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晴喜欢刺绣,丝线勾勒出杜鹃和梅竹,蕾丝织出藤蔓。邬逸帆也喜欢中国风的美感,不同的是,她曾经看到过色彩,确信自己喜欢紫色汉服,她穿的交领上襦和花鸟裙,分别是粉紫和偏橘的藕荷色。

 

吴潇有双凤眼,瞳孔又大又圆,却是南京城墙砖的深灰色。她给自己挂上亮晶晶的珍珠耳环,水晶项链,穿着镶满水钻的细带凉鞋。

 

5月19日,刚下过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下称南京特师),天空是浅蓝色,教学楼是深红色,槐树冲刷出新绿,粉色的睡莲露出水面。三个视障女孩无法看见这些,但不妨碍她们精心打扮,融入这片斑斓的世界。

 

夏天已至,同为大四学生的三名女孩,也迎来了她们的毕业季。

 

三人同班、同住一个宿舍,融合进了健全学生组成的班级,成绩斐然。每学期,周文晴的成绩都是班里第一名,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该校应用心理专业录取的第一名视障生。邬逸帆高分通过了雅思考试,收到多所英国大学的录取资格。她俩成了励志人物,一度上了热搜。

 

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吴潇还在奔波着面试。她似乎是不幸的那一个,考研报名时遭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拒绝,考过了教师资格,却无法通过体检认证。

 

被失败围绕,吴潇心里仍攒着劲儿,一定要摆脱当盲人推拿师的命运。

 

“我可不想大学白念了。”吴潇用大眼睛翻了个白眼。

2020年11月底,周文晴在图书馆边摸盲文边用笔记本电脑学习。受访者供图


远道而来的朋友

 

本科阶段的课程都已结束,毕业论文只待答辩,日子悠闲起来。5月20日,一个值得朋友聚会的日子。一个同为视障的男孩,恰好从长春到南京游玩,周文晴、邬逸帆和吴潇一番打扮之后,相携出校招待这位远方来的朋友。

 

男孩名叫邵磊,长春大学的大四学生。他平头、方脸,壮实的上半身裹着黄色的冲锋衣。飞机落地南京后,他拉开蓝白紫三色的盲杖,“铛铛、铛铛”敲着登机梯内壁,稳稳走到地面。出了机场,在地勤人员的引导下,邵磊前往地铁站。经过两次换乘,到达南京特师。

 

女孩们打扮的精致,也不轻易展开盲杖。她们手挽手向前走,盲杖收起后只有十几公分,用绳挂在手腕上,周文晴淡定地走在最前面,她还残留着一点视野,成管状,比指甲盖还要小,但足以成为引路者。

 

四人在学校会合,决定打车去附近的火锅店。邵磊把手机底部的喇叭靠近耳朵,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四倍速女声报出他触及的每个字符。他找到打车软件,熟练地摸着拼音打字,叫来了网约车。


那是一家视障学生常去的火锅店,服务员熟练地引导他们,帮助涮菜和分菜。四宫格火锅“咕嘟、咕嘟”沸腾起来,服务员手里的漏勺和筷子“咔、咔”撞击,带出淅淅沥沥的火锅汤汁。他们摸到手边的玻璃杯,喝里面的酸梅汁,杯子放下,碰到盘子,就是“叮当”,若抵达大理石桌面,就是发闷的“噔”。 邬逸帆说,她还能听到身边人加快的心跳声。 


周文晴抬头说话时,食物就会从她眼前溜走,她不愿总是低头扒着碗口,吃得很少。

 


火锅店人声鼎沸,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被气氛带动着,讨论起自己,以及未来。

 

周文晴声音甜美,讲话娓娓道来。讲起自己的考研经历,周文晴说在报名时,她多次与校方沟通,终于争取到盲文试卷,初始前紧张得睡不着觉。笔试后,她获得高分,打动了学校,最终得以录取,学校还向她承诺,会提供无障碍设施。

 

邬逸帆摘除了视网膜和晶体,她索性将眼睛闭着,低头吃肉。圆圆的脸挂着笑容,她接过“无障碍”的话头,向邵磊介绍起南京一家博物馆的无障碍展厅。她说,希望将来到英国深造融合教育,“抹平健全者与残障者之间的差距”。

 

“没有人是每时每刻无所不能的,每个人都有失去能力或者存在障碍的时刻,我们这样都是正常的。”邬逸帆说。

 

一些报道用“身残志坚”形容残障者的成功,女孩们都认为有些冒犯。“这里面是隐含歧视的。”周文晴说。

 

“很多人讲的关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俯视这个群体。”吴潇也加入了讨论。别人对视障者的固有看法,时常令她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与朋友打车时的遭遇。司机起初没发现她是视障者,还调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因为教的小孩没有升学压力”。吴潇忍不住反驳,“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学生也有对学历的追求”。

 

司机好像这才突然反应了过来:“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语气随即变得柔和,“我以为你戴了美瞳。”见吴潇沉默,司机极力想表达安慰,还劝她“以后还是要找个视力正常的来照顾你。”

 

吴潇没再答话,“当时我有点难过,为什么视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顾?”

