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我的家乡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及家乡阿坝州马尔康市时说,“为了保护环境,当地牺牲了经济发展,为这个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谈家乡历史

人是由小历史塑造的

 

新京报:你是在阿坝州马尔康市长大,小时候川西藏区是一种怎样的自然风光?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阿来:我们那就是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现在叫大美无言吧,这对我影响多一些。我们小时候基本没有小伙伴,我们是农民,大家住得都比较分散。

 

新京报:你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就是以阿坝的相关历史背景创作的,家乡特殊的历史文化是怎么成为你小说创作源泉的?

 

阿来:这其实是文学规律,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有自己的历史,历史连接了文化。每个作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当然,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从自然到人文都有些区别,但是,每个作家把这些有区别的文化、有区别的地理写出来,不就构成了一个世界吗?

 

新京报:你有特别了解过家乡的历史吗?

 

阿来:如果我们书写历史,我们就要了解它。历史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纵深。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当地的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都跟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管写什么题材,写历史小说也好,还是写现实作品也好,想要有纵深感,向历史学习是必需的。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都懂一点大历史,世界的、国家的,但是显得空洞,我们只知道一点大历史,但是不知道小历史。每个人其实主要还是地方的小历史塑造的。所以从哲学上讲,“知所从来,知所将去”,哪里来?就是从历史深处来的。

 

新京报:你觉得,记录这种小历史是有必要的?

 

阿来:是的。而且不光是乡村,我想城市也一样,一个社区有社区的历史,一条街道有街道的历史,不然我们就活成了一些没有历史感的人了。

 

新京报:你最近提到,要让“笔下的故乡越写越大”,为何这样说?

 

阿来: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家国吗?出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在一个小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就是某个胡同、某个院儿里头的某一间房。我们在乡下长大,也是某一村某一家,那个是很小的地理范围。我们的早期写作,特别依赖于早年的那个小经验,但是一直书写这个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在走向世界,尤其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宽,你一旦涉足不同的生活,肯定也要书写它。

 

所以,我觉得,故乡是不断扩大的,先是一个村儿;后来我往外走,发现故乡是一个乡;再往外走,发现是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你觉得它重要,那么它就是故乡。

 

新京报:你会从各个年龄阶段再回去审视自己的故乡吗?或者审视故乡的生活?

 

阿来:不,不用审视,故乡不是用来审视的。对于作家来讲,或者对于我来讲,就是感受、体验,而不是把自己拎出来,像上帝或者评判者一样(审视)。

 

谈诗歌小说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

 

新京报:早年你主要写诗歌,后来为什么转成了小说创作?

 

阿来:我认为文学都是一个整体,在我心目当中,并没有诗歌、小说、散文这些文体的区分。你看,古代一些作家也是这样,苏东坡写诗、写词、写散文,写什么都可以写得很好,所以,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在抒发过程中达成一些理性的认知和思考。

 

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理想化的东西多一些,唯美的东西多一些,情感更饱满一些,可能更适合用诗歌这种比较纯粹形式来表达。但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面越来越宽,认知感受也越来越深。你突然发现,世界变得很复杂了,诗歌有些时候不太善于表达过分复杂的东西,戏剧、小说、散文这些形式,显然对于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呈现,容量更大一些,更得心应手一些。

 

所以,并不是我要写小说,而是我们要写生活,我们从生活当中得到了什么感受。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内容决定形式。诗歌、小说、散文,无非是表达的形式。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什么样的表达更充分,什么样的表达更深入,什么样的表达更得心应手,就选择哪种方式。现在我们可能过于纠结,我是在写诗,还是在写小说。我内心没有这个区分,我们活得更复杂了,就需要小说这种对复杂性有更大包容能力的形式。

 

新京报:现在是不是写诗歌的人越来越少了?

 

阿来:不少(笑),网上每天大量的人在写诗。

 

新京报:就是感觉大家不那么关注诗歌了,是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阿来:也不是,我没有把它延伸到整个社会去认识,因为也有一辈子都在写诗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我总是讲个案,就是谈我自己,我也不是文学理论家,要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从诗歌到小说,对我来讲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文学理论怎么解释,别人怎么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打算受各种各样理论的影响。

 

新京报:你觉得,在这个年代,诗歌应该怎样存在?

 

阿来:诗歌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诗经时代开始,我们文学史的主干就是诗歌。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魏晋南北朝主流建安文学也是诗歌,更不要说唐诗宋词了。像杜甫这样伟大的人,就是一个标榜,他就是真实抒写问题的。今天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抛开了自己真实的感受,过于追求一些离奇玄幻的东西,那可能就有点儿远了。

 

谈扶贫

当地为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新京报:一直以来,川西藏区很多地方都很贫困,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脱贫效果如何?

 

阿来:脱贫攻坚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一大举措,我们同在一个世界,同在一个国家,一些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一些人还是相对原始的生活,这肯定不对。更何况,四川西部地区并不是老百姓不想发展,这些地方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主要是以保护生态为主,因为这是中国很多的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如果长江的发源地生态受到破坏,那中国人喝水都要成为问题了。

 

当地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为了保护生态,当地丰富的矿藏不能开发,不能发展工业,所以,他们的相对贫困,其实是为国家整体利益做的牺牲。我们大城市的人、发达地方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在给别人恩赐什么,也许他们为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然连一滴干净水都喝不上。

 

新京报:对于当地的扶贫,作为作家,你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或者影视化的计划吗?

阿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担任主席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去年写脱贫攻坚的书有十多本,反响也很好。一位市长告诉我,我们一位作家写一个县的脱贫攻坚,他看完很感动,他说,“我们平常自己干这些事儿不觉得有什么,就是个日常工作,看了他写的书,觉得整个眼眶都湿了”。

 

新京报:你对当地增收致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阿来:川西是生态比较好的地方,自然观光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要文旅融合。因为刚才讲的原因,当地除了传统产业,没有别的产业,甚至为了保护生态,传统的农牧业都要收缩一点——过去种地,现在可能要退耕还林;过去家里养300多头羊,要保护生态,少吃一点儿草,现在可能减半了。所以,对这些地方来讲,发展旅游产业是非常重要的。

 

旅游产业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惠民,大家容易参与。开个饭馆,当个导游,家里开两间民宿,都可以。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编辑 张磊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