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杨澜职业生涯的第三十一年,也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第三十一年。


如果说“三十而立”有怎样的变化,更愿尝试表达自我,更渴求新鲜事物的输入,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近一年,杨澜在《蓝莓孵化营》选拔网络达人,参与娱乐化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王牌对王牌》;上周日,她作为“大魔王”首度“跨界”脱口秀,登上《听姐说》的舞台,谈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职场歧视,呼吁男女一起休产假,金句频出。她正在接纳全新视角和渠道,了解年轻人的沟通方式,了解当下的时代和市场。


杨澜


但这三十一年,在某种语境下似乎也是不变的。例如,杨澜对文化类节目的支持与输出,从《匠心传奇》《探寻人工智能》到今年的《万里走单骑》,始终未变;例如,她坚持对女性的表达和赋能,创立“天下女人研习社”APP。今年杨澜还将创办“梧桐计划”,实实在在地致力于帮助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的成长。


作为成长于电视黄金一代的媒体人,杨澜笃定于她对大众媒体的初心,“我相信好的内容生产者永远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女性对立面并不是男性,而是过时的观念


今年是杨澜第二次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见证女性涅槃,但对她而言,这一次似乎与去年略有不同。


第一季时,杨澜对女性打破年龄禁忌的话题深感认同。她希望通过这样的大众传播产品,让社会对于性别的偏见,从默认变成公开且大方的讨论。而今年,女性挑战自我的勇气,则让她产生更为直观的共鸣。《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中,那英、杨钰莹、容祖儿等“姐姐”,已经是在各自领域功成名就的女性,但在40+、50+的年龄,仍敢于挑战身体条件,不在意大众的眼光和评价,从零学习唱跳、劈叉、踢腿。“今天的女性可以不再是一个小女人或女汉子,而是一个大女生。”


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在杨澜看来,无论通过读书、旅行,还是像姐姐们一样跨出舒适圈挑战自我,“大女生”代表着女性也可以拥有更大的人生半径,大气面对竞争和得失胜负,“这样一种气度,是这个时代的女性可以有的处世方式和姿态,我对这个特别认同。”


杨澜对女性意识的关注无疑是超前的。


2005年,杨澜推出电视脱口秀《天下女人》,邀请600余位来自各个领域的男女嘉宾,探讨都市女性情感、生活、职场等热点主题。2014年,“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创办,更实在地致力于在职场和家庭中,为女性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


这些关于女性的表达,曾在那个“女性觉醒”尚未成为热点话题的时代,遭受过不少非议,“这个社会就是有女人该有的位置,男人该有的位置,你现在做的是不是有点儿超前?”但杨澜从不这样认为。直到2020年,《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等掀起女性觉醒浪潮,杨澜也丝毫不感到奇怪。


在她看来,这一代女性其实很早便对自我意识有着空前醒悟,只是随着年龄步入30+,她们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人生机会等,均具备了更敏锐的观察,更大胆的表达。她们不再盲从或者满足社会的常规期待,认为女人就应该怎么样,反而有了主动选择的勇气。


令杨澜感知最为明显的是,她过去接触的一些女性,如果30岁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就好像存在天然的压力,一定要去解释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杨澜也曾多次在采访中被问及,如今事业这么忙,会不会觉得不值得,会愧对家庭,愧对孩子?但杨澜的回答永远是真诚且一致的,“我觉得很值得”。


在《听姐说》的舞台上,杨澜也由自身经历出发,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职场歧视。“我就不理解什么叫‘女人样’”“职业女性不应该因为生产而被限制了生产力”,“只有在产假上当妈当爹一个样,招聘的时候才招女招男一个样”。杨澜认为,女性的对立面并不是男性,而是已经过时的观念。


在上周末播出的《听姐说》中,杨澜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职场歧视。


“其实随着女性意识觉醒,我们发现,不论是男人、女人,都有难以平衡的困境,这是时代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方式带给每一个人的困境,不只属于女性。所以现在女性们会说,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这就是我的选择。”


未来二三十年,文化艺术或将迎来复兴


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听姐说》,到《王牌对王牌》《万里走单骑》,杨澜在百忙中选择的综艺节目,似乎都有一种特别的表达,与时代贴近又疏离。


以《万里走单骑》举例,这档通过行走体验,揭秘中国世界遗产背后故事的文化综艺,对杨澜而言是一次熟悉的尝试。在这档节目中,她跟随故宫“看门人”单霁翔,与世界遗产当地的人文学者、挖掘者、保护者同行、对谈。


