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萌终于等来那笔生育金。
整整四年过去，儿子已经从怀里的婴儿变成活泼好动的小朋友。幼儿园放学回家时，张萌忍不住告诉他：“妈妈今天好开心，因为有人欠我钱，我终于要回来啦。”5岁的欣欣还不能理解那是怎么回事，懵懂地看着妈妈，也跟着咧嘴笑。
2017年，上海未婚妈妈张萌申领生育金被拒，得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街道办事处给出的理由——“没有结婚证”。
这笔生育金纳入社会保险，包含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待遇，目的是——让女性在产假期间拥有收入。
张萌和它较上了劲。四年间，她先后对金杨街道办事处、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市社保事业管理中心提起法律诉讼。
一面是漫长的法律程序，历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再审、抗诉，张萌等来的始终是败诉。
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这场“破冰之战”，律师、志愿者、未婚妈妈们、人大代表……这让张萌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奔跑”。
2020年12月25日，政策悄然改变，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这意味着除广东外，上海的未婚妈妈也可以顺利申领生育保险金。
而对张萌等未婚妈妈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收入，更是身份平等的证明。
在野生动物园游览一天后，张萌和欣欣准备回家。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漫长的抗争开始了
张萌珍惜每一个周末。平日里，她是公司忙碌的财务，是家里大小事务的决策者。未婚妈妈的她需要努力赚钱，支撑她和儿子的二人小家，还需要操持父母孩子的衣食住行。只有在周末，才是母子俩的亲密时光，她陪伴儿子去江边骑小车，到公园搭帐篷……
3月13日，连日阴雨散去，上海难得的晴朗天气。张萌早早起床，换上一身运动服，把零食、儿童水杯、纸巾、米白色小草帽塞进双肩包。她要带欣欣到上海野生动物园度周末。
5岁的欣欣活泼好动，在动物园追着一群狐猴不停地跑，张萌紧跟在后面拍下视频，镜头里欣欣蹲在草地上，认真地盯着一只狐猴，偶尔扭头喊着：“妈妈，妈妈，你快来啊。”
玩得累了，欣欣开始缠着张萌撒娇，看见周围的一家三口都在骑家庭自行车，也嚷着要骑，张萌只好把他托付给徐艳霞，跑去园区门口租车。
2021年3月13日，正在等待妈妈骑车回来的欣欣。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欣欣出生后，徐艳霞到张萌家做保姆，那两年有了她的全天照看，张萌才得以维持朝九晚六的正常工作。
关于“身份”，张萌不隐瞒。徐艳霞才上岗的第二天，还在月子里的张萌就坐在床上，向她讲述了全部经过，语气平静，好像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2016年秋天，张萌刚与男友分手，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独自做完检查后，医生叮嘱她：“要尽快做决定，越早对身体越好。”似乎已经默认，她一定会放弃孩子。
一个有关生命的选择摆在面前，那一年张萌40岁，如果放弃孩子，以后恐怕很难再做母亲。
她仔细罗列了自己所拥有的——单身生育的可能性：稳定的收入来源，足够支付孕期医疗的存款，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一个小生命正在她的身体里萌芽，她能感受到那种细微的变化，“他像是寄生在我的身体里，血肉相融的感觉，你让我杀死自己的宠物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杀死自己的孩子？”
决意留下孩子的那一刻，一场漫长的抗争也随之开始了。
年过七旬的父母很快接受了孩子的存在，同时也期待孩子能让她走入婚姻。张萌直接打破了他们的幻想，“我想要孩子，可我不能和不合适的人结婚。”前男友不同意生下孩子，张萌便与他断了所有联系。
研究法律条文，咨询未婚生育在医院建档、落户等问题，繁琐的程序并没有磨损她对新生命的期待。欣欣出生那天，她刚从麻药中苏醒就急着要见孩子，“宝宝呢，快抱过来，我要给他喂奶了。”她回忆起那个瞬间，“就像母亲的天性被唤醒了”。
2017年5月，张萌握着刚出生的欣欣的手。受访者供图
欣欣出人意料地乖巧，躺在妈妈怀里不哭不闹，紧握的拳头粉粉嫩嫩，他拥有一张小圆脸和一双大眼睛，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张萌低头看着儿子，长长的睫毛像两片柔软的羽毛覆盖在脸上，映出两块光影。
孩子出生后，考验才刚刚开始。怀孕期间，张萌研究了有关生育的法律条款，发现并没有对未婚生育做出明确限制，但在实际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她却屡屡碰壁。
办理户口时，由于没有结婚证，辖区派出所不清楚相关规定，直接告诉张萌：“没有这回事，不给办。”
张萌在电话里不停解释：“国家2015年已经规定，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户口簿，非婚生育说明办理户口登记，你应该去了解这些规定，没有道理不给我办……”饶是这样，欣欣的户口还是拖了两个月才办好。
户口的事情刚解决完，张萌发现自己的生育保险又出了问题。同样是因为缺少一张结婚证，街道服务中心拒绝为张萌开具计划生育证明，社保中心也因此拒绝了她的生育保险金申领。
不断失败的法律诉讼
