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中国的城市化，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这是上下三千年所未有的，也是全球大国所未有的，在今天，城市化还在推进，未来20年到30年中，我们即将进入城乡关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消失的阶段。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我们要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市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多的准备和努力。”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乡村人口比例降到36.11%，对此，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

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西方政治哲学史、当代国外文化政策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受访者供图

百年城乡关系变迁 由乡村支配型到城市支配型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乡村人口比例为86.74%，到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乡村人口比例为79.4%，30年间仅降低了7%左右，乡村人口仍旧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如果把百年城乡关系的变迁分阶段的话，改革开放之前，都可以算作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乡村支配型的阶段，”李河说，“在人数上，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在社会结构上，城市的社会结构和乡村的也非常类似，可以看做是一个放大的乡村，观念上一样安土重迁，经济也是自然经济，社会关系形态也是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壁垒的打开，人口逐渐开始流动，工业高速发展，大量人口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个时候，城乡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可以看做是城市支配型的阶段。40多年中，我们的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到今天，城市人口已经接近三分之二，从结构上，已经越过了全球54%-55%的平均水平，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

城市支配型的城乡关系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李河说，“传统的社会关系解体，这对乡村的影响非常大。当然，确实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本土人口为主的乡村，但已经比较少了。更多的乡村中，人口是混合的，有村庄合并中人口的流入，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口流出。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东中西部乡村之间的阶梯化差异，比如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80%，达到或者进入了发达国家水平。另一个是城市群带来的远近郊差异，过去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城市群的过程，使得接近中心城市的乡村，更快地完成了城市化。”

城乡关系的最后阶段 城乡差别消失

2012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乡村，不到10年间，乡村人口比例下降幅度超过10%，城市化仍在加快，李河认为，未来20年到30年间，我们将进入城乡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城乡关系消失的阶段，也是城乡差别消失的阶段。

“过去讲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其中城乡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曾几何时，我们想象城乡居民各半的情景，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未来城乡关系、城乡差别彻底消失的问题了。”

一个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处在彻底改变的关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次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拐点上的普查，对我们重新认识城乡关系、探讨未来乡村发展路径至关重要。过去十数年中，我们以每年1%的城市化率，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的程度，这有好处也有代价。好处是，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即可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这是全球大国所未有的。但同时，这么快的速度，显然是非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在承受着剧烈变化背后的沉重代价，传统的生活空间快速消失，我们的文化记忆快速灭失，三代人承受着家庭、教育、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和代价。”

“乡村文化以这么快的速度消失，是不是大家都喜欢，都能接受，显然不是这样的，”李河说，“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样特殊的国际关系形势下，我们怎么处理新时代的城乡关系？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内循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这都是需要思考的。”

城乡关系消亡期 尽可能“软着陆”

未来很近，但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城乡关系变化？李河认为，我们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准备。

“在城市支配型的城乡关系下，未来城乡之间的产业、资本的融合、人口的流动将更加明显，大量的乡村还会快速城镇化，但相应的配套政策是否能跟上，比如教育、医疗、文化建设等，恐怕是一个考验，”李河说，“过去的城市化中，一方面乡村本身的公共空间变化不大，另一方面，大部分进城人口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教育、城市化教育等，在未来，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比例的变化，城乡差别的消失，也不只是人口进城就实现的，李河说，“数字上的城市化容易做到，但还有很多内涵式的指标，比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能不能跟上？这些年来，我国乡村的发展中，这些方面确实发展很快，但和城市相比，差距仍旧存在。在未来的2035年，我们要初步实现现代化，甚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全面实现现代化，城乡之间这些方面的差距，显然都是要解决的。”

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中，进城人口的再教育和社会保障、留守人口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问题，或许是未来需要特别重视的，李河说，“未来需要做更多配套的、分项的工作，比如针对乡村留守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水平，怎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同时，第一代进城的人，很多已经因为年老而回乡，他们的养老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再如，乡村劳动力中的适龄人口，也就是青少年，他们在未来很短的时间里，大部分会进城，他们的教育问题，比如就业教育、城市化教育怎么解决？过去我们很少有相应的教育，但事实上，并不是进城后就会自然变成城市居民，他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更好地就业，奋斗出更美好的未来。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而这些工作，正是城市化的最后10里。但这最后10里也是最难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让城乡关系的消失过程，尽可能地‘软着陆’，避免出现一刀切、粗暴的做法和现象。”

挽救历史文化村落最后的机会

过去很多年中，城市化使得大量自然村落消失，为此，我国在多年前就开始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工作，但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传承悠久的村落衰亡。

李河认为，今天这个城乡关系转变的关键时期，也同样是保护千年农耕文化的关键时期，“当前，对那些文化保留相对完整的村落，还有自然环境较好的村落，应该有进一步的普查和再次评估，以免他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彻底消失，这也是未来长远发展中，最后一次保护传统文化村落的机会。”

同时，李河也认为，对我国自然村消失的情况，也应该有更准确和详实的数据普查，及相关的政策设计，“数以百万计的自然村消失，乡村文化记忆该如何保留和保护？首先要有更精确的调查和统计数据，然后依据这些调查的结果和数据，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自然村消亡之后，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荒村”，李河说，“荒村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人走了，村子留下了，没人管理，自然就逐渐荒芜了，这些荒村，既是文化记忆，其实也是文化资源，怎样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我们当前正在建设文化强国，那么，对于那些承载着传统农耕文化的历史文化村落，对于那些承载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记忆的荒村，该怎么让它们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这都是当前乃至未来需要探索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