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欧和北欧同样是福利国家，为何南欧国家会身陷欧债危机，而北欧依然发展良好？北欧的高福利会养懒人吗？挪威的国企和主权基金又是如何让挪威抵御住金融危机的？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优主治国》，略有删减。
《优主治国》，尹伊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作者 | 尹伊文
摘编 | 徐悦东
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风靡全球。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北欧模式是会债台高筑的，是会养懒人的，会使经济缺乏活力，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北欧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政府给全民提供优良的福利，由于提供福利需要很大的政府开支，所以新自由主义认为必将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当2009年年底欧洲爆发欧债危机时，人们发现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猪四国”（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并不是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北欧的冰岛在2008年曾经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海啸，而发生了银行破产的危机，但那是因为银行私有化后缺乏监管的恶性膨胀所致，与高福利无关。
北欧能够提供高福利又无债务危机，是因为它用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道理非常简单。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高税收是坏个东西，由政府的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更是个坏东西，都是违反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原则——市场化和私有化。自从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之后，有些话语被妖魔化、污名化了，譬如：福利国家、国有企业、政府干预，都被污名化为“妖魔”。而在北欧模式中，这些“妖魔”却带来了与新自由主义所预言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为何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是有问题的？
北欧的五个国家被很多人称为“福利国家”，究竟什么是福利国家呢？
福利国家的广义定义是政府要负责促进和提供社会福利，至于促进和提供的具体福利，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大致来说，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福利。一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这类福利着眼于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素质和能力，使人能获得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类福利是扶助弱势群体的，譬如帮助失业者、老年人、无劳动能力者等等，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理念在欧美逐渐发展起来，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向人们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同时，工业化使大量的贫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福利。那个时代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Age of Progress），那时候有一股强劲的理想主义思潮，相信进步的力量。相信科技的进步，相信社会的进步，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进步的政府解决社会福利问题。长期以来，“平等”“扶弱”都是很普世的人类理想，佛教主张慈悲、施舍；伊斯兰教征收财产的扎卡特税（zakat）用以帮助贫穷无助的人；基督教兴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等。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继续追随平等、扶弱的理想，希望福利国家能够通过进步的力量，建成人类进步的“理想国”。
福利国家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进步的褒义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赫然变成了贬义词。对福利国家的贬抑林林总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的“庞大财政负担”和“不可持续性”。福利国家广泛提供公共教育、免费医疗、社会低保、社会养老等等，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丰厚，往往需要用财政赤字来支付福利开支。贬抑者说：“财政赤字是剥削未来、牺牲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使用赤字支付教育医疗福利是不是“剥削未来”呢？如果一个零门贫家子弟借债上学，人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剥削未来”呢？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如此认为。因为上学读书能够增加这个零门贫家寒门子弟未来的人力资本，是对未来的投资，不是对未来的剥削。借债来花天酒地，是败家消费，是剥削未来；借债来读书上学，是兴家消费，是投资未来。消费可区分为败家消费和兴家消费，败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没有好处的东西，兴家消费是消费那些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教育和医疗都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品也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了它们，人可能会丧失发展的必要基础。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府通过借债来提供教育、医疗、低保福利，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
