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们，尤其是专业学者,常常将快乐阅读归到欣赏性阅读、主观性阅读以及非批判性反应的范围中。促使他们这样进行分类的，是一种有启迪意义的两级对立体系：

根据传统的学术观点，快乐阅读是一种非批判、轻松、天真、印象式的主观阅读法。它的明显特点是快速推进、粗放、娱乐性和业余性。严肃阅读则与之相反，它是具有批判性、精细缜密、客观缓慢、带有怀疑精神的深度阅读。两者永远不能共存。

这一标准的描述包含了刻板印象、稻草人谬误以及诸如“幼稚”“轻松”这样意蕴深厚的词汇。这套引发一连串对立的价值标准，表面上看是衍生于启蒙时代的古典语文学、官方的圣经阐释学，尤其是在大学和专业兴起过程中得到巩固的现代文学批评。但是，当代后现代阅读法有效地瓦解了这些存在已久的对立。下面让我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即拉德威的《阅读浪漫小说》（Reading the Romance）。

珍妮斯·拉德威研究了42名阅读浪漫小说的中下阶层妇女，她们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某个郊区，一家书店和一本通讯把她们联系在一起。

拉德威对这个阅读群体的细致描述，颠覆了批判性阅读和非批判性阅读的标准两分法。她详细描述了这些读者的阅读方式：她们阅读得很快，常常直接跳到书的最后，不在意风格，忽视批评距离，认同人物角色（尤其是女主角），对情节关注最多。她们喜欢详细解释男主角的行为动机。她们拥有一致的评判标准：男主角不能有暴力，女主角不能柔弱，不能出现淫秽内容，不能有不圆满或不确定的结局。她们是群如饥似渴的读者，偶尔会反复阅读中意的作品，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对于这群异性恋读者来说，浪漫小说具有补偿意义，在一个要么工作太多，要么没有工作的世界中，它演示了理想的伴侣关系，与现实生活中伴侣往往心不在焉的情况相反。虽然这只是一个爱好阅读的局部阐释群体，一群欣赏流行文学的快速阅读者，但是她们也十分专注，沉浸在当代浪漫小说的传统之中，知晓那套复杂通用的情感和社会标准。她们并不只是关注审美和表面细节的非批判性读者。

弗拉戈纳尔油画《阅读的女孩》。

几十年来，学术性的文化研究得到传播，已经给予流行文化及其爱好者充分的尊重，承认不同的阐释群体具有其复杂性。但是，谈到浪漫小说和其他类型的“低俗文学”时，学者们仍然先入为主地将它们视作肤浅、主观、不精细、带偏好的文本，认为这些都属于非批判性叙事。因此，让我们继续推进快乐阅读，但是不要带有轻蔑。

如今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对学术性批评阅读，尤其是批判，感到不满，这促使他们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呼吁寻找其他阅读方式。首当其冲的就是苏珊·桑塔格，她的著名观点是反对阐释，主张依赖感觉和非功利性的即时性阅读反应。在此过程中，所有的批判都被弃之门外。这是一种纯粹形式下的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

在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比如塞吉维克，对批判感到不满，提议寻找新的阅读方式。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提倡暂停“读书”，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不要用例如马克思、弗洛伊德或福柯的专业术语去套文学文本，希望学生和批评家直接接触并且敏锐感知作者的人生观，了解他认为应该如何生活、要做些什么。之后才是阐释和批评。

但是，这里存在对阅读任务排序和优先权的篡改，引领人们向往旧时的简单朴素。在阅读的过程中，批评和阐释并不只是简单地服务于个人反应，也不应该是这样。

另一个替代方案是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提出的新现象学。她突出强调了个人情感的介入，将普通阅读和学术阅读区分开来。“批判需要辅之以宽宏，悲观需要辅之以希望，否定美学需要辅之以对艺术的持续思考，思考其交际、表达和揭示世界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机械地列举二元对立让人感到震惊，也没有任何说服力。尽管如此，菲尔斯基还是委婉地呼吁保持平衡，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仍然坚持要进行批评。

《文学之用》，[美]芮塔·菲尔斯基著，刘洋译，守望者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认同“非批判性阅读”，认为学术界的批判性阅读过于专业、陈旧。“批判性阅读是历史上的另类人所进行的虚伪的劳动。”