大学毕业那年，张萌独自拎着行李，从小镇来到扬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闯到了上海。刚下火车，张萌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让她觉得只要努力，人人都能争取到“平等的生活”。
在上海生活二十余年，张萌拥有了户口，和娇嗲的口音。工作日，她穿着紫色大衣、黑皮鞋，下楼熟练点出咖啡馆的午市套餐，看起来和周围写字楼里众多职业女性并没有不同。但那领不到的生育保险一直提醒着她——她和别人不一样，她是一位未婚妈妈。
四年官司打下来，张萌已经能说出“法言法语”，“《社会保险法》、《劳动法》都未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必须以‘属于计划内生育’为前提，而《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要求必须有计划内生育证明才能办理生育保险，这是与上位法冲突，减损公民权利并增加公民义务。”
2017年7月，张萌对无法办理生育保险的情况提起行政复议，历经延长、中止、恢复的漫长流程，四个月后复议失败。
紧接着，她决定对所在街道办与浦东新区政府提起行政诉讼。一位律师告诉她：“成功率几乎为零，律师费可能比你领到的生育金还要高，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但张萌只是单纯地憋着一口气，“领不到生育保险，我就是不服。”
2018年4月，张萌一审败诉。同年6月，她又对上海市社保事业管理中心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败诉。
尽管张萌的两位代理律师李珺、方洁先后提出，“《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单身妈妈争取生育保险第一案”始终进展不顺，2019年7月，张萌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申请再审，再遭驳回。
张萌的生活被这场官司劈成两半。一边是温馨的日常，孩子不断长大、牙牙学语，一边是繁琐的法律程序、条文，和已经“跑熟了”的法院。每一次接到败诉通知她都要衡量一遍，“是不是真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拿回那几万块钱？”
“破冰之战”
她曾在网络上看到相关报道，北京、东莞都有未婚妈妈因孩子无法正常落户，对公安局提起诉讼。总会在犹豫的时候想起她们，“如果没有她们，估计我之前的事情也不会很顺利，那我是不是也能为后来者做点事情？”
也是因为这场官司，张萌和许多陌生人产生了联结，随着诉讼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她以及单身妈妈这一群体。
这几年，她在网络平台上留下自己的信息，帮忙解答未婚生育的政策问题，甚至直接帮对方拨打相关部门电话，询问当地规定。此前大多数未婚妈妈对生育金都选择默认放弃，了解张萌的事情后，不少人也开始试着去申领。
2019年12月，张萌和志愿者们向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出了152封《建议保障未婚女性依法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的建议信。2020年初，上海市“两会”期间，部分政协委员联名呼吁保障未婚妈妈的生育保险权益。
2019年12月，张萌和志愿者们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出建议信。受访者供图
2020年7月，张萌再次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10月，张萌和律师前往检察院沟通情况。张萌记得，那位检察官询问了她的收入情况，试图劝说道：“这个事情没有对你造成很多影响，不要看得太重。”
张萌不再是单纯的“不服”，强压着声音告诉他：“这就是很重要的，不只对我重要，对所有的单身妈妈都很重要，这笔钱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权利。”
抗诉还是失败了，但就在这场沟通的两个月后，一项政策悄然放开。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这意味着，除广东外，上海的未婚妈妈也可以顺利申领生育保险金。
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的通知。
2021年2月，张萌在微信群里建议上海的未婚妈妈尝试生育保险金申请，分享需要准备的手续，有人回复道：“紧张、期待、小忐忑，小心脏怦怦的”。
没人比张萌更懂得这种心情，对未婚妈妈来说，生育金不仅是一笔经济来源，更是对她们和孩子身份平等的认同。
3月3日下午1点，随着一声银行软件到账通知，那笔标着“生育金”的钱，终于来到了张萌手中。
2020年3月3日，张萌等来了迟到四年的生育金。受访者供图
单身生育困境与逐渐“走出来”的妈妈
第一次见到张萌时，展滢滢有些惊讶，“原来是瘦瘦小小的一个人”。33岁的展滢滢是一名助理律师，也是帮助未婚生育女性的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为张萌提供法律援助时，她们曾通过电话，印象中的张萌逻辑清晰，语气坚定。
在展滢滢看来，张萌遇到的困境，在未婚妈妈群体中普遍存在。
2015年，展滢滢在做未婚妈妈调查报告时，为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状况，她和团队公开发布访谈信息，“潜伏”在qq群里，拜托周围人帮忙介绍，却几乎找不到受访对象。“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非婚生育的污名化非常严重，很多未婚妈妈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份，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她记得有一位未婚妈妈，意外怀孕后想留下孩子，却无法接受这一现实，进入了抑郁状态，不得不辞掉工作，离开北京，回老家休息，人生陷入停滞。
