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自闭症日。自1910年以来,对自闭症的认知和研究已经超过了百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特殊的疾病始终被羞耻、无知、偏见和恐惧所包围,其中包括了一个持续十年并影响至今的谎言。《时代》周刊曾在2012年做过一期专题,盘点“历史上的科学骗局”专题,位居第一的正是自闭症引发的疫苗恐慌。


接种疫苗会引发自闭症,这个谎言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在科学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那么多病患家属、疫苗活动家仍然坚信接种疫苗与自闭症存在着潜在联系?近年来欧洲不时爆发的“反疫苗抗议运动”,与自闭症的疫苗恐慌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下文经授权摘编自《不同的音调:自闭症的故事》,作者通过大量采访,详细讲述了这场科学骗局的来龙去脉,期待读者能在阅读中对自闭症获得更加理性的认知。


原作者 | [美] 约翰·唐文/凯伦·祖克

摘编 | 李永博


《不同的单调:自闭症的故事》,[美]约翰·唐文/凯伦·祖克 著,高天放/诸葛雯 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4月

 

1.疫苗恐慌

 

如果自闭症曾于21世纪初席卷美国,那么它的流行一定事出有因。这一定与新千年到来前几年里出现的事物有关,因为正是从那时起,自闭症患者的数量开始激增。它当时也一定存在于美国和英国大部分儿童的生活之中,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自闭症高发区。最后,它也一定是通过一些尚未确定的途径进入孩子体内的,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大脑


最近出现。无处不在。侵入性强。无论罪魁祸首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独有的特征。而在1998年冬,伦敦宣布他们找到了一位嫌犯——那是一种疫苗。


这种所谓的疫苗引发自闭症的理论让人们怒不可遏。人们认为医生手中的注射器会令孩子染上自闭症,这种认识带来的恐慌更是为这种愤怒火上浇油。1998年2月26日上午,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点燃了这场恐慌的火苗,自此,这场大火燃烧了数年之久。那天,医院的公关部召集起各路记者,请他们事先阅读医院的一位明星研究员、年轻的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撰写的一篇论文。几天后,这篇由韦克菲尔德与12位合著者共同撰写的论文将被刊登在英国最古老且最受尊敬的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由于该期刊与这家医院声名显赫,人们立刻对韦克菲尔德深信不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世人如此相信他所谓的“发现”。


韦克菲尔德在论文中描述了他在过去一两年见到的同时患有自闭症与严重肠道炎症的12名儿童的状况。韦克菲尔德在进一步研究之后写道,他在这些3~10岁的儿童身上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的肠道中都存在麻疹病毒的痕迹。韦克菲尔德及其团队据此推测,肠道问题、自闭症与麻疹病毒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种综合征的基础。他们简要提及了其中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随后指出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名称:名为MMR的疫苗。这12名儿童中有11名曾经接种过这种疫苗,接种后不久,他们就开始胃疼,并表现出了自闭症的症状。


自闭症疫苗恐慌的“始作俑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


MMR是一种三合一疫苗,用来预防三种不同的疾病:麻疹、腮腺炎和风疹。论文表示,12名儿童中有8人此前一直发育正常,但在注射疫苗后的几天内便开始出现包括失语在内的典型自闭症状。在一起病例中,这种变化在一天之内便出现了。作者表示,在部分病例中,是父母们首先提出两件事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先是注射疫苗,之后儿童很快便出现了行为的恶化。


阅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能明白作者的观点:MMR疫苗中的活性麻疹病毒可能会引发肠道炎症,而这种炎症会导致脑部的炎症,从而形成自闭症。这种想法确实很新奇,但它仍然只是一种猜测。父母的回忆作为证据过于薄弱,无法支撑有力的科学主张。韦克菲尔德及其同事们也承认,他们在全文中使用了许多类似的限定词来表明这依旧只是一个假设:“可能是”“也许”“如果”甚至是“没有证明两者间存在关联”。


这场新闻发布会非常失败。医院的公关团队安排韦克菲尔德与包括医学院院长阿利·扎克曼(Arie Zuckerman)在内的其他4名医生坐在同一张桌边——请扎克曼出席就是为了向公众保证MMR疫苗实际上是安全的。然而,就在四周前,韦克菲尔德曾在一封信中表示如果有人直接询问,他会承认自己对MMR的安全性存在怀疑,这封信也抄送给了扎克曼。当然,在现场记者们鼓动了韦克菲尔德,想让他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MMR是一种安全的疫苗。韦克菲尔德如实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他对MMR疫苗感到担忧。


