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原则，我们在部分程度上受惠于这种原则：可以在几分钟内吃上便捷的食物，能够坐上先进的交通工具，一日千里。然而，这一原则也将环境问题封存进黑箱之内——与效率比起来，环保往往是费时费力的。近日里，一些饮品店改用纸吸管代替塑料吸管就引来许多消费者的不满，虽说纸吸管是否对环保有贡献仍待讨论，但这些不满集中于“纸吸管影响口感”依然反映出人们心中对便利的热情，常常在环保之上。

在《环境与社会：批判性导论》一书中，三位环境学者通过引入环境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帮助我们打开了环保的黑箱，让我们看到在餐厅吃饭、购买金枪鱼罐头、扔掉废弃手机，这些日常行为，都有可能对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生存的环境产生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学者也探讨了现代人特别迷恋的两个意象：“自然”与“荒野”——这两个词语寄托了不堪快节奏生活之重负的现代人的某种乡愁，然而讽刺的是，“自然”与“荒野”本身就是打上现代性烙印的话语建构。现代人渴望“返乡”，却常常发觉故乡已不在。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环境与社会：批判性导论》，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 保罗·罗宾斯 等

摘编 | 刘亚光

现代人为何迷恋“自然”？

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你将亲身体验大自然。你乘坐飞机来到马来西亚的亚庇这座有大约70万人口的喧闹都市，抵达婆罗洲。从那里，你搭乘一个半小时的巴士，再转乘吉普出租车到达第一个目的地，一个非常偏远的乡村客栈。你非常享受小客栈带来的真实感。房间没有围墙，你睡在蚊帐里，而且茅草屋顶的客栈似乎也与周围的森林融为一体。也许你很高兴看到客栈的工作人员（做饭的、打扫房间的、泡茶的）都是婆罗洲本地人——至少，他们看上去是。

政治经济学在这里开始发挥作用。喧嚣的生态旅游给少数被挑选出的本地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他们因此获得合理的收入，但是同时，随着更多的土地被辟作自然保护区，原住民在森林里狩猎的区域受到了限制。但是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也在此发挥了作用。数千年来，人们居住在这片森林里并对其加以利用。他们去哪儿了？你的经历得益于精心维护的道路和指明重要物种或者景色的标识。是谁把它们设置在那儿？尽管你观察的地方无疑是非常天然的——它极其偏远，拥有昆虫、野生动物和丛林植物，但是，不可否认它也是社会的。你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你想去的地方和你可能期待的事物。为了你的体验，当地对丛林的状况进行了保护，特意把人们搬离这片区域。这些有用的标识从科学上说，非常准确，但是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人类和社会对最重要的事物的选择。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大约四十年前就曾经写过这句名言，“自然可能是英语中最复杂的单词”。威廉姆斯指出，自然这个单词本身至少有三个常见的用法：

（1）某种事物本质的特性和特点——天性；

（2)指导世界或者人类，或两者的内在力量——本质；

（3）物质世界本身，既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人类——大自然。

这三个定义紧密联系，经常在我们的思考中重叠，因此我们在讨论“自然”时，并不总是充分指明这个术语说的是哪个方面的意思。例如，我们说乡民社会比城市社会“更接近大自然”，我们是指他们更多地接触到某些“真实的人类本质”（也许居住在城市的人已经与此相去甚远），还是说他们更加受到自然规律的驱动？或者，他们也许对这些自然法则有更好的理解？抑或他们更接近物质的大自然本身：土壤、雨水和风？在使用“自然”这个单词时缺乏准确性，可能会造成混乱和误解。

自然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上面列出的所有定义和常见的话语和思考中，自然被理解为先于社会、人类历史和意志，独立或者存在于它们之外的状态、情况或者特性。例如，上文给出的第一个定义描述了某种事物永恒的、普遍的、基本的特性。比如，熊吃浆果就是它们的天性。人们的所说所做都无法改变这个本质的、不变的特点。

