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门外有47级台阶，象征着王进喜47年短暂的一生。
从西北农村的“十斤娃”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王进喜一生的命运与石油水乳交融。
上世纪60年代，大庆石油大会战时，王进喜带着石油工人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号子，让中国彻底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2009年，一部讲述王进喜生平的电影《铁人》直接将片名英译为了Iron Man，人们说，他是钢铁之躯，又有满腹柔肠。
王进喜去世后，铁人精神的接力棒传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手中，时至今日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庆城市的风格气质。
就像城市公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抽油机那样，以一种恒定的节奏运行着，不知疲惫，生生不息。
王进喜旧照。
铁人一口井
大庆市红岗区解放村西行约3公里的铁人纪念馆旧址院落里，高大的杨树林郁郁葱葱，阳光从缝隙里洒下来，投落在“铁人一口井”上。
49岁的李士梅每天一早会准时出现在这口萨55井旁巡查，擦拭井口，检测录取数据，她个头不高，看有些仪器数据要踮着脚才能够到。
这是王进喜在1960年4月带领1205钻井队到大庆后打下的第一口井，它的“诞生”仅用了5天零4个小时，创造了当时石油钻井速度的最高纪录。
李士梅是第七代管井人。在大庆油田，这是少有以“代”计算的岗位，萨55井是铁人精神的薪火之源，守护与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
1992年，李士梅被分配到大庆油田采油二厂第五作业区采油45队，负责管理守护“铁人井”。父亲得知后十分欣慰自豪，叮嘱她“一定要好好干”。李士梅的父亲是1960年山东兵团支援石油会战时来到大庆的，那个年代掀起的“学铁人”风潮深深影响了所有的石油人。
李士梅和铁人一口井。 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李士梅常听父辈提起“老会战”时期的艰辛。石油会战的主战场萨尔图地处高寒地区，遍地荒原、泡泊、沼泽和盐碱地，冬季长达7个月，最低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冻土层达2米厚。几万人从全国四面八方集中到这里，“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各项物资和后勤保障严重不足。
1960年3月，萨尔图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一列列满载着工人的列车驶进了松辽平原。当时松辽局勘探大队总务科长朱开茂负责接站，他回忆，一个身披老羊皮，肩背小挎包，头戴一顶半旧前进帽的汉子刚跳下火车就连珠炮抛出三个问题：“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王进喜。刚到萨尔图，王进喜和队友们住在旧马棚里，刺鼻的马粪味伴着吹进屋里的雪花久久无法散去。工人们抱来羊草往地上一铺，坐下来啃干粮，没有水就敲下一根冰溜子凑合。
石油大会战时期王进喜和工友们住的“干打垒”。 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王进喜一刻也没有停过，他带领的1205队工人本着“钻机没来不能等”的思想，借工具、找锹镐，挖池子，打水井，为开钻做准备。
1960年4月2日到4月5日，注定是载入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三天三夜”，王进喜和1205队工人们靠大绳拉，肩膀抬、撬杠撬，用人力把庞大的钻机卸下车，并运到井场，巨大的井架徐徐挺立起身躯，矗立在荒野上，直指蓝天。
1960年4月14日，1205队到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萨55井开钻。当年派驻5队的1202队“观察员“张石林参加了萨55井开钻的全过程，在后来接受《铁人传》作者孙宝范采访时，详细描述了当年的境况：8点快要到了，王队长宣布说：“今天由周正荣班开钻，丁国堂班做辅助工作。希望你们两个班合作，钻它一个开门红！”
紧接着工人们各就各位，严阵以待。王队长站在周正荣的背后，大声问钻台上准备好了没有？钻工们大声回答好了！又问机房好了没？司钻们答好了！又问泵房好了没有？泵工们答好了！他大声宣布说：“开钻”！
8点整，周正荣手扶刹把向机房打了一个手势，立刻柴油机轰响，转盘飞转，高高的钻塔随着大地微微颤动，整个井场一片欢腾。
王进喜的“铁人”之名是在这段时间传开的。当时，他住在当地一位姓赵的大娘家，整日泡在井场极少回去。据王进喜的队友许万明称，当时赵大娘在井场看到王进喜在泥浆槽子里枕着牙轮钻头睡觉，心疼地感叹“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
铁人的名号不胫而走，1960年4月11日会战《大事记》里记载：1960年4月11日，首次技术座谈会在安达召开，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正式提出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号召“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在会战中立功”。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新京报等联合制作的珍贵影像纪录电影《岁月在这儿》中还原了1205队打第二口井时遭遇突发井喷的场景。现场没有搅拌机，千钧一发的时刻，带着腿伤的王进喜纵身跳进泥浆池，几位年轻工人也跟着跳下去，他们手划脚蹬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化险为夷。