他解释说,他认为将三种活性病毒混合在一起,也许超出了一些幼儿的免疫系统的承受能力。他并不反对向儿童单独注射麻疹疫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说,“也许父母更希望能将三合一的疫苗拆分成在三个不同时段单独注射的疫苗。”


他表示:“我认为对MMR长期安全性的测试还不充分。”随后,他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伦理框架,“不能再出现更多这样的病例了。”


扎克曼似乎很震惊,他猛地站了起来。在场的记者还记得他猛拍讲台,试图消除几分钟前韦克菲尔德那番言论的影响。他说:“世界各地已经使用了数以亿计的此类疫苗。事实证明,它们绝对安全。”


韦克菲尔德似乎暂时读懂了老板的心思,扎克曼希望他能够收回他说的话,不再发表过激言论。“我只想说几句话,”韦克菲尔德打断他的话,“请你们放心,我们并未对是否需要接种麻疹疫苗这一问题产生分歧。我们都赞成接种疫苗,这么做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但我不同意扎克曼教授的观点,对其安全性试验的数量还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席间的另一名医生开始大声表示,这位年轻的胃肠病学家也许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一次注射三种病毒这种独特的组合似乎确实不合自然规律。”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后,韦克菲尔德开始接受一对一的采访,进一步阐述为何他对于MMR的发现值得开展后续研究,同时,为何应该避免接种MMR疫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新闻发布会后,他多次在采访中说出这句话,表明了他采取这一立场的个人动机。这句话也成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被援引最多的言论。


这种措辞上的选择将永远改变他的职业生涯。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病毒学家、儿科医生与公共卫生官员都知道MMR疫苗是有效的健康救星,也是应用科学的良好范例——它使这三种疾病近乎绝迹。如果韦克菲尔德想让它成为一个道德问题,那其主张背后的科学理论最好能够具有惊人的说服力。


但是,还有一个阵营无须花费太多力气便能说服。英国一向有人不信任疫苗,19世纪起,疫苗怀疑论的追随者们便与公共卫生部门意见相悖。20世纪末,由于英国公众压倒性地支持接种疫苗,他们便成了不太成功的边缘力量。英国政府并不强制公民接种疫苗(正如美国政府不强制儿童就读公立学校一样),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疫苗的接种率超过了90%。尽管一些疫苗反对者对接种疫苗的必要性抱有怀疑,觉得是诡计多端的制药公司在谋求市场,而另一些人却一边不情愿地承认疫苗的有效性,一边寻求更多有关其安全性的证据。还有一些人对疫苗怀有一种发自哲学角度的敌意。他们憎恶国家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侵入性治疗的行为,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对这些家庭及韦克菲尔德本人而言,支持MMR的声明只能证明他们反对的内容真实存在——一堵根深蒂固的利益之墙,正在全面阻止人们认为MMR疫苗可能会产生哪怕一丁点不良反应。任何针对他论文的批评都被视作对一位试图凭良心做事的好人的恶劣的人身攻击,也被视作对家庭、患儿以及未来可能接种MMR疫苗的孩子们的攻击。父母们围绕在这位被主流抛弃的年轻研究员身边,将他保护起来。战争已经爆发。而“疫苗引发自闭症”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


尽管韦克菲尔德从未亲口说过“疫苗引发自闭症”这样的话,在接下来的几周乃至几个月中,公众却一直在听到这样的言论。在一个已经因为疫苗而坐立不安的国度内,在有关MMR疫苗的新闻标题中使用“警惕”与“禁用”这类字眼,引发的恐慌再也无法平息。记者们并未在报道中将该理论视为事实,所有的报道均指出,韦克菲尔德是一个被学术界排斥的外人,而麻疹疫苗一直都是健康的救星。英国ITN电视新闻的报道向读者展示了数字与图像报告:1950年报告的麻疹病例达到了80万例,而1997年仅有4170例。著名的免疫学权威罗伯特·阿斯顿(Robert Aston)也在新闻中提醒读者:“无一例外,免疫接种是医学产生的最佳成果。”