不管怎样，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当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得出有关这些特性的知识时，困难则接踵而至。在研究关于这些特性的知识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暗示。例如，即使从权威性的方法（如科学的方法）或者来源（如文本）得出事物的自然属性，这些方法和来源本身也依赖社会概念、建构和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社会关系的集合；包括信仰体系、经济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比如，如果存在科学事实的话，科学家则必须就自然世界的特点达成一致。这些特点必须用社会产生的语言和文字描述。而且，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历史、被创造的时机以及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普遍接受的政治背景。它们也经历过不太确定和令人信服的阶段。

想一想“原始的”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的例子。数百年来，探险家、作家、教师、政客还有普通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假设中，即1492年以前，南北美洲的风貌几乎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它们是：原始的。人们猜想，虽然原住民肯定会利用这片土地的资源，但是他们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和原始且简陋的技术工具，意味着他们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一些人甚至认为原住民的土地伦理使他们的生态足迹非常轻；因为更接近自然，更多地接触到环境体系和环境流，所以人们设想许多生活在亚马孙流域、密西西比河流域、加利福尼亚海岸和尤卡坦半岛的人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对温和。当欧洲人来到这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野生自然风景的访问者、驯服者和入侵者，他们也一直这么认为。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美] 彼得·伯格、[美] 托马斯·卢克曼 著，吴肃然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然而，即使在欧洲人与原住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包括复杂的土地使用模式、大片清空的土地和利用大火有效地减少森林面积。此外，几个世纪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不断地证明，随着物种被攻击性地筛选，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区域被耕种和焚毁，原住民在很多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印加人在哥伦布登陆美洲海岸之前，早已驯化了土豆，在此过程中，为了种植并收获这种食物，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安第斯山脉山区的地形。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如此难以看到并最终承认他们面前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的想法受到《圣经》中对地球的看法的深刻影响。他们把伊甸园当作一个真实的地理区域，它位于大西洋的另一端。对他们来说，新世界的森林、河流和平原似乎自被创造以来，就未曾改变。原住民为了狩猎，在砍伐森林时非常谨慎，在平原耕作着密集的玉米地，为了建设城市、市集和纪念碑，河流里满是淤泥，这些实事并不能解释早已存在、与自然有关的社会构建，殖民者在《圣经》中一直传承着这种社会建构。

不仅仅是宗教，政治的设想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洲人对不曾改变的新世界的自然持有一种信念，这与他们对领土的追求极其一致。对于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的殖民者来说，劳动与自然权利之间关系的一条核心指导设想是，只有在它们被利用时，土地和资源才被拥有。在欧洲人看来，未使用的土地就是未拥有的土地，在殖民的规则下可以加以改善。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期待高产的土地像旧世界典型的农场，或者经营管理的林场。因为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征服者到达墨西哥的维拉克鲁兹之前，原住民系统地使用和改善的土地被定义为“baldios”或者“yermas”：荒地。荒废的土地可以进行改善，含蓄地说，它确实需要改善，并因此被殖民者占用。

在美洲大陆，这种对原始自然的建构不仅完全忽视了土地的系统利用，也忽视了新世界复杂而丰富的文化。这种想法正好符合欧洲人认为原住民是落后的猜想（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正是他们种族的特征）。当代的故事认为玛雅神庙和纳斯卡沙漠线条*纳斯卡沙漠线条：著名的纳斯卡线被发现于秘鲁利马以南200米，是蚀刻于沙漠上广阔、复杂的图案，它被认为可能是神圣的路径。无论哪种方式，原生景观的社会建构已经预见后世对新世界自然状况的理解。这种建构不仅有助于欧洲殖民者建立规则并为其进行辩解，而且忽略了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存在，对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

