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敬慧

 

2月9日,我在做读书笔记,希望再梳理一下米勒教授在小说中所做的社群研究,电脑页面的标题是从《小说中的社群》到《社群的爆燃: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突然看到米勒教授去世的消息。太惊讶了,不敢相信,因为他是非常乐观豁达的老人,我一直觉得他成为百岁老人没问题的。2020年9月份我还曾写信问候他老人家,因为读到华莱士·斯蒂文斯的组诗《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这是他曾向我特别推荐的一位美国诗人。我特别赞同他曾引用的诗人的一句话,“如果说头脑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力量;那它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帮助我们对付恐怖的力量。”在疫情横行、各种社会问题爆发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给了我安神的慰藉,怎么现在说他已经步入了无有恐怖的涅槃?

希利斯·米勒,生于1928年3月5日,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品包括《昔理论今》、《维多利亚的小说形式》、《阅读伦理学》等。

我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接着搜寻网络媒体,不是八卦,是实锤。看着大家对他的缅怀,都是“善良”,“慷慨”,“周到”,“睿智”等字眼,一位严谨的学者用了“The best, kindest and most generous scholar”来形容他。说真的,新冠大疫之年,看了太多生者对亡者的祭奠话语,而读到这些对他的评价,还是深深感慨,米勒教授的最大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解构主义理论家,更在于他是一个如此被喜爱的学者,而这种喜爱就来自于他传递给大家的那种深深的善意。

《共同体的焚毁》,作者:希利斯·米勒,译者:陈旭,版本:守望者·镜与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善良慷慨的性格


关于他的生平,相信会有许多的文字,我想从一些亲身经历来描述我所看到的米勒教授。首先,他是一位睿智的文学研究引领者。我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像许多的学者一样,也曾得到他很多帮助和点拨。与米勒教授的最初接触是因为国际会议。我负责机场接送他,路上有时间,所以聊到我当时正在做的库切研究。他也写过关于库切的论文,耐心地听我讲,然后告诉我可以接着读哪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当时,我应该是在翻译《福》,对库切改写经典《鲁滨逊漂流记》的主题很感兴趣,他则建议我不仅要注意《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还可以读读另外一个版本的瑞士鲁滨逊漂流记,这是他小时候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后来我真的在网上淘到这本书,它也成为我和我的家人更喜欢的一个《鲁滨逊漂流记》的版本。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是一种随缘的事情,如果没有米勒教授的介绍,估计这个瑞士版本不会漂流到我们家,也不会有后来我借鉴他的后现代社群理论来研究库切的文本。

其次他是一位特别理解他人的学者。2016年,我帮助翻译他和张江老师关于文论的书信对话。米勒教授很高兴我能帮助做中间的英汉转译,并表达了他对我的信任。这也让我更加认真对待这个翻译任务,每次拿到信件后,不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我都尽量保证两天内翻译完成,确保不耽误双方的交流。但是这过程中,曾经有一次信件翻译,我的速度可能要慢一点,因为我要回老家给109岁的姥姥祝寿。我和他解释原因,他知道了后很高兴,觉得祝寿的事情更有意义。我们还开玩笑地说,他不到九旬,还很年轻,要像我姥姥学习,但是不用把目标定得太远,先定十年目标,然后逐渐递进。我还畅想着到了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应该是在读博士吧?希望能带着女儿去参加他的百岁庆祝,就像我陪着我的妈妈给姥姥祝寿一样。他很善意地表示喜欢这个想法。现在,妈妈不在了,姥姥不在了,最善良慷慨的米勒学者也不在了,然后还有更多的人会离开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在解构主义批评中进行的中西交流

 

米勒教授传递给我的善意很多,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如何支持我的比较文学研究,帮助准备翔实的推荐信,鼓励我前行。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个可以外派哈佛燕京学者的项目,我给米勒教授发去我的研究计划——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与德里达延异论之间关于他者比较,询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写一封推荐信。他认真地阅读我的研究计划,几天之后,发来写了满满3页纸的推荐信,肯定我所写的研究计划的意义,希望我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更多的贡献,他也详述十几年间,对我学术能力的了解,特别感谢我在他与中国学者关于解构主义理论的对话中起到的翻译桥梁作用。他的肯定给我了继续将课题研究下去的力量,两年后,我将研究计划完善,在美国期刊Derrida Today上发表了相关文章。现在,我在国外做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工作,这后面的动力也包括他的鼓励。