沃纳所说的非批判性读者（尤其是他文学课堂上的大学本科生）突破了学术性的条条框框。他们认同人物角色，尊重作者，寻找内容信息，快速阅读，随着情节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悲伤哭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类型的批判性阅读都会显得故弄玄虚、陈旧过时，已经濒临穷途末路。沃纳的问题是他对他的学生读者们采用的细读和批判性阅读方式没有认可，也没有加以检验。他假定学生们都是单纯幼稚的，完全不会接触批判性怀疑，不会抵制。在我看来，他把非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对立起来，走回到程式化的老路。沃纳严厉地将专业程度较高的批判性阅读描绘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亚文化、一种自私自利的苦行，是非批判性阅读的死对头，但他恰好运用了自己所抱怨的批判性阅读的方法和技巧，这真是讽刺。

近来，“细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看来却是空洞无力的。

为什么呢？首先，这种阅读法有众多各不相同的模式。在没有确指的情况下，“回归细读”这句口号在我看来既没有经过检验，又缺乏任何诚意。如果你想知道我指的细读模式是什么，我简单地罗列出以下六种众所周知的不同案例作为回答：

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形式主义；

马丁·海德格尔提出的本体论现象学；

埃里希·奥尔巴赫的语文学；

罗曼·雅各布森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结构主义代表作《夏尔·波德莱尔的〈猫〉》；

雅克·德里达在《论柏拉图的药房》中展示的解构主义；

罗兰·巴特提出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

我不再进一步罗列更多细致且不同的细读模式，其实这反倒很简单，我想仔细研究一下克林斯·布鲁克斯形式主义细读风格的主要程式和前提——这种风格长期以来都是北美大学批判性阅读的标准。这与拉德威传奇小说读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颇有意义。

这里是形式主义细读的十条关键规则，来自克林斯·布鲁克斯提出的新批评模式。

1. 选一篇简短的经典文学文本，最好是首抒情诗。

2. 坚持客观性，避免个人的情绪反应。

3. 排除历史探究，主张文体和审美分析。

4. 多次进行回顾性阅读。

5. 预先假定文本是错综复杂、紧凑统一的。

6. 暂时放下不协调和冲突，追求整体的统一。

7. 展现矛盾、讽刺和含混，以解决各种不和谐。

8. 将文本视作不带个人色彩的剧本，是制作精良、具有独立审美性的物体。

9. 聚焦于意象模式、隐喻语言和文学性，不要，坚决不要将重点放在心理、道德、社会或是政治经济上。

10. 努力成为这样的理想的读者。

有了这些标准，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多数的新批评家可能会认为约翰·多恩是比沃尔特·惠特曼更出色的诗人。但是，我不想老调重弹这一冷战早期非常有影响的唯美主义阅读形态，也不想再深谈其相对优势和劣势。我也无意抨击布鲁克斯。这个程序手册以及这些评价标准让我感兴趣，是因为它们与拉德威的传奇小说读者所认同的批评原则截然不同。传奇小说读者可以完全不赞同里面的任何一条批评前提，而新批评形式主义者也可以不遵从早前为传奇小说读者确定的十条规则。我本可以在这里继续对之前提到的诸多细读模式做个对比，探讨它们之间的差别、重叠的部分以及偏好。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我的目的不仅是要质疑与批判性阅读和非批判性阅读差异相关的标准价值体系，还要指出含糊地要求“回归细读”所体现的学术偏执以及诚意缺失。关于这种学术偏执还有很多可以谈论。

当代许多对于细读的鼓吹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战争期间首次提出的，在新世纪不断升温，在我看来，鼓吹这些要么是为了恢复伟大的文学文本典范，要么是为了消除理论的“胜利”，要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学者远离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或者三者兼而有。

此外，有些吁求是反学术的，有些反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则是蓄意张扬貌似先锋。在新、旧细读运动的背后，隐藏有一系列的愿望和诅咒。这里举几个例子来阐明我的观点。首先是希望恢复普通读者的这个愿望，在我看来，普通读者是个迷人却神秘的角色。其次是渴望回归早前的审美分析和评价，这些分析和评价常常伴有诅咒，诅咒的对象是当代身份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病毒式传播的流行文化。正在进行的去审美化改革，想要将文学转变为一种传媒商品，剥夺其光辉，使它和娱乐生产、娱乐分配、娱乐消费的商业循环纠缠在一起，人们对这一改革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和抵制。