权力的话语：“荒漠”的社会建构

思考一下北非荒漠化的例子。早在1997年，联合国的报告就得出结论，撒哈拉沙漠正在向北推进，这片罗马帝国曾经的“粮仓”已经成为沙漠。这暗示着政府、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采取根治的措施，恢复该地区消失的生产能力。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结论是以老旧的观念、文本和殖民官员原先做出的断言为基础的。正如地理学家黛安娜·戴维斯（Diana Davis）在对“荒漠化话语”彻底、详尽的历史分析中所述，有一种长期固定的设想，认为该地区曾经植被茂盛，荒漠化的原因是一段时间里过度地放牧，特别是在被称为“阿拉伯人入侵”之后的一千年。18、19世纪绘制的该地区地图证明了这种说法，展现了此处应有的土地覆盖类型，它建立在对该地区“顶级”群落的猜想基础上：如果管理得当，这里应该展现怎样的风景。在这种情况下，顶级群落被设想成像欧洲那样的森林。相比之下，照片中的广阔沙漠刻画出一种荒凉空旷的感觉。这类说法和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殖民者在摩洛哥开展的调查，它们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境叙事的基础。

然而，该地区花粉的核心数据肯定地反驳了这样的故事。这些数据显示，数千年来，该地区开花植物相对充裕，种类繁多（包括树木、草、草药和灌木），它表明大约八千年前，林木植被增长明显，之后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树木、树种或者植被普遍地减少。简单地说，有关后罗马时期荒漠化的描述以及“阿拉伯人入侵”后撒哈拉沙漠的扩大，都没有任何当代科学知识那样可靠的依据。

有一些方法可用来思考这种明显的误解。人们当然可以说，法国殖民者无法获得花粉的数据和其他古生态学的信息。他们的误解来源于零散的信息和没什么科学可信度的古代文本。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个“诚实的错误”。然而，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则更加深入。它提出了以下问题：谁受益于荒漠化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如何形成并且占据上风？它怎样与制度的、政治的，甚至民族的权力关系结合？作为一种话语，这些要素的结构内在强大且符合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它持续的生命力。该话语包括一个令人信服的叙述（“失乐园”），关键的概念（“顶级群落”），“进步”和“修复”的意识形态，还有以政府记录、景观摄影和科学论文为形式的表意实践。就权力而言，荒漠化话语明显满足殖民地官员的需要。它一直以来都是控制土地使用、实施土地改善机制，特别是安置游牧部落和其他原住民的重要理由。大片的森林被非理性的原住民破坏的假设为土地的控制和改善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由。

电影《沙丘》剧照。

我们不是说北非地区没有发生土地退化，也不是说大范围的过度放牧不会造成草地覆盖的减少，或者人们对干旱区域不会造成环境影响。以上这些可能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时极少有证据表明，该地区的沙漠主要是人为形成的。这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荒漠化话语，它与殖民和政府当局有关。上述事例并不仅限于北非。

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姆·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他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荒野的困扰》中说道，“已经该重新思考荒野了”。他提出荒野是人类未曾触及的土地，是史前和纯粹的自然，这种主流观点令人困扰的原因有许多。首先，我们有关荒野、在荒野之中和围绕荒野的感受和体验是学习、继承而来的，并且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颇为深刻的人类发明”（第69页），或者用我们在这一章讨论的话说，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把荒野表述为一种社会建构，准确地讲，它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迫使我们承认这个词本身具有文化、历史的特殊意义。荒野作为纯粹的自然、人类未曾触及的风景是一种建构，它主要相对于以西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而言。其实，在大多数的土著和非西方文化中甚至没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人类未曾触及的土地，也没有区分“荒野的”和“非荒野的”风景。荒野是一种文化上的特殊建构。但是，即使在这种荒野文化内部，这个术语本身的意思在它短暂的历史中，甚至在过去的250年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今天，荒野被高度重视。人们为它绘制地图，寻找它，在其中徒步穿行，并把它保护在保护区里。但是，你不需要到遥远的历史中就能找到颇为不同的意思：就在18世纪……在荒野中还是指“被遗弃的”“野蛮的”“荒凉的”和“贫瘠的”——简而言之，“荒废”是意思最接近的词。它没有任何肯定的含义，人们在荒野面前最有可能的感受是“困惑”——或者恐惧。其中，有许多叙述来自《圣经》。毕竟，亚当与夏娃是从伊甸园（一种文化的风景，乐园）被放逐到荒野中。对于人类来说，开垦荒野完全是一项上帝赋予人类历史的任务。即使进入了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也时常被视为（而且明确地被描述为）给荒野带来了文明。

