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雁翅镇田庄村，至少七百年历史的古老山村，却有近百年的岁月，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情相拥。重重大山不能封闭山里人探求美好世界的渴望，这里走出了京西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诞生了京西山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进而为后来京郊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北京地区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门头沟田庄村，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正在整修。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大山深处的京西山区第一党支部

门头沟区雁翅镇东北部，大山环绕的田庄村，有着京西山村常见的静美山林，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红色氛围，纪念馆、纪念碑、烈士故居，处处提醒着到访者这里曾经的沸腾岁月。村口建起了巨大的党旗雕塑，底部“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的字样非常醒目。

田庄村村口的“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雕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新京报记者到访时，崔春洪正在张罗同事在党支部纪念馆门外的牌匾上描红，村里有着丰富的革命历史遗存，每年一批一批的党员活动在这里展开。向媒体讲述田庄村的红色故事与红色传承，53岁的崔春洪最合适，他是村里的党支书，也是田庄村历史上的第21任党支部书记。

崔姓在村里的历史悠久，村里首位中共党员就是从田庄村崔家走出来的，名叫崔显芳，他近百年前走出了重重大山，又把炽热的进步思想带回了家乡，从此点燃了西山深处的星星之火。

西山深处播火人

在田庄村，至今保留着崔显芳的故居，依旧是当年简陋的样子。实际上，从田庄村到乃至整个京西的红色轨迹，都与1889年出生的崔显芳脱不了干系，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已知的门头沟区中共党员中第一位党员，同时也是门头沟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革命捐躯的先烈。

崔显芳，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已知的门头沟区中共党员中的第一位党员，1935年牺牲，年仅47岁。新京报制图/陈冬

崔显芳是在1922年突然离开了家乡，本来是去天津，结果却辗转到了上海，并最终接触到了刚刚正式诞生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其中原因鲜为人知，村支书崔春洪则非常熟悉，“那年，有个自称来自天津的商人到村里收购杏仁，崔显芳将家里的杏仁全都卖给了他。之后到天津取款时才知道这个人不在天津，而在南京。于是崔显芳就只身来到南京，奈何这是个奸商，不给钱，于是他就在当地跟人打起了官司。”这件事让崔显芳深切意识到没有文化就会受人欺负，于是他家都没回，要回钱后直接去了上海，考入了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学习。

“也是那个时候，崔显芳接触到了中共党组织，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崔春洪介绍，“两年的学习之后，他回到了田庄，由此成为了我们京西山区第一位中共党员。”

回到村里，开展革命启蒙，崔显芳的做法非常接地气。村里人贴春联的日子，他不再写那些传统的喜庆文字，而是按照党的思想，宣传新的认知，“特别是他自己家的楹联，他写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主观须得客观，自信方得人信’。”春联里的新词汇，乡亲们闻所未闻，也就是在解释春联的过程中，进步的思想得以在山村生根发芽。

不仅如此，崔显芳认为，要想让广大民众觉悟，最好的办法就是办学、讲学，“1926年，崔显芳将家中的两间房辟为教室，开办了田庄第一所高小，他自己任校长。第二年，他与同为党员的魏国元合作在宛平七区的区公所驻地青白口，办起了第二所学校。”

1932年9月 田庄高小党支部成立

办教育，更为乡亲办实事。崔春洪回忆，自己小时候去隔壁村姥姥家，当时有位老人一直拉着他说话，“老人说你是田庄的啊，你们田庄都是好人啊，那个崔显芳救了我们，我们在矿里天天受欺负，也不敢反抗，都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从矿里逃出来？长大后，崔春洪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当时田庄附近的长沟峪，有个国民党干部开办了一个煤矿，用套路哄骗村民下井干活，“上班之前，可先借贷20块大洋，利息三分，月底还不清，下月本息为26块，但矿工的工资低，其实根本还不起钱，大部分人累到死都出不去矿井。”

崔显芳知道此事后，立刻出资帮村民打官司，甚至变卖土地替工人们还债。解救出来的这些矿工，有的人最后成为了京西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这边老百姓种核桃、山杏等土特产，要往昌平阳坊那边运，但在运输之中设有很多税卡，无数苛捐杂税。”崔春洪说，“崔显芳为了帮群众解决难题，就在田庄、淤白、苇子水、松树、高台等村秘密串联，组织村民成立请愿团，对不合理的捐税进行坚决抗争，最终也成功了。”