财务杠杆是一种有效的投资手段，就像利用物理杠杆，使用较少的力量，托起较大的东西。杠杆一直是公司扩大发展的重要工具，借助债贷等外部资金来扩大投资，只要杠杆比例适当，不作非理性高风险投资，财务杠杆能高效率地促进公司的发展。投资教育医疗不是高风险投资，政府的福利赤字更是远低于一般公司使用的杠杆比例，怎么能说福利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呢？明显的事实是，北欧的多数福利国家多年来都有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没有因此不可持续。
北欧的冰岛，六十多年来的福利开支没有使其破产，倒是2003年的大规模银行私有化在五年之内就把它拖入国家破产的深渊，因为那些银行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使用了不可持续的高杠杆，冰岛政府在提供福利时没有使用这样不可持续的高杠杆。福利国家使用杠杆做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而是投资未来；不是牺牲未来，而是造福未来。
第二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认为福利扭曲了市场的价格，福利使教育和医疗的价格降得太低，使人过度消费这类服务，因而使资源不能被配置去满足其他需求。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放任市场来配置资源，相信消费者在市场上是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消费发出需求信号，使市场的无形之手对社会资源作出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实现全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派学说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消费者的需求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指南。
北欧诸国，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
如果一个消费者是败家子，他觉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喝美酒，而不是读书上学，他发出的消费需求信号会使无形之手把资源分配去酿美酒而不是去办学校。虽然，败家子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最有效率地满足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资源配置是理性的吗？是效益最大化吗？显然，这只是效益的暂时最大化，而不是长远的最大化，不是理性的。
计算效益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计算暂时效益，也可以计算长期效益，理性的计算应该是使用长期的时间段。若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福利国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干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干预会使资源的配置更趋于长期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美酒被征税因而价格很高，教育受补贴因而价格很低，人们将少消费美酒而多消费教育，资源将少用于酿酒而多用于办学，这样的消费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是能够实现长期效益的最大化的。
北欧国家对教育医疗的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可以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北欧的医药、电子、电信、汽车等产业创造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品牌，这些产业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长期收益，北欧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多数高于美国，北欧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更是大大领先于美国。福利刺激了理性消费，创造了长期效益。福利国家干预了价格，使人多消费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实现理性的长期效益最大化。
第三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会使人“懒惰”，使人“依赖国家，不思进取，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批评是缺乏实证根据的，从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情况来看，福利国家的国民没有表现出“懒惰”的倾向。劳工参与率是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劳工经济活动的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参与工作的程度，劳工参与率越高，表示这个国家的国民愿意工作的程度越高，也就是说越不懒惰。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不仅很高，而且高过非福利国家的美国。
以2015年15岁至64岁的人口为例，美国的参与率是72.6%，北欧国家中参与率最高的冰岛是87.9%，连最低的芬兰也有75.9%。妇女劳工参与率是检验“福利”和“懒惰”关系的更佳指数，因为在福利国家中，妇女的福利往往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相应的福利。如果妇女是懒惰的，她们完全不必去参与工作。在美国，妇女劳工参与率是66.9%，北欧最高的冰岛是85.5%，最低的芬兰是74.4%（2015）。
福利国家可以使人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依赖国家，但是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不进取”“不负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中，不少人攻读博士，从博士学位毕业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北欧的四个国家都高于美国（2009）。他们依赖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等的福利，在学术上积极进取，负责任地从事研究工作。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福利，在精神领域追求进取，这个群体就是僧侣。和尚依赖施舍化缘得来的“福利”，修行思索，关怀着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一种更胸怀博大的进取，是一种更终极的责任感。
