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推广新冠疫苗接种，尽快建立免疫屏障，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认为，公众对于新冠疫苗的疑虑，显示出专业认知尚未完全转化为社会认知，需要卫生部门和医学专家进一步进行科普答疑。

此外，应建设全国统一的疫苗接种服务与监测管理的数字化体系，及时对外公布接种进度、不良反应等数据，用数据提振公众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受访者供图

公众对疫苗仍存疑虑，需要更多专业解答与信息公开

新京报：今年你最关注哪些领域的问题？

方来英：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新冠疫苗的。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我国的疫情防控进入到比较平稳的时期，疫苗也在各地开始接种。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组织社会成员科学精准有效接种，建立起免疫屏障，阻击传播路径，保护易感人群。

新京报：你觉得其中难点在哪里？

方来英：如果说有什么能影响免疫屏障的建立，那就是公众的认识。如何将专业认知转化为社会认知，让大家愿意去接种疫苗，殊为不易。

这次接种人群的规模之大，在我工作过的这几十年里很罕见，全球都是罕见的，拿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种数量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而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疫苗，它不像天花、水痘疫苗，公众对其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要想有效推进，对组织工作的要求很高，对公众的认识水平要求很高。

新京报：的确会有一些人存在顾虑，顾虑它的安全性，或它和国外的疫苗哪个更好。

方来英：业内对新冠疫苗的认可度是很高的，就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异常率并不高，这些认识还没有彻底转化为公众认识。

至于不同疫苗之间的比较，我是这么理解的，疫苗的本质就是输入某种抗原物质，刺激人体产生抗体和免疫记忆，不管是什么工艺的疫苗都是如此。大家特别纠结疫苗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是灭活的还是mRNA的，其实没有必要。

不同工艺的疫苗当然会有一些区别，譬如灭活疫苗技术更成熟，更易于运输和保存；mRNA疫苗生产效率更高，但研发过程一定更复杂。不过这是专业人士设计疫苗时考虑的问题，公众打疫苗，核心是有用和安全，我们现在的疫苗是有用且安全的。

新京报：你提到现在的矛盾点是专业认知没有转化为公众认知，解决之道是什么？

方来英：一方面是科普教育，一方面是信息公开。

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有效性、接种时间安排、异常反应的发生情况等。同时，一些公众也在关注疫苗接种的管理问题，如前一阶段紧急接种疫苗的记录要不要纳入接种档案？不计入接种档案要不要二次接种？流动人口的接种谁负责？

建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建设统一的疫苗科普资源库，并鼓励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依托国家疫苗科普资源库，开展形式多样的疫苗科普、社群互动、分时预约和健康随访等创新服务，提升群众接种疫苗期间的服务效率和满意度、依从度，服务好防控重大传染病的国家免疫战略。

同时，应尽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疫苗接种服务与监测管理的数字化体系，以随时掌握全国的接种进度、人员分布、异常反应、疫苗供给、计划预期等情况，对于公众关心的安全性等问题，将真实数据反馈出来，让公众放心。

此外，通过这一系统实现接种人尽登记，产品剂剂可追溯，避免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导致线上线下割裂，各地疫苗调拨、接种数据的归集和治理也存在时间和统计口径差异等。这一系统的建立，今后不仅可以应用于新冠，也可以逐步扩展到整个免疫规划工作中。

新冠疫苗的保护期尚在观测中，个体免疫防护效果，应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组织第三方认证和动态管理，并将有关数据融入央、地健康码的发放，助力人员流动有序开放和社会生产生活的进一步恢复。

对公卫体系不应简单否定，改革应找准核心问题

新京报：疫情发生后，外界对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关注度很高，你怎么看？

方来英：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把脉要准确。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总能不断发现问题，但也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不要简单否定，要认识到哪些是机制体制的问题，哪些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将脉把准，才能做得更好。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确取得很多令人瞩目的胜利。在目前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态势下，我们的防控能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此之前，我们也成功应对了SARS、甲流等疫情。

新京报：你觉得哪些方面是需要改进的？

方来英：进入互联网时代，如何将更多革命性的成果在管理体制中予以应用，这是一种挑战。过去没有大数据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药品市场的销售变化、临床病例的变化统筹考虑，现在可以按天甚至按小时把握，对我们早期的疾病预警可以起到很大帮助。

卫生公共领域的完善，要加强信息迅速的联通，包括上下和横向的。同时，在现在国际交流广泛的形势下，很多事务相互关联，所有系统都不可能绝然隔开，改革也要注重系统化考虑、系统化设计。

政策管理应与时俱进，与最新科技发展相匹配

新京报：你今年还提交了关于乳腺癌防治的提案？

方来英：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中乳腺癌已首次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约占新发癌症病例的11.4%。2020年，我国新发乳腺癌病例41.6万人次，死亡11.7万人次，占全球乳腺癌死亡病例的17.1%，发病率以每年3%~4%的速度快速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健康问题。

新京报：有哪些着力点？

方来英：从积极预防、规范临床诊疗行为、推动医疗水平均质化等方面，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精准治疗尤其值得重视。

很多癌症有不同的分型，而不同的分型又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和药品，乳腺癌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乳腺癌诊疗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五年生存率仍低于发达国家。晚期乳腺癌情况比较复杂，异质性较高，针对乳腺癌的不同分型，应当制定针对性治疗策略，并尽快将国际上先进的经验纳入治疗指南和加强推广。

政策也应当考虑不同分型的治疗需要，在将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过程中，均衡考虑细分亚型患者的治疗要求，如果某一种癌症纳入了三种药，但只针对多种亚型中的一种，就会出现覆盖不均衡甚至资源浪费。

如当前国家医保目录中已纳入的乳腺癌靶向药品，包括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以及伊尼妥单抗，但均是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用药，对于占比最大的晚期乳腺癌HR+、HER2-患者而言，虽然CDK4/6抑制剂等创新药品已经获批上市，但因无医保报销，患者用药仍面临很大经济压力。建议对当前仍存在较大未满足需求的治疗领域或目标患者，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全面提升包括乳腺癌亚型患者在内的癌症患者用药可及性。

现在技术进步太快，政府部门的管理思想和制度一定要能够匹配，才能让最新的科学成果服务于大众，并且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