 

她们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周文晴说,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邬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实是一个挣脱桎梏、摆脱原有命运的过程。”

 

原有的命运是什么?“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邬逸帆说,这是几个人的共识。

 

邵磊在长春大学读的是针灸推拿学专业。根据规定,像他这样“单考单招”的视障学生,只能在长春大学选择这一专业。许多同学不承认自己是“做推拿的”,而是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既然读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但现实是,对推拿专业的视障学生来说,不论学历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他们能考取的资格证书,都是“盲医证”,这个资格证的全名叫“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与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相比,在诸如药物处方、针刺治疗等方面,“盲医证”还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医院愿意录用视障推拿职工,他们可以开展的医疗业务也十分有限。

 

由于体检标准中包含视力检查,视障者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邵磊很沉默,心思也不在吃饭上。作为唯一的男生,他腰板挺直地坐着,双手摸索着给身边的女孩们递纸巾。 


5月20日,四人聚餐后准备拍合影,左起邵磊、周文晴、吴潇和邬逸帆。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难以抵抗的命运

 

1998年的那个腊月,黄卫娟把只有两个月的周文晴抱在怀里,搭上摇摇晃晃的火车去了北京,到了同仁医院。直到小文晴被确诊为先天性视神经萎缩,黄卫娟依然不愿相信。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虽然临近年底,但黄卫娟心情低落,无心过年。她观察登门拜年的亲戚,没有发现谁的眼睛有病,“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视,两个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没问题。”

 

她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睛,外观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连黄疸都没有。

 

这双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时显露了异常。“怎么就不看东西?”黄卫娟在医院工作,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投以极大的关注。书上说,孩子在满月前就有了一些视力,可以看黑白卡片,但当黄卫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动,孩子却毫无反应。

 

老人们安慰这个新妈妈:“可能孩子太小了吧?”但孩子满两个月后,眼睛依然不追物。黄卫娟急了,把孩子抱到了医院。徐州的医院走完一圈,她又把孩子抱到了北京,得到的是更权威的坏消息。

 

“不愿意相信,两个月的时候,觉得是不是等到三个月就好了,再然后是不是一百天就好了,等半年就好了,也说不定两岁就好了,六岁就好了,后来我想,他们都说12岁扎根,那么是不是12岁就好了?”黄卫娟说,随着孩子长大,她不断给自己新的希望,希望又不断破灭,最后终于绝望。

 

黄卫娟和丈夫周德刚出身农村,在当地老人的印象里,视障孩子更容易滑向底层。“在我们农村,都是去学算命。”有人劝黄卫娟“这个孩子别要了”,这让她很生气,“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生的,怎么能说不要?”

 

周文晴的视神经萎缩是进行性的,这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情况更加严重。小时候,她仍有视野,“接近于桶状的。”黄卫娟说,为了尽可能保留女儿的视野,小家庭倾尽所有。

 

回忆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医院看眼睛”。她没上过幼儿园,不去医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种各样刺激视神经的项目”。

 

周德刚说,带女儿去北京看病的频率,从最初的半个月一次,逐步降低到两个月一次。在家里时也要训练,为此他把工作调成夜班,“每天白天帮她锻炼8个小时,包括感统训练,皮肤刺激,很多项目。”

 

但周文晴的视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周德刚回忆,女儿三四岁时,视力最好,“我们单位有个篮球场,她可以自己在那儿骑小自行车”。他翻开相册,照片里的周文晴逐年长大,眼神也逐渐偏离镜头。

 

2004年,黄卫娟(后排右一)带着不满六岁的周文晴(带眼镜者)在北京治眼睛的时候,和朋友在天安门留影。(翻拍照片)。新京报记者苑苏文 摄


五岁半到六岁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专注于康复训练。当时的北京,还可以租住便宜的地下室,“老鼠不断。”黄卫娟说,在海淀区的一个门诊部附近,平日里由姥姥和奶奶看管周文晴,她休息日两头跑,四口人在十平米的地下室生活。

 