这是一个罕见的故事,公众给予它的关注持续的不是几周或几个月,而是几年。在1998年剩余时间以及进入1999年后,拒绝接种MMR的势头持续高涨。父母四处分发抵制这种疫苗的请愿书,而议会就疫苗所谓的危险性展开了辩论。2001年,这股恐惧仍然十分强烈,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陷入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中。他曾公开鼓励父母为孩子接种MMR疫苗,但到了那时,他却拒绝说明自己20个月大的儿子是否接种了该疫苗。


被误以为引发自闭症的麻腮风(MMR)疫苗。


2.故事渐渐崩塌


截至2006年,包括日本、芬兰、美国、英国、丹麦、加拿大等国在内,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学家对传说中MMR疫苗与自闭症的联系进行了总计十几次调查,在这些调查中,没有发现MMR疫苗的使用与自闭症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


同时,根据韦克菲尔德的说法,有自闭行为的儿童的肠道中总是有麻疹病毒增殖的情况。于是他们试图证实这一说法,但实验同样无一成功。


这意味着,有半打国家的科学家都没能成功重现韦克菲尔德的实验。媒体当然没有忽略这些实验,每一项研究都得到了报道。只不过,这些报告继续把科学家与父母的对立作为卖点,而韦克菲尔德仍然能从公众对科研领域的怀疑中得到好处。


最后,一位名叫布莱恩·迪尔(Brian Deer)的英国自由记者在不懈的奔波后,终于推翻了韦克菲尔德的说法。迪尔是一名调查记者,经常为《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撰稿,揭露医疗保健产业中存在的不法行为。2003年年末,关于韦克菲尔德及其理论的电视电影《听见寂静》在首映前就已激起了强烈反响,这让公众再次开始大肆讨论MMR疫苗的问题。《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位编辑希望乘着这一波热潮,让迪尔去挖些MMR的“猛料”。


迪尔怀着对MMR疫苗致病论的深深怀疑开始了调查。那时,他的大部分传媒界同事都还没有把这种怀疑表露出来。他的第一通电话打给了一位参与过《柳叶刀》研究的男孩的母亲。为了防止这位母亲因读过自己文章而产生警觉,在与编辑协商后,他决定在联系这位母亲时不说出自己真实的姓氏,而是用中间名代替。就这样,这位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迪尔谈了几个小时,并给出了一些令他震惊的回答。


比如,她表示,自己第一次发现儿子身上的行为障碍是在接种MMR疫苗后几个月,并不是韦克菲尔德声称的14天之后。后来,在对她的又一次采访中,迪尔发现这位母亲带儿子去皇家自由医院接受治疗也不是偶然的。他还很快发现,有几个涉事家庭都咨询过同一名人身伤害律师,而这名律师在20世纪90年代正准备就产品可靠度的问题状告MMR疫苗生产商;也正是这个律师建议几个家庭让各自的家庭医生去咨询韦克菲尔德,但韦克菲尔德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却称这些家庭没有咨询过任何人。迪尔还发现,韦克菲尔德和这个律师事先就曾有过联系,商讨过在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他们就更有理由控告MMR疫苗生产商了。在律师的干预下,韦克菲尔德获得了约8万美元来进行自己的一项初步研究,之后,这项研究成果也发表在了《柳叶刀》上。此外,在自己的文章还未发表时,韦克菲尔德就已经将内容交给了律师团队。


当迪尔要求韦克菲尔德对这些发现做出回应时,韦克菲尔德避重就轻,试图将其美化成自己在论文发表规范中的一点小小的行为失当。“我可以保证这篇论文是充满善意的,”他说,“它展示了我的发现。”他写信给《柳叶刀》杂志社,否认人们对他的道德指控。而在所有的采访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发现。


但是,所有领导过研究项目或以研究为业的人马上就明白了韦克菲尔德的这一串行为是多么可恶。这些人中就有韦克菲尔德论文的10位合著者——关于韦克菲尔德与律师的纠葛,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羞愧难当地公开宣布删除论文中提出的MMR疫苗与自闭症有关的部分内容。《柳叶刀》编辑也发布文字声明:“如果我们事先知道韦克菲尔德博士成果中的利益纠葛,我们会拒绝接收(他的文章)。”英国的首席医疗官公开指责韦克菲尔德“模糊了科学的界限”,卫生部部长也呼吁“立即”调查韦克菲尔德。