企业大学中对研究产出率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对此感到既矛盾又沮丧。据说，理论、文化研究和批判之所以能够成功，其背后正是这种“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要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相互竞争的阐释群体会迅速增多。我需要重申，“细读”这个口号承载了许多学术偏执。想要理解它，需要考虑环境和动机，而这些都带有价值取向，并且存在争议，常常晦涩难懂，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我做出的所有评论都不是为了否认细读的价值，实际上，我强烈支持细读，并且在我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会加以实践。

我的观点是，鼓励提倡快乐阅读，与此同时，应该将多层面的批判连同细读也包括在内。

对我来说，提倡和教授快乐阅读意味着纠正人们对这种阅读的错误认识，即这是一种不需要思考、非常简单、没有价值的阅读方法。其实恰恰相反。研究表明，个人的“轻松阅读”使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阐释规则。

如果要说今天主要的文学教材能够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在我的课堂上，和许多其他课堂一样，细读包括文体分析，属于形式主义阅读模式，源头在于对技巧进行审美鉴赏。新批评的影响仍然存在。我自己的口头禅是：技巧是对真诚的检验，尤其是对文学专业、修辞学专业以及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我推荐在单元和课程中讲解叙事理论、韵律学、修辞史和文体学。除了文本分析和批判性评价之外，我还会特别重视弘扬审美美感，不论何种类型的美感，只要是其中的佼佼者，我都不会吝啬赞美之言。

意识形态批评中最吸引我的是对历史上的生产方式（例如后现代性的全球化）和各种社会机构（例如宗教、教育、家庭）进行系统化关注。考虑到如今资本主义的控制正越来越强，因此不再重视意识形态批判非常不合时宜，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则更糟糕。和许多其他批评家一样，我发现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对种族、性别、性存在和民族的复杂性进行质疑的过程中，采用文化批判都一直颇有收获。举个例子，白性、女性、酷儿性、民族认同和社会阶级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文学文本中发挥作用？涉及的文本包括：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拉森的《流沙》、奥尼尔的《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艾略特的《荒原》以及休斯的《疲惫的布鲁斯》。你可以围绕以上那个问题开设一门课程，我曾经就这么做过。在亲近式批判、细读、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中，不应该进行单一或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在最近要求重新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呼声里，有太多人采用这样的选择。

我还没有评价我最喜爱的一种阅读模式，就是深度阅读（excessive reading)，一种独特、具有创造性的聪敏阅读法，做法奇特，一般与肯尼斯·伯克、哈罗德·布鲁姆、雅克·德里达、朱迪斯·巴特勒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这些杰出人物提出了许多问题，涉及过度阅读、阅读不足和误读；涉及意义、含糊和一词多义；涉及将作品放进语境中进行思考和解释的无数种方法。这些思考很有成效。他们对创造性和大胆革新的重视，与大男子气概的超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市场先锋精神相一致。深度阅读也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写作的要求极其吻合，使文章具有争议性，后者备受推崇，往往超过了更为保守的古典启蒙价值观，即清晰、简明、优雅，更不用说平衡和真实。只要这些“离经叛道”的批评家们积累起文化资本，他们就获得了一些额外的价值，值得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值得批评探究，尤其是评估当代学术明星取得名人地位背后的各种因素。

我预见到对我的批判性阅读主张的一些批评。比如，人们可能会指责这个主张将批评简化为一种公式。确实，我主张的名义就是赋权，建议学生和实践者使用清单、启发式方案和尝试—确认这个做法。鉴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霸权在我们身处的世界如此猖獗，有极大的毁灭性，那么毫无疑问，我对忽视肤色和性别的意识形态仍然保持批评态度。如果你愿意，可以给这种态度贴上信仰的标签，但是总比保持沉默不做回应要强。

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长期的经济不平等，这不仅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还在文学、社会话语和媒体中都可以找到证据。我们在批评中可以指出它的缺陷，讨论它的长处。考虑到实用性、灵活性和普适性，我提倡进行开放式的批评融合。我反对简单化归约式的批评方法，比如单一的形式主义细读，排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排除自我的、精神化的非阅读现象学，或是脱离了批判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存在现象学。在媒体的推动下，经济和政治因素不断渗透进生活，重构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时代，上述那些批评主张从现代主义先锋思潮倒退，幻想着重振文学的自主性。这类思潮的目的是复旧，守住昔日的余晖，留住文学的纯净。

我都相信文学和文化分析家、老师和学生都有责任将它们结合起来，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承担。这种阐释学和教父阐释的四个层次不同，不需要遵从任何的等级制度和次序，其融合式的批评有利于在我们身处的时代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