杨澜跟随故宫“看门人”单霁翔一同《万里走单骑》。


此前,杨澜曾制作《匠心传奇》等文化综艺以及《探寻人工智能》的科技类纪录片,然而在此次采访中,她依旧兴奋地侃侃而谈在《万里走单骑》途中的所见所闻,“在安徽的宏村,我们看到的是延续数百年的水利系统,能够抗旱排涝,还营造了当地气候”;“这个系统是女性主导设计的,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她的肖像都可以进宗祠”……


杨澜对这类与市场疏离的文化节目,始终怀有长远的眼光与热情。


近些年,她曾在多处引用法国作家伊波利特·丹纳的著作《艺术哲学》里的一段内容——当年丹纳从佛罗伦萨、威尼斯,到荷兰画派、印象画派,他认为,当一个地区的经济持续繁荣三十年之后,便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助力艺术的发展,于是形成文艺复兴。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杨澜认为,现在恰恰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重新发现的好奇和兴趣,特别是从年轻人对国风的追捧,可以看到我们是需要文化根基的,但同时它又用一种新鲜的方式重新生长出来,比如说和时尚、居家、建筑村落、城市规划、互联网等的结合。”


今年元旦,杨澜和团队在江西南昌出品的实景演出《寻梦滕王阁》中,尝试以故事串联起中国上下一千多年的历史,并用七重梦境的方式讲述梁思成、王勃、王安石、苏轼、文天祥、辛弃疾、汤显祖、王阳明等大家的故事。在杨澜看来,如果回到十年前,观众对类似的活动还是会在意,哪些明星来,有怎样炫酷的特效;但如今,他们更多是为“文化内涵”买单。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都顶着严寒,披着大衣,看完整场演出。在杨澜看来,或许未来二三十年就是中国的一次文化艺术的复兴之潮。


《正大综艺》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初


杨澜也在试图接纳娱乐化的市场,走近当下正在做综艺的年轻人。例如不久前,她与老友倪萍、马东、张绍刚参与了周五档娱乐综艺《王牌对王牌》的录制。于她而言,这次“挑战”其实有怀旧和展望两层含义。


1990年,22岁的杨澜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并成为央视《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这档节目是中国第一代综艺节目。虽然后来杨澜转型从事了偏专题和新闻性质的节目,但她认为,“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于自己而言,从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在其三十一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去过五十个国家和地区,阅读过一两千本书籍,与上千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进行深度访谈。“我对综艺这件事不但没有鄙视链,反而很感恩。《正大综艺》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是它开拓了我的人生视野和维度。”


杨澜与张绍刚等人参加《王牌对王牌》,现场展示主持功力。


而在《王牌对王牌》上,杨澜挑战了“传声筒”等各类棚内游戏,偶尔也和沈腾、贾玲一同甩起“包袱”。虽然她从未尝试过这类新鲜事物,有时候也总摸不着头脑,但在与这拨儿综艺年轻人对话的过程中,杨澜深深感受到后浪的拼劲和才华。“像贾玲、沈腾,他们过去是喜剧人,但对于如何接话、如何营造冲突悬念,把自己的姿态放低让观众哈哈大笑,其实这背后都是由专业素质体现的,不是说谁口才好,就能把这个节目主持好。”


但杨澜对于当下的综艺市场,仍有自己的担心与思考。在她看来,自己经历的中国电视黄金三十年,早已成为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风气刚刚开始开放,全国只有五六个全国性的频道,《正大综艺》的收视率能够达到20%甚至30%,如此空前聚焦的改革开放时期,令当时的年轻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头一份”。杨澜成为第一个非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生主持了央视综艺,参与了第一档允许主持人写稿发挥的节目,创办了第一个中国电视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改名为《杨澜访谈录》)……“那是一个好像你总觉得,可以去开创一些什么的时代,是一个特别令人激动的时代。”


杨澜与赵忠祥一同主持《正大综艺》。


但2010年以后,电视生态中的媒体投放量明显放缓,各大地方电视台大多处于亏损状态,而电视行业的年轻人才也逐渐被互联网分流。过去,一档节目播出就算结束了,但如今还要关注观众反馈、与观众互动、通过直播等方式不断黏合观众,并想尽各种办法与商业传播结合。


在如此信息爆炸的融媒体时代,如果说能与年轻综艺人分享怎样的经验,杨澜认为,他们更需要保有个性和差异化,同时坚持一个好的内容生产者对自我的要求。“电视赋予我的职业素养,如今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还是会探究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还是会做专业的信息的收集整理,再创造和表达。我相信好的内容生产者,永远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新京报资深记者 张赫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