从北京回来后,黄卫娟打听到徐州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眼病,她早出晚归,每天带着女儿坐火车往返新沂和徐州。“围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针,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扎针的日子持续了半年。

 

插片白天鹅

 

黄文娟对多次的无功而返感到麻木,她记忆里珍藏的是女儿的坚强和聪慧。往返外地的火车上,有人在卖“魔棍”,那是一种可以组成各种形状的棍状玩具。周文晴虽然看不见,但她仅靠触摸,就能把列车员编好的形状拆开一遍,然后完整复原。

 

2006年,八岁的周文晴进入徐州特殊教育学校,与聋生共同学习。“我女儿是比较聪慧的,反应特别快,一教就会。”但黄卫娟发现,女儿在这所学校的提升有限。

 

两年之后,不满十岁的周文晴离开父母,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下称南京盲校)就读三年级。这所学校创建于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学的两年前,这所学校刚成为“江苏省盲人教育资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入学考试后,周文晴从此寄宿在南京盲校,黄卫娟和周德刚每个月去看望几次。“刚去的时候她想家,她哭我也哭。”黄卫娟回忆,当时夫妻两人的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路费上。


周文晴在学校学会了剪纸和插片。黄卫娟还保留着女儿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纹复杂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还把小纸片折成三角形,一个垒一个,插出了白天鹅。

 

邬逸帆也是2008年进入南京盲校,她是镇江人,先天弱视。“8岁之前视力都还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点,上课坐第一排就行”,据她回忆,上完一年级后,她的视网膜脱落了,修补手术后再次脱落,失去了挽救机会。

 

进入南京盲校后,邬逸帆就读一年级。1997年出生的她,进入盲校时已经快11岁,她在小学阶段跳级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级后,跳级直接上了初中,两个女孩成为同届同学。

 

盲生的另一条路

 

2014年,初中毕业,两人面临选择。南京盲校没有设置高中,如果选择校内升学,只能进入中专,专业也只有中医推拿。

 

“说实话我也动了心思。”黄卫娟希望女儿安稳,“她将来有点生活技能,最起码能养活自己。”但周文晴不愿意,“为什么盲生就只能走这条路?”她反问母亲,这时,黄卫娟才意识到,“女儿有独立的思想了”。

 

周文晴和邬逸帆决定去青岛,就读青岛市盲校。这所建于1932年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

 

2015年,就在两人即将上高二时,普通高考开始提供盲文试卷,视障学生多了一条出路。在这之前,视障学生只能通过每年三四月份的“单考单招”上大学,大学的选择余地也有限,分别是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等学校的音乐、推拿等专业。

 

2017年周文晴和邬逸帆即将高中毕业时,两人一边参加“单考单招”,一边准备普通高考,两人都对“中医推拿专业”感到排斥,对音乐也兴趣寥寥。“你相信吗?我五音不全。”邬逸帆说。

 

她们注意到了位于江苏省会的南京特师。2017年,这所普通高校招生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终于不再是推拿了。”周文晴说,当时竞争激烈,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单考单招考试,只提前录取了她们两个。

 

2017年全国只有6名视障学生参加了普通高考,其中包括同样是青岛盲校毕业的吴潇,她是陕西省唯一使用盲文试卷的考生,考了470分,超过了二本线十几分,报考南京特师后,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录取的第三个视障学生。

 

吴潇1996年出生在陕西志丹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患有肢体残疾。幼年时,她就视力模糊,10岁那年被确诊为先天性青光眼,双目彻底失明,此后她才进入盲校学习。

 

南京特师党委宣传部的杨黎珍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所高校是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试点,招收视障学生已有多年。融合教育脱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4 年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的“全纳教育”,即“每个人均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均有其独特的个性、兴趣、能力和学习的需要,学校要接纳所有学生,并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

 

据杨黎珍介绍南京特师将每年招到的一至三名视障考生插入普通班级,为她们提供无障碍设施,还购置了可以打印盲文的教学辅助设备,考试时,英语试卷会打印成盲文,其余课程均提供Word版电子试卷,视障学生采用安装了屏幕朗读软件的电脑听读作答。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让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而不再是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是国际范围内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我国近年来也在推进残疾学生同班求学,但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还面临观念和具体条件的障碍,从小学到大学均是如此。因此,给残疾学生无障碍求学环境,消除观念障碍和条件障碍,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间地带

 

2020年,南京特师视障学生,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的杨玉青考研初试成绩取得了404分,比国家线高出73分,最终被辽宁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录取。

 

这给3个女孩带来了新的启发。

 

实际上,对于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指导意见指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属于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学生“可以不予录取的专业”。

 

