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何安安
在社会高速运转，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于职场和家庭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正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过去一人挣钱、一人顾家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越来越多的妈妈们需要兼顾职场与家庭。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如何分配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做客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以“二胎背景下，职场妈妈如何面对工作与家庭”为题，对全面二胎政策下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公平问题进行了展开与探讨。
3月7日下午，沈洋做客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
相较于男性，女性的职业轨迹往往会为生育让路
为什么要谈论全面二胎政策下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公平问题？沈洋表示，聚焦二胎政策下的职业女性，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已经生育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而相较于男性，女性的职业轨迹往往会为生育让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母职惩罚”跟“父职红利”。
什么是母职惩罚？就是由于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的减少，会降低母亲的收入。同时，即使她们是全职工作，雇主也可能会认为母亲能力更弱，更少把精力投入工作，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而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与收入，并减少家务劳动。
父亲在家务劳动中的低参与度，会带来女性对自己丈夫的标签化，沈洋指出，类似的观点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也有体现，女性需要合理化这种低参与度，认为丈夫就是靠不住，或者说天生如此，这会比让女性接受他们有能力却不愿意帮忙容易得多。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美]凯特琳·柯林斯著，汪洋、周长天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结合全面二孩政策下2016年以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据，沈洋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二胎的出生比例高于一胎，但在上海等地区，一胎的出生比例却高于二胎。沈洋认为，这恰恰证明了生育对于女性总体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美国的研究可以发现，生育多个孩子的母亲更有可能经历职业中断。这意味着，生育二孩，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加剧。
沈洋说，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当中的性别差异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什么是有偿劳动？就是工作所得，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具有交换价值的可以得到酬劳的劳动。无偿劳动则包括家务、育儿等。沈洋注意到，根据全国妇联在2010年所做的相关调研，我国已婚女性被访者的收入占他们家庭收入的40%，却包揽了70%的家务劳动，也就是说，女性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多。调研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个小时，男性是9个小时，女性平均每日的休闲时间是4个小时，男性是5个小时。
电影《永不妥协》（2000）剧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女性因为“母职惩罚”导致收入降低，意味着她们在家务分工方面的协商能力也会相应降低。而她们的家务时间增多，又会导致工作时间、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沈洋指出，有关职场女性工作-家庭的平衡问题，不只令已生育女性感到迷茫、焦虑和无奈，未婚女性同样也会有类似的迷茫，“很少有男性、社会和家庭意识到，这种冲突不光是女性的问题，也是男性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种冲突，既是性别互动的结果，也和社会政策的支持与否相关。”
已经生育了二胎的女性，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是怎么样的？
因为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生育问题也成为近年来受关注的重点。那么，阻碍二胎生育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沈洋认为，养育成本、教育成本、高房价、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以及育儿给大家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性别不平……都是阻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原因。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剧照。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我国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已经生育了二胎的女性，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是怎么样的？在调研中，沈洋和合作者蒋莱希望弄清楚，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性别化家务分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背景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二胎妈妈们如何协调有偿劳动跟无偿劳动？特别是面对无偿劳动中相对更加隐形、缺乏明显边界的认知劳动时。
沈洋和蒋莱找到了26位收入基本在中产水平的被访者，这些职业女性的职业轨迹发展被分为4种类型：职业上升型、职业中断-上升型、职业中断型和职业停滞型。其中，有3/4的被访者在生了二胎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中断上升或者职业停滞，只有1/4的被访者在生完二胎的三年之内，经历了收入上升，或者说职位上升。
电影《实习生》（2015）剧照。
此外，26位被访者当中，只有两位表示丈夫可以平分育儿劳动，而家务劳动一般都是依赖祖辈或者请钟点工帮忙。与此同时，尽管绝大多数被访者在生了二孩之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是呈现出多元性跟复杂性的。一些女性经历了工作时间减少、工作收入下降等情况。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同样提到了工作—家庭公平这个概念，这也呼应了南茜·弗雷泽在《正义的中断》一书中提到的性别平等的几个原则：反贫困、反剥削、收入公平，以及休闲时间的公平和反边缘化。沈洋说，很多被访者提到，在生完孩子，特别是生完二胎以后，基本都没有了自己的休闲时间。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只需要工作和家庭，也需要自己的休闲时间，以及尊重和认可的公平，要反对在家庭政策上的男性中心主义。
那么，放眼于全球范围内，有什么国家可以达到工作—家庭公平呢？沈洋以德国为例，德国是普遍双职工家庭模式，为了达到性别平等，从国家政策方面促使女性就业，创造了大量兼职的白领工作。在德国，70%已经生了孩子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而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德国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占到了总体就业率的46.3%。但是，大量女性从事兼职的白领工作，也会带来已婚已育女性的事业发展受阻——因为从事兼职工作很可能更加容易被替代，而且兼职工作比同种类型的全职工作收入要低。
第二种是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这在日本、韩国很典型，女性全职照顾家庭，男性在外面挣钱，或者女性从事一些有偿的兼职工作。但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日本和韩国男性跟女性的结婚率、生育率非常低。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剧照。
第三种是普遍照护者模式。北欧国家的普遍理念是使女性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的标准，当地很多人会觉得他们达到了工作—家庭的平衡。无论是瑞典还是芬兰，0~3岁的公共托育体系都非常发达。比如说瑞典，0~2岁的儿童托育率是50%，每个月每个家庭大约支付140美金用于托育，但在孩子16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政府发给有孩子家庭的托育补贴。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园丁与木匠》一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及哲学系客座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照顾孩子从来不仅仅是亲生父母的事情，而是任何人类社区的核心项目。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养育孩子的负担不应该只让父母和家庭来承担。在这里，沈洋认为，国家、政府应该给予家庭帮助，提供更多的0~3岁的托育机构，双休日托育服务，以及延长工作日的托育时间，有更多普惠性的托育点。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