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被欧洲殖民者看作是荒野的新世界的土地无论如何都不是空无一人的。在哥伦布到达时，大约有400万到1 200万美洲原住民已经因为耕作、狩猎和其他目的彻底改变了土地。这些土地都有一段历史。即使是优胜美地峡谷和高山山区——荒野和荒凉的典范，早在19世纪早期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它们就是有人居住、有人管理的景观。在过去的150年中，那些大多数被保全主义者努力保护的、“最荒凉的”景观，正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因此，要使它们成为荒野，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在营造出荒野之前，那些利用控制性、季节性的大火管理优胜美地峡谷植被的原住民，必须被强行赶走。需要提醒你的是，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蒙大拿州的黑脚部族还因为在冰川国家公园“狩猎”被传讯，然而他们与美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保证了他们在这片土地永远享有狩猎和捕鱼的权利。如此说来，荒野是令人困扰的，因为它允许暴力的社会、政治关系存在，甚至让它们成为必要的。

此外，克罗农认为，从整体上，荒野的观点对于美国的环境运动有一种更微妙，同样也是有问题的影响。美国的环保运动一直将荒野的观点作为它的一个基础建构。一个世纪前，保护大片（仅仅表面上）未曾触及的土地是中心任务，因此毫无疑问，荒野的情感价值对于建立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区是有用的。

但是今天，以同样的方式限定荒野的价值，则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克罗农的观点，荒野环境主义产生的影响是：最值得保护的自然，“必须也是原始的——远离人类，未被我们共同的过去触及”。但是，环境的历史使我们明白，如果那些地方确实存在过，那么现在它们几乎消失了。将荒野作为环保主义的核心，掩盖和缩小了我们周围，城市、空地和古老的农田里重要的自然的范围。因此，仅以保护荒野为目的的环保运动，大大地忽略了我们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场所。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麦当劳的薯条：是家喻户晓的食物，也是环境难题

薯条伴随着麦当劳的全球扩张成为家喻户晓的食物，人们习惯于它的美味，却很难意识到它本身意味着一种环境难题。理解这点首先必须了解它非常重要的原料——土豆。今天，土豆是世界上第四大作物，仅次于玉米、小麦和水稻；在2005年，全世界的土豆产量超过3.23亿吨，其中大部分被食用。尽管全世界消费者仍然消费新鲜的土豆，但是在种植的土豆中，许多被加工制作成冷冻的土豆制品，其中相当大的一部是供应给餐馆的薯条。每年，全球大约消费1000万吨冷冻薯条。薯条是美国出口量最大的土豆制品；在2009年，美国种植的土豆超过半数被制成薯条出口，冷冻薯条的出口量超过30亿磅。

野生土豆是不可食用的，味道苦涩，有毒，与今天制作薯条的布尔班克土豆差别很大。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从南美原住民主要的膳食，到今天经驯化的工业化土豆单一栽培（Monoculture）：栽培单一的作物，排除其他任何可能的物种或收获物。

7000年前，土豆最早在安第斯高原被驯化，那里有好几种野生的品种。蓝土豆、红土豆、黄土豆还有橙土豆，形状各异，味道从到像黄油一般苦涩到甘甜，变化不一。安第斯人民在培育出一种适应各种环境的马铃薯的同时，还鼓励保持品种的多样性，增加作物的产量。除了有目的地交叉耕作，被驯化的土豆继续与当地杂草土豆杂交。

西班牙人来到南美洲后，他们不仅获得了金银染料，还有许多随后被引入欧洲的新食物。它们是所谓的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物种在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跨越大西洋来回地移动以及因此产生的生态变化。的一部分，即物种跨越大西洋在新旧大陆之间的转移带来生态的转变。

