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英]罗德里克·比顿

摘编 | 徐悦东

 

《希腊三百年》,[英]罗德里克·比顿著,姜智芹、王佳存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

 

债务危机如何成为了希腊的常态?

 

“危机”二字,从字义上来讲,是“决断”的时刻,是变革的转折点;从词源上来讲,是古希腊人留给今天全球化世界的另一个词汇遗产。但是,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谈论希腊的其他地方,在过去的10年里,“危机”的含义已经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指决定性的时刻,而是指一种状态。正如人们看到的,那种状态的部分本质是,国家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或无所作为。这与“危机”的正常词义大相径庭。正因如此,本章提到希腊2010年后的“危机”状态时,就会给这个词打上双引号。在希腊,“危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完全因突然贫困的影响而产生。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像希腊经济那样在5年之内足足萎缩了1/4,国民养老金和收入至少降低了 1/4,失业率高达25%,青年失业率更是接近60%。希腊2015年7月实施的资本管控和银行账户限制,直到2018年9月都没有被解除。

 

《希腊环游记》(2020)画面。


除了明显的经济损失,这些影响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更深远,也可能更持久。自冷战结束以来,希腊社会经历了快速的、不平衡的变革。自2003年中东战乱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东难民前往欧洲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借道希腊,尤其是2013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难民,已经入不敷出的希腊政府和私人慈善团体不得不负责他们的生存和福利。仅2015年上半年,自土耳其抵达爱琴海东部群岛的难民人数就有 10多万,2015年是难民人数最多的一年。2016年,难民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其他在北面的国家封闭了国境,开始搭建围栏,将难民拒于国境线之外。这种措施并不适用于希腊,因为希腊有数百个岛屿,其大陆也三面环海。因此,上万人滞留在一个他们本来不愿意停留的国家。结果是希腊的社会服务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让已经在内部“危机”中苦苦挣扎的社会雪上加霜。

 

新的难民潮或移民潮的到来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希腊自1923年以来,再次有了相对数量的穆斯林居民。历史的记忆很难被抹去,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有人第一次提出在雅典兴建一座清真寺,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多年激烈的争论。虽然希腊在2016年确定了选址,批准了建设计划,但是在本书完成之时,那座清真寺还没有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也大大增加。战后的希腊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乎没有街道犯罪和抢劫。希腊“危机”改变了所有美好的一切。即便在雅典最富有的社区、贫困迹象最少的地方以及设计优美和维护良好的地铁上,抢劫犯罪也时有发生。雅典  西部郊区的大片地区,甚至包括某些靠近市中心的地区,已经成为警察和守法公民都不能进的“禁区”,被人贩子和毒贩子等黑社会成员控制。这些黑社会盘剥欺诈那些在“危机”中变得无家可归的希腊人以及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据说,走投无路的居民求助于极右政党金色黎明的非法武装组织,以求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护。因为希腊的警力严重不足,且警察士气低落,甚至与黑社会成员同流合污,根本不能保护市民的安全。

 

一般来说,人们上街示威后的几年内,绝望和颓废的浪潮就会出现。尽管希腊缺乏暴力疏通的渠道并受到幻灭和失去希望的影响,但其社会秩序还没有崩溃,因为希腊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包括最重要的传统的家庭单位,以及基于现金和以物易物的黑市经营。许多希腊人不怎么信任银行,多年来,银行的官僚衙门程序从机制设计上看,简直就不是为客户服务的。如果你要找一些其他的做生意的方式,那么这也不难。那些有能力的人离开希腊到国外工作了。从前,历代希腊人一直生活在希腊这片国土上,在民族国家20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远比这次严重的“危机”更恶劣的条件。帮助希腊人渡过难关的是他们的忍耐或韬光养晦的特质。尽管与以前一样,希腊如今遇到的依然是困境,但希腊目前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希腊需要做出生死抉择,如果希腊人还是只依靠古老的、传统的特质继续前行,那么其前景将一片暗淡。

 

债务危机如何影响了希腊的文艺创作?

