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过去我们完成脱贫的目标，未来还有继续巩固的任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河说，“同时，今年也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起点，其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乡村的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推进‘三农’工作，最终还是要落在农民身上，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人为本，在乡村，其实就是以农民为本。”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河。受访者供图
帮助农民追上现代化脚步
近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城乡一体化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推进，我国乡村发展迅速，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李河说：“在过去，脱贫攻坚的胜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未来，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农民身上。”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在乡村振兴中，如何以人为本？在过去，是要提升农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保障。”李河说，“在未来，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还要提升农民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未来是一个县乡、城乡融合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以人为本的一点，是给农民这个身份，在制度上提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
当前，我国还有5.5亿多乡村常住人口，李河认为，在未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农民应该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也应是最快的受益群体，“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农民承担了最大的成本，但享受的成果并非最大，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农民同样承担了最大的成本，享受的成果也同样不是最大。所以，在未来，这一点应该得到改变，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未来全面实现现代化，农民应是最重要乃至最快的受益者。”
乡村需要再组织化
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原子化，实际上，在乡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空心化、传统乡村生活空间、生活方式消解等，是乡村振兴未来必然面对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对此，李河解释，“治理能力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乡村要振兴，文化建设就必然要跟上。其中也包括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这是乡村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使得中国的传统乡村，积累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化系统，但在百年现代化中，传统的乡村文化系统正在消失，李河说：“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清末，我国的乡村还保留着完整的文化体系，它支撑着乡村社会的运行，也支撑着乡村的发展。百年来的社会巨变，使得那一套乡村文化系统，在大部分地方逐渐崩解。在南方一些地区，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宗族文化等，所以经常有人说，南方商团发展快，和当地基于宗族文化的信用体系尚未崩解有关。而在北方，这套信用体系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不仅影响经商，更影响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旧的文化和价值崩解，新的文化和价值又没有建立起来，乡村文化的真空和失序，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在一些地方，家族体系不再是信用体系的载体，而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文化是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的表现，乡村振兴，必然也要求文化振兴，李河说：“乡村需要再组织化，需要加强基层治理，重新建立一套积极的、先进的文化生态，它既需要融合传统文化的价值，也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
保护村落需要完善的制度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明确村庄布局分类，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
我国的城市化尚未完成，在未来，乡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流动的现象仍会存在，李河说，“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保护乡村的生活空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我们国家在保留传统乡镇、乡村空间的方面，也曾一再重申。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尤其值得期待。”
在数十年的人口流动之后，不少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李河认为，“乡村振兴，也要考虑乡村的主体性重建，谁是乡村的主体。当前，我国东西部、中部村庄的形态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别，乡村里常住的人口，人口的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乡村振兴要落到农民身上，必须要重新认识当前乡村的社会状况。”
乡镇空间的重构，也是保护乡村生态、重构乡村文化的过程，李河说，“在保护乡村传统的文化和生活空间方面，未来还需要有更加完善和具体的制度。比如那些保存比较完整的村落，要如何更好地保护，这需要有一套制度。那些乡镇、村落在过去已经破坏较多的，如何重构？如何在设计、创意等方面，尽可能地衔接现代城镇，同时又保留传统的乡村特色？也同样需要认真思考。此外，过去几十年中，因为搬迁、人口流动等原因，还留下了大量的荒村，这些荒村怎么办？是一拆了之，还是任其自然毁坏？还是用现代的方式加以保护和开发，如果要保护和开发，又该怎么做？是否可以引进社会、市场的力量加以保护和开发，但要这么做，势必要制定更加完善的乡村产权制度。”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