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姜慧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体看，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什么？新发展格局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双循环”吗？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如何实现？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此外，他强调，不能将“内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也不宜以“双循环”作为代名词，否则会造成以偏概全，或因此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受访者供图

“内循环”“双循环”不是新发展格局代名词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连起：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较大，导致消费增速复苏不尽如人意；二是内外需低迷与产能高企导致制造业投资复苏乏力；三是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企业受疫情影响尚在持续；四是疫情后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较快，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上升；五是财政收支压力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任务艰巨繁重。

新京报：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

张连起：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要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同时，国际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新京报：新发展格局就是“双循环”吗？

张连起：理解新发展格局有两个角度。其一，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过单一循环的经历。所不同的仅在于内外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自占比以及哪一种循环为主体。其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其主攻方向在于畅通内循环并促进双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新发展格局十分重要。既不能将“内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也不宜以“双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代名词。否则，既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又可能因此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着三个突出的堵点

新京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何种形势？

张连起：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和更严峻的挑战。疫情之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过长期发展积累，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这些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根本保障。

同时，我们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面临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影响。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艰巨问题，以及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

新京报：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环节？

张连起：《纲要草案》提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这个角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着三个突出的堵点。

一是国民经济循环仍存在一些梗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经济活动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目前我国在四个环节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比如统一的大市场问题、人财物要素的梗阻等。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循环面临阻滞风险。

三是生产要素高效流动尚不够顺畅。目前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使得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不利于经济高效循环运行。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打通消费梗阻

新京报：《纲要草案》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如何提高居民消费？

张连起：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首先要全面促进消费。近年来居民消费率，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率在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是原因之一。

从社会主要矛盾看，“十四五”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提高了，而且有些以往不太紧迫的问题现在亟需解决。

我建议，可针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设置增速目标，比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年翻一番”。在一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政府、企业分配的比重适当降低。同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二次分配中，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减少部分投资性的财政支出，定向地给低收入人群减支增收，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和后顾之忧，提升其消费能力。

新京报：市场主体是消费的提供者，中小微企业仍在疫后恢复中，如何帮助他们尽快回归？

张连起：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恢复元气需要一个过程。2021年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搞急转弯。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安排，这是给市场主体的“定心丸”。

同时，财政政策要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能力、扩大内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强度，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与范围等。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