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迈入2021年,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下一步的落点是什么?政府、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各司其职?未来所实现的乡村振兴预期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他表示,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姚洋认为,乡村地区发展的产业要以就业为主导,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他表示,乡村振兴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最重要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新京报:乡村振兴已提出多年,如何理解当前我们提及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背后的逻辑?


姚洋:乡村振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社会问题方面,也包括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重建。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就业,这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部分。但也不能忘记乡村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发展。


在社会方面,过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村社会逐渐瓦解,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秩序。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尽管现在各个县的行政能力在加强,县城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县城管不了那么多,一个县少则一二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完全由县把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


再说大一点,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比如,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对教育热情的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京报:站在“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在哪里?


姚洋: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现在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部分,但创新恐怕只能一线或二线城市去做,三四线城市创新能力较低。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县城经济更多应承载支持就业的功能,而不是创新的功能。所以县城经济需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我们得转变思路,不是说不要搞创新,而是创新的“调门”不能唱得太高。每个政府都想搞创新,每个企业都想走到前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非常合适。


新京报:具体来讲如何实现?


姚洋:要因地制宜。从城市化来看,一方面人口还在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口在流失。而北边、西边等区域城市化的表现是向中心城市集中。比如,河南以西地区。


所谓的南北差距,从北方来看,人口掉得比较多的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减少得不多,甚至有追赶趋势,比如,近年来河南、陕西、甘肃,还有新疆的发展。


南部向中心城市的集中速度在降低,主要是就地城市化。即,老百姓到县城去买房,甚至就住在村子里头,但到县城去工作,因为本地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跨省流动。未来中西部人口流动变化也更多是就地城市化。


能提供就业在农村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部门分别应该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


姚洋:政府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有潜力的。


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现在全国交通发达,劳工水平也高于东南亚等国,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企业走进中西部地区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于企业来讲,乡村振兴不是大家一拥而上,更多可能是点对点的,比如返乡创业的人。还是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发展,政府更多是引导作用。


新京报:目前农村在选择产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姚洋:现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会集中在县城,以及比较大的集镇上面。


“村村冒烟”情形已经成为过去,鉴于信息成本、集聚效应等原因,不太可能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村都搞工业的状况。


我认为这些产业还是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应该作为唯一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新京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得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姚洋: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有时候不可复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群的网络非常密,这些地区所谓的乡村其实是“郊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没有乡村了。


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走的路恐怕是长三角、珠三角二三十年前走的路,甚至更早的时候走的路。


比如,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10年江西省的排名上了好几个台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返乡创业者带来了产业发展。


我们县兴起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灯具、一个是箱包。企业做得很辛苦,老板赚钱不多,一个箱包纯利润可能只有5块钱,但是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流水线上工人每月工资很容易就拿到四五千元,勤快点能挣一万多。


县域经济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做


新京报:发展县域经济可能面临资本、人才、技术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协调?


姚洋: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能最初县城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但随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税收逐渐起来了,就会规划工业园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要学会改变思路,招商引资的关键是招那些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沿海城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于企业来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非常高,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因此越大的企业可能越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小的企业可能雇佣的人更多,可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我们县原来穷得叮当响,十年之内发展得相当好,很多农民家庭都开始买小轿车了。


新京报:互联网经济如何为乡村振兴进行赋能?


姚洋:我们县企业生产的箱包等产品很多都是在网上销售的,政府给提供场地,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帮助农村居民把产品卖出去,其所打造的电商产业链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很重要。


新京报:乡村振兴最终的呈现将是什么样子?


姚洋: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县城提供就业,村庄成了宜居之所。比如,农村居民一家一栋大房子,有热水、有煤气,交通方便,生活便捷。


如果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乡村都变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我希望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大就是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那么起来的,大企业也是后来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新京报记者 胡萌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