为人民请命，为群众奔走，崔显芳等党员的言行被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党在当地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已经成熟。

1932年的夏季，中共北平市委派马建民、刘云志、李育民先后来到田庄高小，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协助崔显芳开展山区党建活动。1932年9月，田庄村有了共产党的党支部——田庄高小党支部。张又新任书记，高奉明任副书记，高连勇任组织委员，李育民任宣传委员。

马建民，1932年夏，中共北平市委派马建民等人先后来到田庄高小，协助崔显芳开展山区党建活动。新京报制图/陈冬

在今天的展馆里，记者看到了仿真的田庄高小旧址。据工作人员介绍：1932年秋，崔显芳召集赵明鉴、张又新、李茂田、崔荣春等人，传达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区委意见，成立中共宛平临时县委。随后于1933年春，正式成立中共宛平县委，书记赵明鉴、组织委员师永林、宣传委员先后由张又新和魏国元担任。同时，中共宛平县委决定在青白口村开设“一元春”药铺，该药铺为秘密联络站，崔显芳以坐堂大夫之名，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来访者参观纪念馆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至此，地火涌动，整个京西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并为后来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47岁牺牲 临终在家人手心上写下“跟党走”

在那个黑暗与动乱的年代，带领人民追求进步与解放，风险是巨大的，代价往往是自己的生命。

京西地下党的活动与当地群众的觉醒，让反动当局十分警觉，1934年夏天，中共宛平县委遭到破坏，宛平县委领导人崔显芳、赵明鉴、魏国元被反动当局以“通共”、“私造军火”的罪名先后逮捕。据崔显芳的后人回忆，当时，崔显芳与几名地下党员均受到了严刑拷打。1935年2月崔显芳被营救出来，但已经奄奄一息，出狱后仅过了12天便与世长辞，牺牲时，崔显芳年仅47岁。

崔显芳简陋的故居里，现在仅存了一些家具摆设等物件。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崔显芳在弥留之际，把他家人叫到床前，并在大儿子的手心里写下‘跟党走’三个字，这句深情嘱托，后来也深深影响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命运。”崔春洪介绍，在崔显芳牺牲后，崔世家族三代人几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家里出了4位革命烈士。

崔显芳的侄子崔一春，1932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崔一春积极投身于抗日工作。1940年11月17日，崔一春在霞云岭附近不幸被捕，最终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崔显芳的另一个侄子崔锦春，1936年入党，1948年9月16日，时任大队副政委的崔锦春在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牺牲，与其兄崔一春烈士牺牲时同样年龄，年仅37岁。

崔克勤是崔一春的小女儿，幼年受崔显芳和父亲崔一春的影响，上小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3月，崔克勤被派驻涞水县木井村宣传抗日。26日，日伪军对木井村扫荡，崔克勤在组织群众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她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时，崔克勤年仅16岁。

“跟党走”，在今天的田庄村，这句口号在村口被展示得非常醒目，而战火纷纷的年代，京西的年轻党员们，早已用生命诠释了“跟党走”绝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信仰与行动。

“伪乡长”的另一个身份

“崔显芳协助建立党支部之后，村里记载的第一任书记名叫张又新，是跟崔显芳一起坚定革命的外村人，可惜史料上没有太多记录，而我们村第一个当书记的本村人，名叫崔显堂。”

崔显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地下秘密党支部书记，1942年牺牲，1983年被正式平反并被认定为革命烈士。新京报制图/陈冬

目前在田庄村当第一书记的邵建伟表示，崔显堂的经历非常传奇，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党的工作“忍辱负重”，牺牲数十年后才被平反为烈士。

如今，在崔家的祖坟内，崔显堂有两块墓碑，其中一块墓碑对他和他的后人来说意义重大。“那个非常时期，因为崔显堂一直在这里做‘伪乡长’，为日本人干活，乡亲们都认为他是汉奸，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人为他平反。这第二块墓碑也是政府后来给立的，上面刻着‘革命烈士’。”邵建伟说道。