现在,自闭症患者的家庭只能通过一个叫“疫苗法庭”的法律程序来继续自己的诉讼了。它的官方名称是“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能证明自己受到疫苗伤害的患者一直有机会通过这一计划获得赔偿,赔偿金会从疫苗的利润中抽取。“疫苗法庭”会偿还这些家庭的医疗和法律支出,而对于死亡案例以及这些家庭经受的“伤痛和折磨”,它只能提供最多25万美元。


“疫苗法庭”已经认定,由于一些伤害存在翔实的文字记录,它们的成因不再需要额外进行生物学上的证明。例如,在个别情况下,脊髓灰质炎疫苗会导致接受注射者患上该病,而百白破疫苗可能导致过敏性休克——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然而自闭症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意味着,力求为委托人获得赔偿的律师们需要先提出一个认为自闭症与疫苗有关的理论,然后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最后再声明儿童患上自闭症是疫苗导致的。


这个过程的难度非常大。接下来,又出现了第二个突发事件。“疫苗法庭”的法官们——被称作“特别主事官”——对急剧增加的自闭症案例应接不暇。在“疫苗法庭”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里,在人们的请求下,他们做出了4600次判决。1999年,“疫苗法庭”上出现了第一起关于自闭症的疫苗诉讼案,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声称疫苗会导致自闭症。2000年没有出现关于自闭症的疫苗诉讼,但2001年出现了18起。自那之后,关于自闭症的疫苗诉讼案数量开始急速上升:在2002年的前6个月里有200起,而2002年的下半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2003年则共有2438起;最终,仅是等待庭审的诉讼总数就已经达到近5000起。


参加的“反疫苗游行”的美国抗议群众。


就在这时,法官们宣布,将采取特别的方式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由于传统的逐件审理方式太慢,会耗掉他们和这些家庭极多的时间,他们决定化繁为简,只验证“疫苗导致自闭症”论点的正确性。他们的方法是用测试用例进行判定。他们邀请自闭症患者家庭的律师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儿童,获取他们的病历,用科学方法演示疫苗是怎样导致他们患上自闭症的。如果他们成功了,其余家庭就能以此来获得自己的赔款;但是如果实验失败,疫苗导致自闭症的理论将就此终结。这次开庭将决定几十亿美元的去向,因此至关重要。现在,自闭症患者的家庭也有了一个日夜守望的日期。疫苗致病论将于2004年3月接受审判,而判决结果将在那年夏天做出。


在华盛顿,2004年3月悄然而去,“疫苗法庭”没能如期开庭。律师们发现,这个项目涉及的技术过于复杂,要想做出细致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特别的一点是,自闭症患者的家庭请来的律师们承认他们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表示需要以前尚未完成的一些实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开庭日期又推迟了几次,每次都推了一年以上。最终,开庭日期定在了2007年6月。这下,要想自己的说法得到法律的认可,自闭症患者的家庭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疫苗活动家们还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打击。在2005年,《伤害的证据》的作者戴维·科尔比在与一名怀疑论博主讨论时表示,要想测试硫柳汞致病论,一个基准就是追踪加州几年内的自闭症患病率。如果患病率上升了,那么硫柳汞致病论就是正确的。他这样说的原因是,在21世纪初,疫苗生产商已经在大多数儿童疫苗中放弃使用硫柳汞。因此,出生于新千年的儿童通过疫苗接触到的甲基汞含量自然更少了,自闭症患者数照理说也应该下降。在寄给这位自称“公民凯恩”的博主的邮件中,科尔比表示:“如果到2007年,3~5岁儿童的自闭症患者数没有下降,那将成为对硫柳汞致病论的致命一击。”


然而在2007年,当这个截止日期到来时,加州报告的自闭症患者数不降反增,而且在之后一年里进一步增加了。


疫苗致病论者的主要贡献就是将这种不信任疫苗的边缘心态转变为了主流文化现象,而在疫苗致病论持续经受挫折时,这一成就也在慢慢瓦解。这一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起到了教唆的作用。这些媒体经常把疫苗争议描述成一场“辩论”,而科学家和父母作为辩论的两方有着平等的地位。不过,2007年和2008年迅速出现的科学数据削弱了这一看法的影响力,媒体也减少了对这场“辩论”的宣传。也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戴维·科尔比《伤害的证据》一书制作权的电影制作人一定也看出,这部宣扬父母们努力争取真相的剧本正在渐渐失去其光环。最终,他们并没有拍这部电影。