 

记得他在推荐信中说:“中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不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文化和知识层面,都具有许多重要意义,因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最关键的是交流。王敬慧教授的研究项目通过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阴阳思维与德里达的思想并置和比较,非常有助于这种相互的交流与理解。”他的认同让我更加深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译者:国荣,版本: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悲伤地确定他去世的消息,看着电脑上我正在做的关于他文集的读书笔记,他正在讲述作家的良知:作家“以某种类似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作家发明的叙述者,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心灵感应,渗透并向每个读者透露他们角色的秘密。他们向周围的人、家人、朋友和整个社群揭示了人物心中保存的珍贵的东西”。


作家应当遵循“良知的召唤”

 

在他看来,作家要遵循的是“良知的召唤”,在笔者看来,米勒的一生也在遵循着文学的召唤,挖掘着文学潜移默化的艺术力量。他研究狄更斯,康拉德,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他也关注网络文学等各种新式文学创作的发展。米勒教授从1958年出版第一本书《狄更斯与他的世界》到现在,著作等身。单单是我眼前重新细读的这两本书,就可以看到他广泛的阅读和不断深入的思考。在《社群的爆燃》这本文集中,他解读了肯尼利的《辛德勒名单》、麦克尤恩的《黑犬》、斯皮格尔曼的《鼠族》和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等,并把他们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联系比较,目的是探讨文学见证极端经历的可能性。

 

通过这样的社群阅读,在各类文本和现实之间构筑起一个虚拟的奥斯维辛,他认为“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出现,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回应了卡夫卡,而莫里森的后奥斯维辛小说《宠儿》同样具有卡夫卡小说的特点。”他对文本的社群研究仍旧是为了寻找积极人性的展现,提醒人们警惕集权的危险。“关塔那摩监狱不是奥斯维辛,但也并非与纳粹‘劳动营’完全不同。”米勒的后现代社群研究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式一致——看似解构,实则建构。比如在评论南希著作的英译“The D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社群的解构)”时,他说“选词不错,同时表达出相互对立、相互映照的两层意义,既是完成又是消解、既是铸造又是拆卸。” 解构的同时也是在建构,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特点,因为文学作品就是人生的各种组成部分被作者从不同的方式和背景来展现。

《小说中的共同体》,译者:周敏,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12月

 

《小说中的共同体》里有一个章节曾讨论品钦和塞万提斯作品中的后现代社群书写。他在该章节的篇头引用了美国1970年代著名的漫画作品《Pogo》中的一句话, “我们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大家看过库切最近亲自操刀参与改编的电影《等待野蛮人》,就会知道里面的老行政长官也在强调同样的话:“就我所知,我们没有敌人。除非,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敌人。”为什么我们是自己的敌人?——那些战争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发起的吗?那些气候的变化不是我们破坏环境引发的吗?说到瘟疫,从无助到找到解决方法,不也是需要人类自己的努力吗?这里我想到米勒教授本人,其实他是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一场流行病——脊髓灰质炎的幸存者。和罗斯福总统的经历一样,他在度假期间感染病毒,万幸的是他只是一只手臂受损。后来,罗斯福发起基金会鼓励疫苗研发,人类终于找到了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疫苗;他们都经历过瘟疫的打击,也更加知道生命的意义,更努力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只可惜,这次,米勒教授没有平安度过新冠疫情。

“我们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我同意和理解这种观点,但是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时间——是我们如何处理自己与时间的关系。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做有意义的事情——传递我们曾经感受到的善意,最终,我们都会是彼岸的他者。能活过百岁当然好,但是更好的是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意义的度过,等你成为彼岸的他者时,仍能够被此岸的人记得,而米勒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被此岸的人缅怀着的彼岸他者。

撰文|王敬慧

编辑|宫照华 张婷

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