土豆在欧洲第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是爱尔兰，它们在1588年来到了那里。尽管适应了当地气候，但是土豆承载的文化包袱让它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无法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广泛分布。人们怀疑这种新食物会导致麻风病，助长伤风败俗。土豆生长在地下的特点以及它来自落后、没有文化的美洲部落，令人产生怀疑。与殖民主义历史有关的种族主义假说在食物上留下了痕迹。此外，19世纪的爱尔兰曾被英格兰殖民统治，因此它被建构为地位低于英格兰，这又一次意味着土豆与一个民族的历史相连。另一方面，土豆让爱尔兰人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更有权势，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殖民者。土豆易于种植和养护，它不需要直行种植（不同于这片大陆上普遍的谷类作物），可以在边缘环境中生长，英格兰殖民主义就是这么管理爱尔兰耕作者的。

随着一些谷类作物逐渐收成不佳，土豆种植继续向欧洲大陆发展。尽管起初精英阶层和农民一致抵抗这种作物，但是欧洲的皇室开始把土豆当作一种让臣民填饱肚子的方法。在德国，腓特烈大帝强迫农民种植土豆，俄国的凯瑟琳女皇也是如此。1794年北欧的小麦歉收，土豆被用来填补粮食缺口。在这种食物经历了一系列的争论之后，把人们喂饱的实际需求最终获胜，英格兰接受了土豆。

薯条。

同时，爱尔兰对土豆的依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通常被称作大马铃薯的单一品种的依赖被证明是致命的。1845年夏末以及1847年和1848年，马铃薯晚疫病菌导致的病害袭击了爱尔兰并摧毁了土豆作物，因为是单一品种栽培，所以土豆作物的抵抗力格外脆弱。一百万人饿死，还有数千人在这三年里染疾。这导致大量的爱尔兰人迁移到美国。

在发生土豆饥荒前的一个世纪，爱尔兰人已经把土豆带（回！）到美洲。然而在美洲，直到1872年以后才广泛种植或食用土豆。那一年，美国的园艺家卢瑟·布尔班克（Luther　Burbank）（1849—1926）培育出今天我们认为是标准爱达荷土豆的品种，布尔班克土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带到美国的品种的基础上，布尔班克对土豆进行了改进，培育出一种抗病能力更强、黄褐色表皮的土豆。在20世纪初，布尔班克土豆是一种在爱达荷州广泛种植的作物。1882年，爱达荷州土豆市场的总价值达到25万美元。仅仅20年后，1904年爱达荷州土豆作物的价值就超过了130万美元。

尽管土豆的传播速度缓慢，并一直被视为低等的、可能有毒的食物，土豆的烹饪方法却在欧洲被发展和改良。究竟是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最先把土豆炸了吃，一直存在争议。不论怎样，直到20世纪早期，在欧洲参加一战的美军回国后对这种食品的强烈需求，才使炸土豆在美国流行起来。

在退伍老兵强烈要求这种食物期间，炸土豆这种工作得在饭店利用完善的设备才能完成。因此就在这个时候，薯条的历史开始不可改变地与全新就餐体验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汽车餐厅和快餐店。1921年，第一家汽车餐厅在达拉斯开张，这个时期道路上日益增多的汽车推动了这一趋势，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井喷。

1951年，奶昔销售员雷·克罗克（Ray　Kroc）带着一份计划书找到理查德·麦当劳和莫里斯·麦当劳，他们是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家快餐店的老板。1955年，第一家麦当劳直营店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的德斯普兰斯开业。紧接着第二家、第三家店陆续开张。到1965年，美国共有700家麦当劳餐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麦当劳开创的冷冻薯条在美国非常受欢迎。1960年，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大约吃掉4磅冷冻薯条和大约81磅新鲜土豆。40年后的2000年，他们每年吃掉30磅冷冻薯条以及50磅新鲜土豆。今天，麦当劳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土豆买家。快餐的日益普及以及对冷冻土豆供给源源不断的需求是布尔班克土豆的福音。如前文所述，尽管布尔班克土豆的历史较短，是众多在安第斯地区被驯化的土豆品种中唯一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全球栽培的品种，但是如今它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土豆品种。