从十斤娃到石油工人
1923年，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县一个贫穷的村里。父亲王金堂将刚出生的婴儿裹上一件老人衣服放进一个草编框子内称重，整十斤，于是王进喜得名“十斤娃”。
事实上，幼时的王进喜十分瘦小，童年多灾多难。王金堂突发眼疾失明后，赶上1929年玉门大灾荒，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拉着盲父走街串巷乞讨，受尽屈辱。
此后，王进喜帮地主放过牛，去煤窑里拉过煤，修过公路，还淘过金子。
1937年，玉门老君庙地区发现油田，王进喜进了油矿做杂务小工，那时候玉门老矿流传着一句话“钻井的老虎，炼油的狼，总务后勤是小绵羊。”王进喜一心想当跟“井”和“油”打交道的技术工人，总是逮着机会就问专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他通过选拔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上世纪50年代任玉门油田老君庙区队党总支书记的满应科回忆，解放前玉门老君庙的钻井速度比较低，一是工人操作不习惯国外的钻机和设备，二是当时存在“长工活，慢慢磨”的现象。
满应科记得王进喜自从当了司钻工人后，对这种现象看不惯，“他说‘长工活，慢慢磨’那是对付地主和资本家的方法。咱们现在是主人了，是给国家干、给自己干了，主人不能干长工活。要把柴油机开大，把转盘开快，狠狠地打，快快地打！”
满应科认为，那时王进喜的主人翁意识已经萌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玉门油田，王进喜带领贝乌5队创出了月钻5009米的全国最高纪录，这支钢铁队伍成为了祁连山上一支标杆。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入党志愿书》，申请人是王进喜，申请时间是1956年4月18日。
讲解员介绍，王进喜几乎不识字，这份志愿书是他人根据其意愿代写的。志愿书上写道：“通过听党课和党员同志们给我从思想上教育，我感到过去受苦受打受骂，每月拿的工资还买不上一斗麦子，解放后拿的工资能养活几口人。父亲死了，上级马上派车把我送回家，还给我钱安葬父亲，家属有病还给叫医生到家去治病。这样对我的教育最大，感到只有党才能解放受苦的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农民、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因而，我为了给人民给祖国贡献出更大力量，所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全国“工交群英会”举行，王进喜受邀到北京参会。那是王进喜第一次到首都，在北大红楼附近的沙滩，王进喜看到公共汽车上顶着笨拙的大包袱，他感到疑惑。同行人解释，那是背的煤气包。
“为啥不烧油呢？” “没有油嘛！”
一瞬间，王进喜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长期在油田奋战的他从来没意识到全国处于贫油状态，那个沉甸甸的煤气包像一座山压在了他心头。
20世纪中期，许多西方石油地质专家、学者笃信“海相生油”学说，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大胆提出“陆相生油”理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了铺垫。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为十周年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考虑到松基三井所在的肇州县大同镇与山西“大同”名字重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为了迎接国庆，不妨改名为“大庆”。
一场石油会战正蓄势待发。《铁人传》作者孙宝范回忆，那是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油田被称为“战区”，就连油田内部刊物都被称为“战报”。
王进喜主动请缨，他从贝乌5队挑选精兵良将，组建了一支钢铁队伍，翻过嘉峪关一路向东，“要把落后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里”。
这场持续3年多的大庆石油会战，共探明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6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1963年12月4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状已经基本可以自给了”。
铁人的暴躁与柔情
个头不到170厘米，身形瘦小，穿一件破布袄子，头上永远顶着前进帽，那个年代典型的工人形象，是王进喜留给孙宝范的第一印象。
“是个暴脾气。”很多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的人这样评价。孙宝范说，王进喜的情绪经常大开大合，上一秒还喜笑颜开哼着秦腔，下一秒可能就忧心忡忡，“好像眉头上竖起了井架。”