展滢滢在网络上为她提供心理咨询，介绍其他未婚妈妈与她认识，很长时间后对方才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幸好她还有家里人支持，很多未婚妈妈完全得不到家人帮助，这种情况更是孤立无援。”展滢滢也遇到过孩子生下来仍不敢让父母知道的未婚妈妈，“刚生完孩子无法工作，无法照顾自己，也没有亲人的支持是非常艰难的阶段。”
在张萌结识的单身妈妈中，有一位和她有着相同经历，但家人的强烈反对，使她不得不在怀孕5个月时，放弃孩子。很久之后，她对张萌说道：“还是很后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困境，很难感同身受。”在张萌组织的“未来妈咪”微信群中，几十位未婚妈妈在一起分享着怀孕、生产、独自育儿的故事，而张萌能做的，也只有静静聆听那些无法对外人诉说的隐晦经历。
除了自身和家人的认同，对未婚妈妈来说，更大的困境来自于政策限制和知识普及。
即使在当下，除上海广东外，各地对未婚妇女申领生育保险金仍存在政策限制。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新生儿来源不应成为妇女能否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的建议，建议国家明确非婚生育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为未婚生育妇女提供平等保障。
“早期未婚生育还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现在法律规定还在，只是各地暂不征收了。2015年底，未婚生育也可以正常上户口，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清楚规定。”展滢滢说道。
赵倩是一位江西的未婚妈妈，儿子六岁前，她不得不把他“藏”起来，因为不了解户口政策，孩子一直是“黑户”状态。拖到了上学年纪，在农村生活的父母东拼西凑了五万元钱，希望“找关系”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户口。直到她寻求法律援助，才发现未婚生育的孩子户口早已不是问题。
对于未婚妈妈的生育困境，展滢滢和志愿者书写了一份62页的“生育宝典”，内容从“我适合当妈妈吗？”到“单身生育可以得到哪些社会保障？”“如何告诉孩子自己的不同”，事无巨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女性了解未婚生育要面临的困难，和她们所能得到的帮助。
坚硬的与柔软的
是否还要走进婚姻，也是很多未婚妈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张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不期待了”。
如今，她和相熟的单身妈妈偶尔会相约见面，聊聊日常和孩子们的成长。有些离异妈妈会忍不住倾诉婚姻中的撕扯瞬间。一位朋友告诉她，男方每月都会按时打来抚养费，但“还不是因为我掌握了公司资源”，最常见的则是离婚后男方“高兴了就来看一下孩子，不高兴就算了”。
听得多了，张萌坦言：“还相信爱情，但婚姻可能是另一回事了，很复杂，要考虑两个人的感情、经济、相处，另一半的家庭，还有孩子的存在。”
父母有时会假装不经意地提起她的婚姻问题，和当初拒绝结婚一样，她选择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以后不许再提。”
老人很是疼爱欣欣，但张萌也知道，保姆带欣欣去散步，母亲会叮嘱：“就说孩子是我儿子生的二胎”。因为非婚生子“难以启齿”，母亲很久都没有回过老家。
她甚至没有主动和同事们说起自己的情况，只是猜测“大家也都知道了吧”宽慰自己，“只要别人不到我面前说什么，就没关系。”
一路走来冲破重重关卡，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靠自己”。时间久了，那些经历似乎铸成了一层铠甲，支撑她继续闯下去。以至于身边人谈起对张萌的印象，都是“蛮坚强”，“硬邦邦的一个人。”
成为妈妈后，一个人去产检，面对四周被家人围绕的孕妇，她会暗自想着“我不要给自己加戏”，产假结束，回到职场，她也没有寻求过任何额外帮助。
而另一方面，她不得不承认，铠甲也有松动的时刻。近来时不时的加班让她焦虑，颈椎也跟着疼痛，眼看欣欣即将进入小学，她开始考虑如何在职业上更进一步，为孩子提供更稳定的生活。
但她每天下班后又总想着赶紧回家照看，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伴儿子，“女性有了孩子之后，总会牺牲一些机会、时间或者金钱。”
在动物园玩了一天，陪欣欣坐游览车时，张萌睡着了，歪歪斜斜地靠在座椅上，几缕头发已经白得刺眼。
好在欣欣正在一天天长大，已经能感受到周围人对他倾注的爱意，从动物园出来时，欣欣举着风车，突然转身抱住了张萌，小声说着：“妈妈，我爱你。”
回家的车上，张萌和徐艳霞小声谈论着接下来要带孩子们去哪里玩，北海或者三亚，车子穿过隧道，春天傍晚的光透过车窗照进来，一旁的欣欣玩累了，靠在张萌身上睡着了。
2021年3月13日，欣欣和张萌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游览车上。新京报记者马延君摄
看着安心躺在身边的儿子，张萌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段对话，有人问小孩为什么没有爸爸，小孩回道：“那是因为我妈妈厉害呀。”她已经想好了，等到欣欣能够理解世界，就对他说出实情。
她还要告诉儿子那个有关生育金的故事，“妈妈为你，为自己，打赢了一场仗。
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