 

说是这么说,但在“危机”的阴影下,有些领域还是能为希腊人带来希望,比如文化和艺术领域。从传统上说,诗歌是希腊人用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所依仗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繁荣,催生了新的形式、新的种类和新的环境。有些最新的希腊诗人(移民身份)能同时用他们的母语和希腊语进行双语创作。用最近的一部英文版的希腊诗歌选集的编辑的话来说:“所有的希腊诗歌以不同的形式见证了‘如今希腊与巴尔干半岛上的人们生活的艰难’,但同时也‘带给人们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新途径’。” 在文学方面,小说家继续拓宽他们的题材,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表现与希腊迥然不同的情况,或者塑造与希腊有关的代表“他者”的人物形象。也许由于如今希腊的犯罪率极高,侦探小说终于自成一派,进入鼎盛时期。

 

帕特罗斯·马卡里斯创作的几部犯罪小说都很畅销,小说的主角是词典爱好者、检察官哈若托斯,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他的《危机三部曲》在2010—2012年出版,以含沙射影和尖酸刻薄的方式描述了处于“危机”最初几年的希腊人民的日常生活。

 

其他的艺术形式也“在希腊危机中出现了爆发性的创新,尤其是在戏剧、电影和表演方面”。以基尔戈斯·兰西莫斯、亚历桑德罗·阿万纳斯为代表的希腊导演的艺术电影作品,在海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电影甚至是用英语拍摄的。古典和“艺术”音乐的传统里,出现了新的曲目和公众演出。自“危机”以来,雅典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中心,其上演了一些令人惊叹的节目。例如,2010年启用的奥纳西斯文化中心以及2017年3月建成的、包含新歌剧院和国家图书馆在内的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文化中心。

 

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霍斯文化中心。

 

这两个新的文化中心都是希腊经济取得极大成功的体现,这种成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个时候的经济收益从传统上来说都是来自国境之外,也就是通过船运获得。2017年在雅典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国际艺术展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总计接待了3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此外,雅典的街头艺术也从以前的胡乱政治涂鸦、大学校园的“牛皮癣”升华成了繁荣、睿智、勇悍、有创造性的另一种艺术形式。

 

债务危机如何引发希腊的民粹主义浪潮?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希腊与欧盟签署的救助备忘录在某些人眼里还是有效的,至少在受到资助方面,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从数据上来看,萨马拉斯政府在2014年年底成功实现了基本的财政盈余,其后的政府在2018年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2017年,至少在一位希腊经济学家看来,希腊民众的观念有所改变,不再那么反对政府负债,并开始赞成“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约束”。这一观念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夏季以后,正是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执政联盟的政策出现实用性转向之时。

 

经过三年半的执政,曾经位于政治边缘的极左党派激进左翼联盟逐步演变成了它之前替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泛希社运。自2015年7月的惊人反转之后,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不仅没有感到有损自己颜面,反而继续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好像全靠他的个人魅力和权威,与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成功的总理的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执政的扬尼斯·科莱特斯。如果当下的激进左翼联盟真正取代了泛希社运,那么齐普拉斯则是新一代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齐普拉斯的仕途之路起步于共产党左派,靠着呼吁实现希腊自给自足的国家民粹主义理想成为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国内和欧洲权力现实的影响下,其执政权力很快就会被削弱。

 

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

 

对希腊而言,目前最好的消息是,之前预言的种种最坏情况至今为止尚未发生。例如,希腊没有发生国家违约,也没有从欧元区退出,当然也就没有出现脱欧混乱;希腊的公共秩序没有崩溃,最近几十年在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威胁国家主权完整的分裂运动,并没有在希腊出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掀起的地区独立运动以及在某些更大的地区发生的自治运动,都没有在希腊发生。在希腊历史中,大规模的起义和运动都是在统一愿望的驱动下发生的。大雅典地区之外的希腊有将近一半的希腊人口,他们大多拥有很强的地区身份认同。不过,哪怕是在身份认同情感最强烈、最有可能独立的克里特岛,也从来没有哪个政党严肃地提出过从希腊分裂出去的主张。尽管经济危机给希腊带来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截至目前,希腊都没有出现任何闹独立的潜在威胁。

 