原大庆钻井指挥部副部长李长清此前接受采访时说，“（王进喜）爱骂人。”李长清说，“但是他爱骂人不整人，工作认真严格。”“他能同工人打成一片，活干完了，干好了，就坐在井场上开玩笑，说粗话起外号，打打闹闹，甚至撵得满井场跑。但你不好好干，马上变脸，天王老子也不行。”
王进喜的徒弟邓茂昌也曾说过王进喜“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骂得越凶。”1959年。邓茂昌在南高点打井时，因操作不慎致一名工人受伤，被王进喜狠狠骂了一通还给了警告处分，“你一个老司钻还不明白，司钻手里‘三条命’，哪一点弄不好都人命关天。”
孙宝范在整理与王进喜有关的集邮册 。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为了进行文艺创作，孙宝范与王进喜同吃同住了很长时间。孙宝范早就耳闻王进喜脾气不好，不过王进喜对这个戴着眼镜肚子里有墨水的年轻人还是很客气。“那时候他们队里的人都说，如果铁人不骂你，那还是把你当外人。”
直到有一次王进喜带孙宝范去井队干活，孙宝范终于被王进喜“当成了自己人”。当时王进喜正在帮司机修柴油机，孙宝范在一边蹭了满手油污。快到饭点了需要洗手，孙宝范看到旁边有一茶缸柴油，就顺势倒出来洗手。
王进喜看到这一幕，赶紧跑过来用抹布小心翼翼地将地上的油蘸起来，狠狠训孙宝范：“你戴木头眼镜？看不见这是油？”
孙宝范作为一个年轻大学生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下被这样训斥过，脸上挂不住。发完脾气的王进喜又苦口婆心给他讲道理，“小孙你不懂，咱们国家缺油，我在玉门打井的时候，油流入河里，我们都要用树枝一点点把它蘸起来。刚解放的时候，咱们全国的油平均下来一个人不到一滴，今天你把一茶缸油倒下去洗手，这是多大的浪费？”
“他的心是很好的。”孙宝范说，虽然王进喜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总是为他人着想。1964年夏天，气焊瓦斯罐回火将要爆炸时，一名四川籍气焊工因抢救将要爆炸的气焊瓦斯罐，不幸牺牲，留下了11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王进喜当下发话，“这姐弟俩是我们大家的孩子。咱们一定千方百计把他们抚养长大。”后来，两个孩子在油田健康长大，并成为了石油工人。
孙宝范说，王进喜生平有两大爱好，一是抽烟二是秦腔。只要不是在工作，王进喜随时烟不离手，他用报纸撕成条卷烟抽，孙宝范提醒他报纸上有铅油对身体不好，于是去报社讨了些白纸，切成卷，王进喜开心极了，连连称赞“这个好”。
王进喜喜欢秦腔，不管多累，只要眯眼听上一曲西北秦腔，一切疲惫都烟消云散，为了学习识字，王进喜随身带着秦腔剧本，他形容学习认字就像“搬山”一样。
1963年冬天，大庆老百姓家里开始烧油取暖，一股油雾弥漫在上空，连家雀羽毛都被熏成了黑色。王进喜和孙宝范一前一后地走着，王进喜背着手一路哼着秦腔，路边的家雀也叽叽喳喳，王进喜来了兴致，“小鸟你们怎么这么开心？怕不怕油味？”没一会儿，王进喜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来问孙宝范，“你怕不怕油味？”
这句话戳到了24岁的孙宝范内心的痛处，“我1961年来大庆的时候，真的很苦很难，成天累得够呛，当时是希望能调回老家的。”孙宝范多年后吐露心声。
但是当看到王进喜乐在其中的神情之后，孙宝范受到了很大触动，“我们老说学铁人，但是思想还是没有扎下根来，当时铁人已经是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还这样拼，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什么理由吃不了苦？”
“心有所属，方能远行，只有真正爱上油田了，你才能向铁人学习，才能做出一番事业。”在那个时刻，孙宝范决定在大庆留下来，这一留就是六十多年。
“把井打到国外去，这是老队长的心愿”
曾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在1970年11月15日因胃癌不幸离世，享年47岁。
国家领导人给予他高度评价，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业的带头人”，周恩来惋惜他，“铁人同志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王进喜去世的那天，也是孙宝范的生日，王进喜去世之后，孙宝范每逢生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祭奠王进喜，很多回忆文章都是在王进喜的祭日完成。
铁人已逝，但铁人精神的接力棒早已交到新一代石油人手中。
王启民和王进喜是同一年来到大庆的，1960年时的王启民还是一名北京石油学院的实习生。他没有直接和王进喜打过交道，但这位老前辈“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名言，他听进了心里。
“当时我们学铁人，也写下了一副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是闯将在此。贴在干打垒的办公室门上，还特意把闯字里的马字写大。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们一定要闯出天下一流的开发水平。”王启民说。
孙宝范当年采访王进喜时的采访笔记。 新京报记者李照 摄
王启民一直认为，自己和大庆油田的缘分冥冥中早已注定，他的生日正好是大庆油田发现的日子。1961年毕业之后，王启民义无反顾地来到大庆加入了石油会战。当时技术人员奇缺，王启民主动承担起技术员的职责。