不过,即使疫苗致病论在逐渐丧失地位,这一阵营还是获得了最后一针强心剂——电视真人秀与喜剧女演员、《花花公子》曾经的模特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也加入了这一阵营。麦卡锡的儿子在2005年被确诊为自闭症,因此,她直到2007年才开始参与对自闭症的讨论。虽然加入的时间晚,但她魅力十足、高度自信,出镜率也极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总是会在对疫苗的讨论中发现麦卡锡的名字,看到她的面孔,而麦卡锡也将因为自己对科学家的蔑视而声名大噪。她声称自己儿子的自闭症是注射疫苗的后果,而她已经知道了怎样用替代疗法治愈他。她开始将自己缺乏正统医学、心理学、营养学及所有任何相关科学训练的背景当作一种资产广为宣扬。“我是从谷歌大学拿到学历的。”她在《奥普拉脱口秀》上说出了这句名言,而现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显然,疫苗致病论在某些圈子里仍然盛行。


电影《自闭症需要爱》(2015)剧照。


3.被揭穿的骗局


截至2007年夏天,已有约5000个家庭在等待华盛顿的“疫苗法庭”开庭了,他们想听一听支持与反对疫苗致病论的各种证据,有些家庭甚至已经等待了5年之久。终于,在6月11日,等待结束了。当天早上9点,有三名“特别专家”在一个离白宫步行2分钟的现代而朴素的法庭里落座。走廊里都是律师,不过主办方也安排了电话直播,这样,有自闭症患儿的家庭也可以了解庭审进程。有几百个家庭在庭审中打进了电话。


对自闭症患儿的家庭来说,他们只有合理地展示出疫苗是怎样在生物学上导致每个患儿出现自闭的,才能获得赔偿金。而由于存在着两个假说——麻疹病毒假说和汞假说——证明变得更为复杂。对此,各个家庭的律师们联合了起来。他们成立了理事会,同意依次对每个假说进行证明,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了第三种假说,那就是有时自闭症是由麻疹病毒和汞共同造成的。这三种假说都会受到联邦政府律师的检验。


在庭审第一天,由来自亚利桑那州尤马的一对父母出庭证实第三个假说,他们的孩子是患有自闭症的12岁女孩米歇尔·塞迪洛。在庭审中,米歇尔被绑在轮椅上,头上戴着类似机场地勤人员的那种隔音耳塞。米歇尔不仅有自闭症,她的残疾也影响着她其他方面的表现。据她的父母表示,米歇尔在婴儿时期一切正常,但在16个月大时接种了MMR疫苗之后,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疾病。


要想赢得赔偿金,他们必须证明在米歇尔接种疫苗前后的状态完全不同。对此,她的母亲特蕾莎给出了证词,这证词十分感人。特蕾莎的描述生动形象,她表示之前的米歇尔会笑、会玩耍,还能说“苹果”“妈妈”甚至“耶稣”这样的词——对此,特蕾莎解释其原因是“我的母亲每天都向米歇尔展示十字架,(并对她说)‘耶稣爱你’。”然后,法庭开始播放家庭录像片段,而特蕾莎同步讲解女儿出生后15个月的情况。在录像带里,米歇尔满脸笑容地玩着玩具,她会对大人微笑,在厨房的水池里自在地洗澡。


而法庭中的米歇尔本人与视频中的她形成了强烈反差。如今,她饱受病痛折磨。她的视力在下降,有失语症状,同时还受到癫痫、关节炎和剧烈腹痛困扰。11岁时,她还在癫痫发作时摔断了腿。


在早上的庭审中,米歇尔一直发出咕噜声并不停地击打自己,最终她的父母只能把她带出法庭。整场庭审表明了重点:它对这些自闭家庭意义重大,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同时也对赔偿金有着巨大的需求。特别主事官乔治·黑斯廷斯(George Hastings)也向大部分身为律师的听众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很显然,米歇尔的故事令人唏嘘。”


这场关于米歇尔生平的听证会持续了12天,庭审结束后,黑斯廷斯就需要做出判决。但在判决之前,他要阅读3000多页的证词以及米歇尔的数千页病历,一些专家报告和大约800篇学术研究成果。他是无法用几个月时间读完这么多内容的。

……

 