在世俗世界，北欧国家也表现出一种胸怀博大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在国际援助方面，他们做出的奉献远远高于美国。从奉献给国际援助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0倍；从奉献给联合国援助项目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6倍。这些数据和实例显示，北欧人在国内依赖福利，不仅没有变得懒惰，反而在道德上更有责任感，更积极进取地为世界做出奉献；他们的依赖是在低层次的基本生活物质方面，他们的进取是在高层次的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方面。
现代化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满足温饱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经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以前一个人种地，只能养活两三个人，现在可以养活四五十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要积极进取地参与物质生产，不仅会造成产品和产能的过剩，而且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果有人愿意只依赖和消费低保福利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在市场上积极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物质享受，这对现代社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古人尚有诗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现代福利国家的公民更可以说：“宁为福利依赖客，怕作环境污染人。” 如果依赖福利的人能够利用闲暇在精神领域做些积极进取的事情，闲吟客还可能吟出精神关怀的高曲，那对社会就更有好处了。
“懒惰”和“不进取”讲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贬抑福利国家的人认为，福利国家会降低国民的素质。但是，从北欧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北欧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相当优秀的素质，尤其是他们对国际援助的奉献精神，更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相比的。遥想海盗时代（那时不是福利国家），北欧海盗以凶暴著称，对邻国劫掠杀戮，完全没有表现出援助奉献的精神。但在福利国家时代，北欧的奉献精神却让世界赞叹不已，民族素质在福利国家中获得了升华。
为何南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会如此的不同？
北欧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光辉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福利国家都能够取得如此光辉的结果。有的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却道路惨淡。新自由主义描述的“高福利导致赤字危机”“依赖福利不思进取”等现象的确在一些国家、一些人群中存在。被戏称为“欧猪”的希腊是赤字危机的一个例子，希腊提供福利，但没有征收相应的税收来维持福利支出，因而造成大量赤字、大量债务。
挪威的海上油田
债务是由收和支两个因素造成的，收入少、支出多，就会筑起债台。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希腊政府的税收非常少，以2009年为例，希腊的税收占GDP的30%左右，而绝大多数北欧国家的税收都在GDP的40%以上。希腊的税收之所以少，根本原因是腐败，不仅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且是大众的腐败。
逃税是希腊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出租车司机到医生都明目张胆地逃税。2009年的社会调查显示，住在雅典高档住宅区的150位医生，有一半自报年收入不到3万欧元，甚至还有不少医生自报年收入不足1万欧元，他们住豪宅、开豪车、拥有豪华私人游艇、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如此的生活绝不是区区几万欧元能够维持的。据西方学者估计，2007年希腊的“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占到GDP的25%以上，所谓“影子经济”就是不报收入、不交税的经济活动，可见希腊逃税问题之严重。在希腊社会，大家以逃税为荣，常能听到有人夸耀自己如何逃税，以逃税为荣的现象折射出弥漫在大众心底的“文化腐败”。
希腊的“税收少”折射出大众的腐败，“支出大”则凸现出官员的腐败。对比希腊和欧盟的政府支出，希腊公务员的薪酬支出比例要远高于欧盟的平均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ECD是全球30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美国、英国、挪威都是其成员。的报告指出，希腊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非公务员高得多，虽然希腊的公务员在劳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他们的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比例却很高，这在欧盟和发达国家中实属异数。公务员不仅工资高，退休待遇还非常优厚，享受“特权福利”。“裙带风”是希腊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政党都搞裙带关系。公务员是政治裙带结构中的重要部分，政客把自己的裙带亲信安置在公务员的肥缺上，既能让他们享受优厚收入，又能为自己增强政治实力，使自己能在多党竞争中胜出。
虽然希腊政府对公务员的薪酬支出很慷慨，但对关系全民福利的医疗教育支出却并不慷慨。希腊的教育福利支出比例低于欧盟的平均值，以2005年为例，在政府总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欧盟的平均值是12.1%，希腊是8.7%。世界银行数据。医疗支出所占的比例希腊更是大大低于北欧的国家，譬如2008年希腊是11.5%，挪威高达17.6%。公务员薪酬支出比例高，教育医疗支出比例低，这种不对称的比例反映了希腊政治文化中的腐败：对裙带特权慷慨，对全民福利吝啬。
什么样的福利道路会导致惨淡呢？什么样的福利体制中潜藏着杀手呢？希腊的案例显示，是腐败的体制和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导致了福利国家的惨淡。裙带风的政治腐败，逃税为荣的文化腐败，是摧毁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真正杀手。眼睛只盯在暂时能占的便宜上，不去想将会造成的未来灾难。都只想占有，都不想付出；都只想眼前，都不想未来。这是一种腐败的思维方式、腐败的行为方式，终将导致整体的溃败。如果只是部分官员的腐败，可以通过改革割除腐肉。如果是全社会的文化腐败，就需要全社会细胞的更新，每个成员都要自我反省，清除心中的腐败思维，改变自己的腐败行为。