作为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参加过40多项课题研究，主持了10多项重大专题研究和试验任务，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上世纪70年代，大庆原油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跨入世界特大油田行列；而后年产5000万吨以上稳产长达27年，而世界同类油田只有12年，创造了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1967年出生的李新民是王进喜带过的1205钻井队第十八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铁人”，这支钻井队累计总进尺突破316万米，是全国打井最多的钻井队。
进入新世纪，开发海外市场被提上日程。2005年，得知有机会去海外打井时，李新民主动请缨，“把井打到国外去，这是老队长的心愿。”
出国前需要通过托福考试，英语水平几乎“零基础”的李新民从头学起，当年王进喜像搬山一样学习识字，李新民就像搬山一样学习英语，最终以517分成绩通过考核。
2006年的苏丹，多年战乱与“世界火炉”恶劣的气候考验着李新民和他的1205队，海水腐蚀了发电机，他们不得不去借发电机并改装，经过重重困难，1205队在海外打下了第一口井，他们管这口井叫“圆梦井”。
1205海外钻井队平台经理陈伟永远也忘不了完钻的那一天，苏丹滚烫的井场上，李新民把“钢铁1205钻井队”的旗帜，挂在高耸的井架上。十几个队员紧紧地抱在一起，泪流满面，他们冲着祖国的方向大声喊，“老队长，05队出国打井的梦，我们圆了！”
目前，大庆油田海外业务已进入亚洲、非洲、美洲54个国家和地区，铁人的精神旗帜插遍了五湖四海。
铁人精神代代相传
5月，大庆城里丁香花开得蓬勃，花香弥漫整条街道。在这座曾享受无限荣光的城市，总是能很轻易地看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痕迹，铁人中学、铁人大道、铁人广场……无论是名字还是外形，都烙印着鲜明的工业城市风格。
大庆城市分为东西两个城区，相隔十余公里，东城区是以大庆市政府所在的萨尔图区，西城区是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在的让胡路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城区有了迥然不同的使命和意义。
大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抽油机。 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连接两个城区之间是笔直的公路大道，道路两旁拥有辽阔的旷野，无数红黄绿相间的抽油机点缀在其中，当地人管它们叫“磕头机”。大风呼啸而过，游粱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昼夜不停。
当年西城区的一些石油职工宿舍楼去楼空，人们搬进了东城区的商品房，过着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的日子。不过，老国企时代的细节被保留下来，每天的班车摆渡在两个城区之间，整座城市的运转与石油仍然息息相关。
为了摆脱“资源诅咒”，这座因油而生的资源型城市正在尝试艰难转型。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大庆建市40周年之际，大庆市委书记韩立华发表讲话，称要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积极探索重构产业新路，变“一油独大”为“多条腿走路”，争当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排头兵。
这也许是铁人精神在当下时代的现实意义，并且初见成效。《2021年大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年末，大庆非油经济占比达到75.7%、提高了15.1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占比达到50.1%、提高了9.6个百分点，地方经济占比达到65.7%、提高了13.2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大庆在东北三省营商环境试评价中排在地级城市第一位。
午后的铁人纪念馆旧址一片静谧，偶尔出现参观的人群，人们驻足在铁人一口井旁仔细辨读简介，试图了解那些数字背后的意义。
风吹过白杨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王进喜去世那年，这些树从遥远的甘肃玉门跋山涉水而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亭亭如盖。
当年的卸车台、值班房、土油池、地窨子、贝乌-40型钻机……悉数保留了下来，萨55井已不再产油，依然维持着日常基本的运行，高耸的井架掩映在齐高的杨树林里，褪去了金属的光泽，它们走完了最后的进程，永久性地成为了一个纪念符号。
明年，李士梅就要退休了。退休前的最后时间，培养第八代管井人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与她对班的是一位80后女工人，她手把手地教这位徒弟，去哪里都带着，就像当年她的师傅带她那样。
“站好最后一班岗，让铁人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李士梅说。
参考 《铁人传》《听亲历者口述铁人》《大庆精神大庆人——大庆油田英模风采录》《为石油事业艰苦奋斗一辈子》
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