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中国检察网截图。

文|金泽刚

“男子砍杀前女友56刀致其身亡，法院一审认定婚恋关系判处死缓”……这样一则案件，日前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该案中，南充中级法院对男子犯罪情节恶劣性的认定，与公众的判断相符。但在网上，很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本案系婚恋纠纷引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这点上。而南充市人民检察院目前也已就此案向四川高院提出抗诉，认为南充中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

让法律的归法律，这该是常识。只不过，就跟“奸杀‘百香果女孩’凶手因认罪认罚被改判死缓”一度引发的争议那样，这起案件里，该不该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婚恋关系就从轻处理，确实有可以商榷讨论的空间。这里面，没必要对既有判决“诛心”，检方抗诉也是正常的司法操作，一切还应以法治视角去看待。

对婚恋纠纷引发的杀人案，死刑适用较慎重

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涉事男子屈某被“酌情处理”的判决结果，跟其罪行之恶劣程度并不平衡。

值得一说的是，判决书显示，南充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判处屈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之所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唯一的从轻理由就是：本案系婚恋纠纷引起。

而当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里，就认为屈某在法庭上不承认故意杀人，不具备判决认定的坦白情节，对法院认定本案系婚恋纠纷引起因而从轻处罚的理由不予认可。

事实上，在死刑的适用政策上，我国实行的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基于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最高法在指导故意杀人罪是否判处死刑的案件时强调，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对于被害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婚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死刑适用相对慎重的情况，并不罕见。

“婚恋纠纷”并不必然构成从轻处理理由

不是所有涉及“婚恋纠纷”的故意杀人案件都得从轻处理，正如不是所有“认罪认罚”都得从宽一样。

最高法后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就指出，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按照司法解释，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而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法院要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缓，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指导性意见与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分子”是完全一致的，跟“该重判就重判”并不矛盾。

就该案看，屈某的犯罪行为的确与恋爱婚姻有关。但要明晰的是，犯罪动因不是评价犯罪危害的主要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

一审判决书已经认定：被害人顾某没有任何过错；被告人屈某未作赔偿，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被告人主观恶性大；不是激情犯罪，而是提前策划。这些情节足以支撑“情节极其恶劣”的定性。

从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看，虽然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但在案发半年之前，顾某明确表示不再与屈某交往。况且在屈某采用非法手段纠缠、骚扰女方顾某后，公安机关多次介入，对屈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警告，屈某依然不思悔改，继续对顾某实施蹲守、尾随、拦截、辱骂、拖拽等行为，并因此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由此看来，最高法的指导性意见明确的“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条件，如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情节，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都不存在。双方是非曲直分明，不存在因婚恋纠纷引发对错不明的“家务事”，故从轻处罚确实值得商榷。

现实中，因婚恋情感因素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并不少见，这里面是否该从轻处罚，还得综合主客观因素看待，而不是只要涉及婚恋、邻里因素就一律对凶手从轻发落——否则，便有陷入机械执法的可能。这些很考验司法分寸的拿捏，但恰恰这样的分寸拿捏，关乎正义的实现与落地。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编辑：陆玖   实习生：祁倩倩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