“少交税”“减税负”是很诱人的口号，因为可以使人少付出。但是这样的口号很可能会刺激和培养“只想占有、不想付出”“只想眼前、不想未来”的心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交税”，想到交税可以使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福利，使人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使人有机会提升素质，使社会和自己的未来更美好，那么就可以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腐败土壤。关于税收的话语，影响着社会的心理，培育着社会的心态，选择正确的税收话语叙述，可以使社会更加美好。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国策，使福利可持续，使福利能够带来国民素质的升华，带来社会的长久稳定发展。如此的福利国家道路，才能够有光辉的前景。
挪威国企和主权基金是如何帮助挪威躲过金融危机的？
在北欧模式中，国有企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风靡的时候，国有企业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妖魔，意味着效率低下、没有活力、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如果新自由主义者能够客观地看看现实，尤其是看看挪威国企的表现，他们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挪威的发展模式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主流模式，它重视国有经济体，譬如国有企业、国有主权基金，这些国有经济体对挪威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有害无益，而且是贡献巨大。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它们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冲击之下财富都缩水了，挪威的国有主权基金却大幅度地增值了，增值的结果使挪威的国有退休金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此基金已拥有全世界股市财富的1%以上。挪威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07%，这么少的人，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可以想见其富裕的程度。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排名榜上，挪威经常名列第一，近二十年来没有低于第五的时候，是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生活质量最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不仅含有标示物质财富的人均GDP，还有标示健康的预期寿命指数和标示教育水平的指数。在这个排名榜上，美国要比挪威落后十多位。
挪威的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经过金融海啸的考验，挪威思路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美国模式强调消费拉动，没有钱也要消费，鼓励负债消费来刺激经济。挪威正好相反，有钱也不肆意消费，而是把钱用于理性的投资。挪威主权基金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它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理性的投资和消费计划。基金主要用来作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每年只允许动用基金总额的4%来作政府支出的消费。这4%是估算出来的基金年回报率，也就是说，只消费利息，不动用本金。正是因为挪威持有大量投资的本金，当金融海啸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后，挪威乘机“抄底”，购买到巨额低价优质股票，让挪威主权基金大幅增值。
除了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不同，挪威模式在另外两个方面也表现出与美国模式的差异。其一是挪威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其二是挪威对社会发展、社会公正所持有的价值观。
挪威的国企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和美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相比。挪威的石油产自北海油田，北海的石油主要由挪威和英国拥有。挪威开采北海石油的公司是国企；英国开采北海石油的公司是私有的跨国大公司，主要有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公司等。
挪威最大的海上石油钻井之一
自从20世纪70年代北海油田大量开采以来，石油给挪威和英国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挪威建立了国有主权基金，把这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作了长期的、理性的投资，使财富可以在未来由全社会分享。英国没有建立主权基金，石油财富或者成了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或者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这些收入都“及时消费”了，没有为社会做有利于未来的理性投资。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挪威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挪威有石油收入积累的主权基金在手，抄底世界股市，使全民财富大增。英国政府手中的石油财富早已被消费了，不仅没钱来抄底，连对抗海啸的应急资金都没有；石油跨国公司更不会掏出自己的利润来帮助英国缓解海啸的冲击。为了应付金融海啸，英国的财政赤字飙升，剧增一倍多，而挪威则安然享受着财政盈余。
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许多英国人深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像挪威那样建立一个石油收入的主权基金呢？其实早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一些英国的智库就发出过向挪威学习的声音。2006年，新经济基金会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已经挥霍浪费了北海石油的大部分财富，应该悬崖勒马，尽快建立一个“石油遗产基金”，向挪威学习。这个报告虽然获得媒体的大量报道，但在热衷“美国模式”的英国政治大气候中，国有的石油基金始终也没有建立起来。