“其实早在1938年，崔显堂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为地下党工作。”邵建伟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田庄地区的党组织为了配合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崔显堂主动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是崔显芳的侄子崔兆春带他入党，崔显堂随后又动员了村子里四五个年轻人入党，那一年他42岁。”

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斋堂，平西抗日根据地一下子变成了敌占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日军的炮楼都盖到了田庄村里。就在这时，崔兆春悄悄来到了崔显堂家，告诉他原来的支部已经暴露了，现在没办法展开工作，所以他们决定建立地下秘密支部，由崔显堂当党支部书记。崔显堂一口就答应了，但他没想到的是，组织还有另一个艰巨的任务派给他，就是与日本人“交好”，去做个伪乡长。“日本人进村的第5天，他就干起了这个遭人唾骂的伪乡长，当时村里人都说他是汉奸走狗，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

迟到41年的真相与荣誉

崔显堂白天对日伪军笑脸相迎，晚上进行秘密工作。这个伪乡长并不好当，邵建伟介绍，“田庄村据点的日军到村子里要粮、要钱、要劳力，更可恨的是，他们还让崔显堂给他们找女人。”

除了为抗日传递情报，崔显堂的任务当然包括保护乡亲，他让村里妇人往脸上抹土或躲藏起来，面对日伪军追索，总是推托说“人都跑了，找不到。”日本人当时还派给他一个修炮楼的任务，他在日本人监工的时候就干活，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就停工。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汉奸”当得是非常不称职，炮楼里的敌人经常拿崔显堂出气，连踢带抽。而他呢，只能忍气吞声，一个劲儿地赔不是。

邵建伟讲，忍辱负重的崔显堂，还要背负着骂名，“村里人看到他被打，说他活该，但也有人感觉到了他跟铁杆汉奸不太一样，知道保护乡亲。当时村里人都劝他别干伪乡长了，但他总是摇头，沉默不语。”

“一来二去，日军对他开始有所怀疑。他们就以‘工作不力’为由，把他抓进炮楼，严刑拷打，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崔显堂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最后被放了回去。”邵建伟称，10多天后，日军又把他关了起来，不给吃喝，又打又骂，但他还是没有松口。

1942年7月的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崔显堂家，将伤病未愈的崔显堂第三次抓进了炮楼，这次他们用火烤铁烙等酷刑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村里还有哪些人是共产党员。7月19日，遍体鳞伤的崔显堂被日军推进了村后面事先挖好的一个土坑里，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有说出任何情报，就这么带着秘密英勇就义。

采访中，邵建伟向记者感慨，崔显堂从担任伪职到就义，仅仅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却始终没有人知道他是秘密党支部书记。“直到1978年，崔兆春终于回到家乡问起崔显堂的事情，才知道这么多年崔显堂竟然还背负着骂名，赶紧说出了崔显堂其实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那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1983年，经过组织程序，崔显堂被正式平反并被认定为革命烈士，而此时距离崔显堂牺牲已经整整41年了。”

红色旅游 传承京西山区第一支部红色记忆

如今的田庄村，已成为了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为了纪念革命先烈，田庄村为崔显芳建设了纪念馆，灰墙土瓦的崔显芳的故居至今保留完整。

创建京西山区第一党支部的崔显芳的故居。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村支书崔春洪介绍，村里如今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山核桃、山杏等种植业，绿色天然的香椿采摘、百亩薄皮核桃观赏采摘游都是特别受欢迎的旅游项目，逢年过节，传统的山梆子戏、田庄村聒子鼓也都让城里人耳目一新，而如今这平静安逸的生活，都是当年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因此，红色教育、红色旅游是田庄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项目。

村内村外，目前到处可见鲜明的红色文化标志和革命历史标语，走进山区就能感受到浓厚的革命历史氛围。邵建伟说，村子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情报联络站，同时也是粮食物资运输通道。“日军多次在田庄扫荡，而田庄的抗日军民也在这里展开斗争，比如劫持运粮车、割电线，但很多斗争场景后来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如今也在通过建设还原当时发生的故事。”邵建伟表示，“村里有值得骄傲的红色历史，继续深挖红色故事，就是想让后辈更加感受到这份荣誉感和使命感，让京西山区第一党支部的记忆永远传承下去。”

新京报记者 李傲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