在另一个希腊族国家——塞浦路斯,情况则大为不同。1960年之后,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逐渐对立,后来又因为地理上的分隔,两族对立越发严重。现在塞浦路斯同样陷入了这场危机,但是它和希腊相似的处境已经结束。2012年希腊第二次签订救助备忘录以后,塞浦路斯金融业因为希腊银行的债务减记而损失惨重。2013年3月,塞浦路斯政府也面临国家违约的风险,不得不向欧盟寻求援助。自此,塞浦路斯政府施加了资本管控,银行存款支取数额也受到了限制。在之后的2015年,希腊也实行了这两项措施。比起希腊,欧盟给塞浦路斯开出的条件更高,塞浦路斯的第二大银行被迫破产,所有银行的储户损失了高达10%的存款。2013年3—4月,塞浦路斯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同时期的希腊大得多。塞浦路斯的民营经济承受了巨大损失,企业纷纷倒闭。但是,公共领域的情况要好一些,其构筑了防御危机的堤坝。几个月后,银行存款支取数额的限制就解除了。两年之后,外汇管制也取消了。

 

2015年夏,在希腊经济再次崩溃、希腊第三次向欧盟求援时,塞浦路斯的经济已经从危险中走了出来。自1974年民族流血冲突之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再一次证明自己具有在短时间内摆脱经济危机的能力,希腊人却不行,一直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两个国家同本同源,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就是它们之间越来越多的差异的一个明证。

 

主权债务危机如何变成身份认同危机?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欧盟援助和希腊主权债务这个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是这场越来越深的“危机”中的一个问题。从最底层分析,这场危机其实是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10年“危机”带来的新的重压下,各行各业的希腊人(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希腊)都发现自己不得不停下来反省思考,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历史,看看伴随自己成长的价值观,看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世界归属。希腊政府重申自己属于西方阵营,也就是属于现在代表西方的欧盟,是整个欧洲文化圈的一部分。不过,希腊的欧盟之路再一次证明,希腊与欧洲的融合充满艰难险阻,而且付出的代价巨大。

 

根据调查和民意统计,支持希腊留在欧盟和欧元区的选民人数有所减少,不过即便是现在,希腊也没有出现多数选民支持脱欧的迹象。一份2017年年底发布的私人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希腊公投时,留欧派占69%;而到了2016 年年底,这个比例下降至53%。最近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也在希腊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源自“雅典理工大学风暴”的反美主义,正在向反德方面发展,这形成了对德国的敌视,因为德国被看作造成希腊财政紧缩的罪魁祸首。在一些报纸漫画里,德国财政部前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身着纳粹军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成了希特勒的化身。10年“危机”在一些地方引发了要求德国为其二战期间对希腊所犯暴行进行赔款的呼声。更令人讶异的是,德国被要求归还德意志帝国占领希腊时强制从希腊国家银行借出的款项。这些呼声在2015年“希腊之春”时最强烈,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

 

民粹主义抬头造成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催生了金色黎明。它在当今的希腊政坛已站稳脚跟,民调显示其影响力大约占7%。也就是说,其影响力与最近100年中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共产党的影响力差不多。至少,金色黎明只与有着共同生物祖先的种族缔结联盟,特别是奉行军国主义的、反民主的斯巴达人。希腊政治图谱的另一边,是与右翼民粹对立的试图追随之前的俄国及苏联的左派。此前,大约30名因抗议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而退党的来自激进左翼联盟的议会议员,正属于那些左派。在2015年“希腊之春”运动期间,对他们以及齐普拉斯来说,如果“进一步融入欧洲”的目的没有实现,那么一个审慎的备选方案就是复兴与俄罗斯密切相关的古老梦想。

 

希腊金色黎明的支持者的游行。

 

与俄罗斯亲近并不是希腊人的臆想。激进左翼联盟首次控制政府后,就派遣不止一名内阁成员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齐普拉斯也于2015年4月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2013年年底,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形势最为焦灼紧张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曾设想将希腊、塞浦路斯以及土耳其邀入俄罗斯总统倡议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2014年12月,普京在一场演讲中说:“由于信仰同一种宗教,我们与希腊有特殊的关系。” 而齐普拉斯作为回报,在上台一个月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反对欧盟制裁俄罗斯。