英国曾经拥有过许多国企，“二战”之后欧洲经历过“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那时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大量国企。这些国企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使国家快速达到了该计划的经济目标，实现了战后的重建。此后政府给了这些国企许多保护和优惠，使它们处于了垄断地位。它们没有竞争的压力，渐渐变得越来越低效。后来许多政府还把国企当成解决失业问题的工具，让国企大雇冗员，给国企大发补贴，使国企恶性膨胀。
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国企变成了低效、庞大、愚笨的“大恐龙”，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财政赤字负担，并引起了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于是，一个宰杀国企大恐龙的时代来临了，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是这个时代的先锋。“铁娘子”快刀斩乱麻，把大量的国企都私有化了。私有化的确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稳定了宏观经济，撒切尔主义因此风靡。撒切尔主义和美国模式如出一辙，都强调私有化、自由化，都坚信“市场无误、政府有害”，主张要缩小政府、要放任市场，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的共识，享有风行全球的话语权。
在对国企恐龙进行私有化宰杀的大潮中，也有一些国家没有采用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法来解决国企低效的问题，它们悄悄走了另一条路：改造国企，迫使恐龙进化。它们引进了私有企业的一些优良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国企的治理制度。它们不再给国企拨款补贴，迫使国企要到资本市场上筹募资金，增强其责任感。它们让国企在市场上面对全球化的竞争，通过竞争来进化。经过改造，有些恐龙的确进化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量级明星。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这样一条进化了的恐龙。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1972年，业绩表现一般，为了使它能进一步优化，挪威国会2001年授权该公司的股票在奥斯陆和纽约上市。股票市场价格的升降和公司的业绩表现挂上了钩，促进了改革，增强了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感和能力。目前，这家挪威国企已在深水石油开采生产领域成为世界明星，它创新了几项最先进的技术，业务已远远超出北海油田，进入了西非、墨西哥湾、巴西海岸等地。
挪威之所以在经济中保持较高的国企成分，是与挪威对社会发展所持的价值观直接相关。经合组织（OECD）曾对挪威的社会经济发展作过一个研究报告，分析了挪威的社会价值观对其公共政策的影响，指出北欧的挪威国企数量很多，它的国企表现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治理模式和价值体系影响了挪威的政策取向。“（挪威）公共政策强调的价值是平等、凝聚、高社会福利。这些价值促成了较大的公有部门，高税收，多国企，重管制，其目的是要保证全社会都能享受到相似的生活水平。”
这个价值体系不仅使挪威有较多的国企，也使挪威的国企有较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感，而不单纯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譬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更加“环保”，它在天然气田中把二氧化碳过滤出来，重新泵回地下，虽然增加了公司的生产成本，但是有益于全社会的环保；它还建造了两个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统，避免废气污染大气。生产石油要排放二氧化碳，世界上每生产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的二氧化碳，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
另一个挪威大型能源国企，致力于研发各种最先进的清洁能源，如海水中的盐能等等。挪威虽然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但它并不图省事地发展燃烧油气的火电，而是在水电方面作了很大的投资，因为水电是清洁能源，挪威使用的电能98%以上来自水电。挪威的主权基金对投资有很严格的社会责任要求，设立了专门机构审查投资的公司，不投资那些会危害社会的跨国公司，譬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公司、生产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公司、生产烟草的公司等等，尽管这些公司可能给基金带来高利润的回报，但公司绝不染指，不“见利忘义”。
瑞典环保女孩格雷塔，路透社图片。
挪威是世界环保的积极推动者，以身作则地实行许多环保措施，除了上述生产投资方面的环保措施，在消费方面也有许多相关措施。譬如限制使用私家车，虽然挪威是石油生产国，它却不鼓励国民多开汽车，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交通服务，还征收高额燃油税。美国的行为则截然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总是拒绝承担责任减少排放，强调减少排放会限制消费、会影响经济发展，还振振有词地说，即使美国减少了排放，那些新兴发展国家如中国、印度也会增加排放，所以美国不必做“冤大头”；特朗普更是公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北欧的价值观却使挪威默默地做了“环保冤大头”。
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前，许多人也许会嗤笑挪威是“冤大头”，但当金融海啸横扫过后，人们蓦然发现，“冤大头”并不冤，不仅不冤，还大赚了一笔，好心得到了好报。挪威的经验显示，理性的好心可以得到理性的好报，也许不能得到短期的、急功近利的好报，但能得到长期的、历史性的好报。
与新自由主义所妖魔化的国企形象截然不同，挪威国企表现出的，不是效率低下、没有活力、有害无益的妖魔，而是具有创新活力、社会责任感、能够抓住时机的优秀经济体。这是北欧模式构建的企业，是北欧道路上的闪光之星。
原作者 | 尹伊文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 |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