BBC纪录片《认识自闭症》剧照。


2009年2月12日,“疫苗法庭”对米歇尔·塞迪洛的诉讼做出了判决。在这篇174页的判决结果中,特别主事官黑斯廷斯的判决坚定有力。他驳回了塞迪洛的赔偿金要求,用斜体字写道,米歇尔的所有症状都“极其不可能”与MMR疫苗或其他任何疫苗有任何因果联系。虽然做出了这一判决,但黑斯廷斯对米歇尔及其父母是抱有同情的。他赞美他们有着“非常体贴、博爱又勇敢的灵魂”,但作为一名特别主事官,他认为没有证据能表明他们女儿的自闭症与疫苗相关。


黑斯廷斯的结论与自闭症患儿父母们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大部分证据都指向了与疫苗致病论相反的方向,这些证据“几乎对这些指控的所有方面都有所反驳”,这样一边倒的局面使他毫不费力地得出了最终结论。


对于那些相信疫苗致病论和多年来一直在对其进行推广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那时,黑斯廷斯还是责备了那些推广疫苗致病论,从而让塞迪洛这样的家庭确信不疑的人,这种行动并不常见。在这几句话中,他再次用斜体字写道,这些家庭相信了医生和其他专家们“错误百出”的建议。“塞迪洛一家受到了误导,”他声明,“他们受到了那些做出了严重医学误判的医生们的误导。而在我看来,这些人是有罪的。”这个声明直率又犀利,疫苗致病论又一次受到了打击。


就这样,剩下的测试案例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从那以后,法庭会记录下所有的上诉,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在2010年夏天,由米歇尔·塞迪洛父母提起的最后一例上诉被正式驳回。由于科学研究结果不站在自己一方,很快,那些曾经建议父母们走上法庭的律师们发现这一行动无油水可捞,都对这一话题失去了兴趣。


对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来说,2010年也诸事不顺。事实上,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年。从2007年年中起,他就一直在等英国的医师资质审批机构——英国医疗委员会(GeneralMedical Council, GMC)对自己的能否继续行医进行裁决。结果,这次调查成了GMC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它包括共计217天的听证、归档和考虑期,总花费达到了约900万美元。


2010年1月28日,由5人组成的评审团做出了判定,他们一致反对韦克菲尔德继续持有执照。有36个针对他的诉讼得到了支持,判决书使用了“阴险”“不负责任”“不道德”和“具误导性”等词来描述韦克菲尔德的行为。


在那年2月,《柳叶刀》终于完全撤销了韦克菲尔德于1998年发表的文章。“我觉得我受到了欺骗。”杂志编辑理查德·霍顿抱怨道,他表示,如今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很明显”是“彻底错误”的。


5月,在一场与判决罪犯无异的听证会上,GMC评审团认定韦克菲尔德“不适合执业”并勒令“取消其执业资格”。最终,这次听证剥夺了他的行医执照,他再也不能在英国行医了。


这两个事件对这场疫苗论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没有花时间去探讨自闭症细节的公众来说,当一名宣称疫苗有危险的医生被剥夺了执照,而他发表的文章也被撤销时,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至此,大多数人都能明白,整场疫苗论战是一场耗时长久、混乱、刻薄的闹剧。就像韦克菲尔德15年前制造的MMR疫苗恐慌一样,他的垮台也传遍了全球。


不仅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的新闻网,甚至远至澳大利亚的报纸也对此做了报道。在GMC专家小组做出裁决的那天,《纽约日报》评估了媒体报道中韦克菲尔德的罪过,并评论道,这一切会让“希波克拉底呕吐”。


2010年之后,主流媒体实际上丢弃了所有试图指责疫苗有害的假设。在大多数对此类假设的报道中,一个默认的形容词是“不可信的”。《时代》周刊在2012年曾做过一期“历史上的科学骗局”专题,将这一思潮发挥到了极致。值得注意的是,位居第一的便是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制造的疫苗恐慌。


如今,自闭症人尽皆知,而他则臭名昭著——这两个结果毫无疑问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虽然韦克菲尔德点燃的争议最终冷却了下来,它还是造成了第三个后果:使得一种观点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看待自闭症患者的视角十分新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疫苗活动家们提出的“自闭症本质上说是一种病症和悲剧”的基本前提感到愤怒,于是反转了这个观点,把“患上自闭症”看作值得庆祝的事件,并宣称“治愈”才是可恨的。


他们发动了关于自闭症最新的一场大辩论,宣布自己对这一话题有着独特的话语权——因为他们自己便是自闭症患者。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不同的音调:自闭症的故事》,原作者: [美] 约翰·唐文/凯伦·祖克;摘编:李永博;编辑:申婵;导语部分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