 

就在希腊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在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周旋磋商的时候,其他希腊政要也在寻求向俄罗斯借款的可能性。如果谈判成功,那么希腊或许就不用再接受“三驾马车”的援助,或者最起码在退出欧元区的时候,谈判成果能为希腊提供一个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不过,普京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希腊并无太多的兴趣。据说,齐普拉斯在公投当天晚上得知普京拒绝了希腊政府的贷款请求后,希腊对于与欧盟签署救助备忘录的态度便彻底改变了。

 

在希腊民众以及不少政府高层甚至最高层的眼里,希腊仍属于东正教或因复杂历史关系而形成的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寻求希腊或塞浦路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想法在2013年可能显得有点儿操之过急。不过,俄罗斯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以塞浦路斯为例,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提供资金,但是塞浦路斯能在2013年恢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俄罗斯民间投资的几笔令西方观察者担忧的大钱。如今,在尼科西亚的餐馆里,菜单上不仅有希腊语和英语,还有俄语。如果你抵达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国际机场,那么迎接你的是房地产公司的俄语广告。有权有势的俄罗斯“寡头”被授予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身份,因此也就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身份。2018年3月,当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因俄罗斯涉嫌在英国使用被禁止的神经毒剂而驱逐自己国家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不应和此举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目前来看,希腊大多数的“危机”应对措施不是“评古”就是“论今”。所谓“评古”,就是寻找并依赖历史上的行之有效的资源和策略;所谓“论今”,就是放低姿态寻求未实践过的新途径。不过,无论希腊采取哪种应对措施,“危机”中还有一个反复发生的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还需要用一些比喻。自2010年以来,希腊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或者变成了实验对象,也就是“天竺鼠”或实验动物。在所有比喻中,最令人后脊发凉的比喻是“矿井中的金丝雀”。在矿井中放置这个笼中鸟的目的,是让鸟发现人类感知不到的有毒气体,并给人类警告。如果笼子里的金丝雀死了,那么矿工在窒息前还有时间逃出矿井。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就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丝雀。这些组织及其支撑起来的全球金融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脆弱不堪。依据上述比喻的逻辑,希腊就是这些组织放在笼中的弱小的“金丝雀”,即在危机来临之时,为了更多国家的利益,希腊可以被牺牲。

 

《国家地理:希腊人》(2016)画面。

 

这些比喻及其表述很不受希腊人的待见,但是希腊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常常将这些比喻挂在嘴边,唯一的作用是向世人强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在希腊大众文化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另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先锋”。

 

所谓的“先锋”是先于大军进入战场、提前为大军探路的步兵。如此来说,先锋与金丝雀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先锋即便要服从命令采取行动,也依然拥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他可能为了保护队友负伤,乃至献出生命;另一方面,他可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找到安全的通道,引领战友走向胜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作家乔治斯·塞奥托卡斯1929年在一次很大的民族灾难后,用他的笔召唤“勇敢的先锋”走出希腊,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去,以实现希腊文化的复兴。

 

对希腊来说,这场“危机”以及接下来的数年不仅仅会带来更明显的威胁,也一定会带来机遇。希腊是通过救助备忘录得到援助的第一个国家,这个救助备忘录是“三驾马车”专门建立的。希腊也是唯一一个通过救助备忘录机制得到3次经济援助的国家。希腊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忍耐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政府与人民最终都经受住了考验。欧洲、欧元和欧元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比以往更强了,这多亏了希腊这个“先锋”。正是由于希腊承担了风险,欧洲的强大才有了可能。

 

在200年前的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是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旧欧洲塑造成现在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新欧洲的先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希腊和希腊人在今后还会一直秉持“西方”的价值观、传统和政治。考虑到地缘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希腊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是,在2021年希腊庆祝建立国家200周年之时,希腊人都应该为他们取得成就的方式而感到自豪。这种方式是,他们的成就从一开始就是循着自己的本性,经过艰难的每一步,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赢得的,而不是通过闭关锁国取得的。如此成就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因为不论人们理解希腊还是误解希腊,希腊从来都是现代欧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原作者|[英]罗德里克·比顿

摘编|徐悦东

编辑|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