但近些年,不断有高校开始突破限制,招收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专业,但也有高校仍遵照老规定。

 

录不录成了灰色地带,吴潇没能跨过这个地带。她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学校却拒绝让她考试,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提供便利”。

 

熊丙奇告诉新京报记者,要加快建设高校无障碍支持系统,必须在国家层面做出统一的部署,首先,应该明确要求所有高校(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都必须全面建设无障碍系统,明确建设规范和完成时间节点,这应该作为高校建设的基本规范要求。只有国家层面做出明确规范要求,才能扭转部分高校不愿意建无障碍系统(本质是不愿意招残疾人)的观念。其次,针对高校改建无障碍环境,国家财政可给予专项支持,包括对民办学校改建无障碍措施,可由国家给予奖励性经费支持。


周文晴要“幸运”得多。她最初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时,也曾一度遭到了拒绝。周文晴据理力争,强调自己残存一些视力,能分清颜色,她还谈到了程序问题,“总要给我考试的机会,体检的事到时候再说。”她的坚持打动了招生老师,人大为她制作了盲文试卷。

 

当年报考人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的共有591人,仅有周文晴一名视障考生。初试成绩公布后,她取得了407分,超出复试分数线十余分,成为进入复试的24人之一,视频面试后,她进入了预录取的20人名单。

 

周文晴提起,她曾就视障生能否学好心理学,与人民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有过交流。她提出,对于应用心理学的一些实验和实践,她在本科学习阶段已经通过辅助工具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技术已经发展了,可以弥补障碍。”

 

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周文晴奋力备考。她早晨六点半就起床,常常学到晚上十一点才睡。除去午休和洗漱时间,每天学习12个小时。黄卫娟告诉新京报记者,女儿备考时压力过大,起了荨麻疹,一度休克。令周文晴最吃力的是英语,由于盲文摸读速度慢,第一次做考研英语盲卷时,她花了八个小时才摸完。

 

考试时,视障学生会多获得50%时间,英语考试时间为四个半小时。周文晴坚持训练,最终在考试时做完了卷子。

 

邬逸帆遇到的问题也是盲文。不同于中文转盲文,两个盲文字符即可代表一个汉字,在雅思考试的盲文卷上,每个字母即一个盲文字符。“遇到长的单词,一个单词就一行多。”三篇阅读题转换成盲文后有21页纸,她也曾申请过电子试卷,但老旧的设备影响发挥。失败了几次后,她终于取得了6分的雅思成绩,这是大多数英国大学的分数线。


 5月19日,南特师专门为视障学生提供的学习桌。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师傅”的追求

 

私底下,三个女孩把视障者称呼为“师傅”。“这其实是一种自嘲。”周文晴说,这个叫法来自盲人推拿师群体研究的文献,盲人统一称作“师傅”。吴潇还根据心理学的实验标准,把人群分为“真师傅、准师傅和非师傅”。“真师傅就是真的在做推拿的师傅,准师傅就是虽然看不见,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非师傅就是普通人。”

 

她们或许没有想到,在如今的推拿行业,“真师傅”也在追求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学历。

 

“我们学的是中医,除了没有医师资格证,医学知识都是一样的。”在南京闹市区的一个中医馆,穿着白大褂的沈永浩说。

 

“95后”沈永浩已是中医馆的老板。他身形高大,大眼睛里的瞳孔泛灰——这是和吴潇同样的青光眼。由于盲人无法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沈永浩无法申请开诊所,因此这家中医馆实际上就是按摩店,属于行医范围内的药理和针灸在这里也无法开展。

 

周围按摩店林立。沈永浩相信,他的店有“核心竞争力”,即专业的中医训练。中医馆三月份刚开业,用掉了沈永浩全部二十万的积蓄,但他不打价格战,相信高价高质的服务,开业两个月,每月“稳定”亏损近万元。

 

中医馆二楼,面对着厕所的半面墙上,挂着一排金牌,那都是沈永浩在运动会上的战果。他曾是职业短跑运动员,百米最好成绩达到12秒。“省锦标赛的前三名都拿过。”在苏州的盲校,他度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他加入江苏省盲人门球队,到了南京。

 

沈永浩很乐意和别人聊聊盲人门球。他喜欢这门专门为盲人设计的运动。在他看来,这项运动对抗性很高,在长方形的球场上,三人对三人,投球和防球都用手。沈永浩随江苏省队获得过全国锦标赛第四名。到南京后,他认为自己年龄已经稍大,要学门手艺,于是而选择了南京盲校的三年制中专。

 