尽管很常见，但是种植布尔班克土豆并不容易。或者，至少很难生产出符合冷冻薯条业要求，大小和形状一致的产品。大规模生产用于冷冻薯条的布尔班克土豆需要许多的投入，包括水、化学制品和能源。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中列出了一个土豆种植户耕种土豆所有的步骤。首先使用土壤烟熏剂杀死土壤中所有微生物。接着，在种植时添加内吸杀虫剂。第三步，当植株长到6英寸高的时候使用除草剂。接下来，植株要每周循环添加化学肥料。然后，当一排排植株的生长开始靠近时，使用杀真菌剂。通常，下一步是用作物喷粉预防蚜虫等虫害。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作物还需要500到700毫升的水（根据粮食农业组织的数据）。尽管土豆的用水量没有许多谷类作物那么多，要想生产出一份薯条那么多的土豆，一般依然需要大约6加仑的水。

此外，灌溉、能源以及经营性土豆种植户每英亩的平均成本，加起来共计1950美元。每英亩土地生产20吨土豆，快餐企业为此支付2000美元。考虑到这么微薄的利润，农民难以从不停投入的“跑步机”上脱身。即使农民愿意转种其他品种，他们也不能。因为快餐店供应商要求他们生产布尔班克土豆，所以他们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继续。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入更多的化学品、水和能源，哪怕产量只是稍微提高一点。

《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尔森 著，辛红娟 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

不是任何土豆都可以制作加工为薯条。薯条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要一种精挑细选的品种，它能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切下和油炸时能符合我们的预期。这使它几乎是一种全世界单一栽培的土豆品种。因此，布尔班克土豆的生产与越来越密集的耕作紧密相连，这会产生广泛的环境影响，包括使用大量的水、肥料和杀虫剂。

我们在前文讨论了单一栽培和它所需要的大量投入。为了生产一致的样本以满足商业需求，同时保护物种不被自己的成功栽培拖累，这些投入是必须的。越是鼓励一种物种单独生存，在该生产体系中允许的生物多样性和作物多样性就越少，它就越容易染上大面积的病害，使种植者遭受作物歉收。通过种植大片单一栽培、密集型投入的布尔班克土豆，我们成为消灭其他作物物种的帮凶，并造成通常不利于周围环境生态系统的环境状况。记住，毕竟作为一种单一栽培的品种，爱尔兰的大马铃薯曾遭受马铃薯晚疫病菌的侵袭，一百万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还有数千人染上疾病。

无论我们从生态的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定义环境伦理，很清楚的是，我们需要采取正确的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区，土豆的故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发现农民广泛栽培四种土豆物种，其中三种只在邻近地区被发现。2008年，政府创建了一种全国土豆登记制度以保存来自当地品种的遗传物质。有人担心为了满足城市发展和全世界人口的需求进行商业种植会对许多本地物种和品种产生威胁。这种制度就是对这种担忧的回应。此外在保护物种方面，当地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利诺·马马尼（Lino Mamani）是萨卡拉农业社区的一员，他与来自附近五个社区的人们一起创建了一个12000英亩的土豆园。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得到了国际土豆中心的帮助。根据马马尼的介绍，园内大约有1000个土豆品种，其中400个不得不利用国际土豆中心提供的原料种植。这些土豆在园中分散耕种，以使它们可以按照最容易适应的高度生长。与古老的印加农业体系类似，每一个品种都有一片自己的空间，但是各种品种也可以与它们野生近缘并行生长。这种种植方式提高了土豆园的适应力。在联合国土豆年的网页上，马马尼这样描述道：“我们的本地品种与它们无所不在的野生近缘和谐相处。它们的关系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但是，我们的土豆与现代的品种却无法和睦相处。这里，你见到的土豆都属于我们。我们的祖先把它们传给我们，我们将继续传给我们的子孙。”他还描述了商业种植土豆所需的多种投入以及它们对当代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作为一种中间路线，建立土豆园可能反映了一种类似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介于保全和保存之间，它同意今天我们可能称之为可持续农业的观点。从这点来说，土豆园也许是解决物种减少这个环境问题的一种负责任的办法。当思考利奥波德的名言：“只要它能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时，我们不禁会问，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怎样衡量再引进物种对“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产生的影响？

封面图为动画片《天空之城》（1986）画面。

原文作者｜[美] 保罗·罗宾斯 等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罗东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