巴伦博姆那种轻易就拥有技术优势的钢琴家,他有很多缺陷,但对于艺术中最高的境界,他从来看得很清楚。傅聪厌恶媚俗。肖邦很多流行的旋律,傅聪都避之不及。他不断演奏的,偏偏是那些“不好听”的作品。他以肖邦成名,而要让我选择唯一一首他的代表作,则当数肖邦晚年的幻想波兰舞曲(Polonaise-Fantaisie)无疑。这首作品是肖邦毕生最后的巨构,演奏时长近十五分钟,晦涩古奥,悲壮苍凉,没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代表了肖邦最高的成就。用傅聪的话说,这种境界接近李商隐的诗,因为情感和意义太复杂浓烈,交织在一起,化都化不开。


傅聪曾在纽约演出的签名节目单。


东西文明相融中的“曲目取舍”


那么,傅聪是什么时候领悟到晚年肖邦的这种境界的呢?我收藏的傅聪唱片中最早的一张,是1953年捷克出版的黑胶,其中就有这首幻想波兰舞曲,那时候傅聪十九岁,其演绎却是惊人的成熟、深刻与自如。当别人一辈子都在俗气地演奏肖邦圆舞曲的时候,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就已选择录制肖邦最深刻宏伟的遗作,而且对它的意蕴了然于胸。这是何等的天才?其实不止这一首作品能说明傅聪非凡的领悟力;肖邦晚年的c小调玛祖卡(作品56号第三首),最后两首夜曲(作品62号),全部都是最艰深、最不讨喜,但却最伟大的音乐。很多钢琴家即使不对它们敬而远之,也是小心翼翼。而傅聪却从演奏生涯的开端,就专注演奏它们。直至晚年,依旧在不断打磨,摸索出新的境界。


还有一段往事不可不提。傅聪少年时,曾与傅雷争吵,还因此离家出走多日,因为傅聪认为贝多芬抒情的G大调第十小提琴奏鸣曲代表了他的巅峰;而傅雷则说充满戏剧冲突的第九奏鸣曲“克罗采”,才是学者公认的杰作。在傅雷看来,一个毛头小子,才读过多少书,就敢推翻学者们的公论?但是以音乐直觉先行的傅聪,可不管什么学者的说法。多年之后,我专门再问傅聪,觉得哪一首境界更高?傅聪说,那当然还是第十奏鸣曲!


从傅聪对曲目的取舍,就能看出他的文化修养。他擅长的贝多芬,都是偏“抒情”而隽永的曲目,比如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晚期的几首奏鸣曲等。因为傅聪觉得,它们没有贝多芬笔下常见的、“主义”式的大道理。西方的传统,有一套从巴赫到贝多芬、“端着架子”的正典。但傅聪强调从亨德尔到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的人文主义系统。再加上他醉心的斯卡拉蒂、海登、舒伯特、肖邦、德彪西,构成了对欧洲音乐的一个新鲜的谱系。这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或许也会让西方人觉得很新奇。但这背后的逻辑,并不仅是个人的偏好,而是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结晶。一个真正由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家,对西方音乐有这种见解,其实是情理之中。从儒家的此世价值观,到道家“听无音之音者聪”的声音哲学,再到起自《诗品》、讫于《人间词话》的审美趣味,支撑起了傅聪的整个音乐观。现代艺术家中,浑身上下凝聚了中国文化精华的,不止余叔岩、梅兰芳、张伯驹这些京剧名宿,还有演奏西方音乐的傅聪。


另一方面,傅聪的演奏之所以撼动人心,是由于他自己就在深渊中挣扎过。我与其夫人Patsy讨论傅聪不同时期的演奏,她说傅聪内心始终无法疗愈父母命运给他带来的伤痛,所以中期的录音中其实有一股怒气。这是他演绎肖邦的底色。但即使是莫扎特最明媚纯美的音乐,傅聪弹得也格外感人,因为能听得出,这是用磨难换回来的欢愉。假如他没有把这些经历,转化成艺术表达,他就只是一个“有天赋的音乐家”而已,他的音乐不会有这种力量。


这就是傅聪。最后这两三年不能弹琴,听力也不好,他格外受煎熬。亲友都很担心,尤其是远在北京的傅敏,叮嘱我有机会多开解傅聪。其实好朋友们,哪个不努力开解他?但是他有他的执着,有他的“脆弱”。性格使然,是命也。


傅聪跟他的音乐一样,会在旁人的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影响。行文至此,我脑海里回荡着他2007年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曲,舒伯特的c小调小快板。结尾乐句从高音域一路往下沉,以一个小调和弦结束,傅聪一手按下去,力度不大,但是语气的悲怆、还有那种空无一物的决绝,真是震撼。他这些令人荡气回肠的音乐瞬间,最终真的是要消散了。我们只能在他留下的录音,以及他的只言词组中找寻慰藉,并铭记音乐背后的这个人,还有他的历史。


作者 | 陈广琛

编辑 | 罗东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