中专教授全科的中医知识,包括推拿、针灸和药理。沈永浩考取了盲医证,但这个证书并不足以令他进入正规的三甲医院,他在小诊所打工两年,依靠打工的积蓄和当运动员时期的奖金,升级当了老板。

 

中医馆开在写字楼的20层,正对着一家美甲店。店里有四五名视障员工,都是来兼职的盲校学生。电梯没有楼层语音提示,员工们用手机里的测距仪,丈量上升高度,从而判断所处楼层。

 

中医馆共有两层,每层紧凑地隔出两个房间,楼梯狭窄陡峭,视障员工们平稳地游走在各个房间里。

 

“你们对视障有些误区,严格的定义是矫正视力0.02以下,都算视力障碍,像我就看得见一些。”一名戴黑框眼镜的员工双眼有神,几乎看不出有视力障碍,他一边说着话,手上的工作也没有停。

 

柳暗与花明

 

2018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下称南中医)与南京盲校合作,成立的针灸推拿专业视障班正式招生,高逸豪是第一届就读的视障学生,目前正读大三。对于五年本科毕业后,是继续成为“推拿师傅”,还是能够升级成为医师,他其实并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吧”。

 

5月19日,邬逸帆(左)和周文晴(右)在读屏系统的辅助下发微信。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按照现在的体检标准,即使读完五年制中医本科,他们也面临着执业的问题。在注册医师执业证书之前的健康检查项目中,包含视力、矫正视力和其它眼疾的检查。视障人群几乎无法通过。

 

高逸豪认为,中医全科讲究望、闻、问、切综合评判,视障者具备成为中医的能力。“对于视障学生来说,‘望’可能有困难,但仅依靠其他三个方法,也可以对病人作出综合的判断,如果一定要看脸色,可以请助理辅助。”

 

视障学生对神经的肌肉的敏感程度可能更高。“老师经常说,我们比明眼学生取穴都快都准。”他还能听到人走路时骨节发出的声音,以及咳喘时的痰是稠是稀,如果有听诊器,他就能听到心脏的杂音。

 

与这些想要成为医生,却遭遇挫折的“真师傅”一样,吴潇虽然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但同样折戟体检关。

 

从报名开始,她就提心吊胆。多番沟通后,组织方才同意她参加考试,并找人给她读题目,然后代写答案。她考了两次,通过了所有笔试和面试。但当她去医院体检认定教师资格时,却等来了坏消息。“医生坐在办公室里,和我说‘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出于同情心,我也很愿意给你合格,但是标准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

 

医生说的标准,是指教师资格认定的视力要求。

 

遭遇一连串挫败后,吴潇曾经沮丧地认为,她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准师傅”了。“虽然还在挣扎融合就业,多元就业什么的,但是到最后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还是得回去做推拿。”

 

沮丧没有持续太久。最近,这个爱笑的女孩“击败”了其余十几个健全人,入围了一家科技企业的最终面试。“本以为这是专为视障者设立的岗位,面试时才发现除了我自己,其余都是健全人,一瞬间感到非常开心。”

 

与自己和解

 

 “作为视障者,我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本不应该遇到的困难,所以未来,我更想抹平健全者和残疾人之间的差距,推广融合教育。”这是邬逸帆的目标。

 

2020年的秋天,同学拍下了周文晴在南特师校园里学习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作为家中独女,邬逸帆在父母的担心和呵护中长大,对于独自前往英国留学,她父母虽然担心,却又劝不动她。“我爸妈一直认为推拿更稳定,还想让残联帮我找工作。”她之后劝服了父母:推拿师傅虽然收入高,但容易关节磨损,老了不好受,而在残联,她最可能做的岗位也就是电话客服,“我大学不白念啦?”

 

激励邬逸帆出国读书的是曾被媒体报道过的满林锦。一年前,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视障女孩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独自抵达伦敦。她是辽宁省第一个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的视障学生,也是第一个前往英国读研的视障学生。

 

在全英文环境下,满林锦曾经为了学业着急上火,牙齿发炎。但慢慢地,她跟上了步伐,在七门课中取得了3A3B1C的好成绩。随着融合教育理念的深入学习,她感触最深的,是对残障身份的自我认同。过去,她是个好强的学生,逼迫自己,只为不落在健全人后面,而现在,她的心态变得佛系。“我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没法给我支持,我才做不了的。”

 

她说,将抹平障碍的责任交给社会,自己心里也会轻松很多。

 

周文晴把自己认同为“少数群体”——只是与多数群体有所不同。她提起老师讲过的小故事,从前有一个视障农民,有人问他,夏天在农田里干活是不是很晒,这位农民就说,“我为什么要在大太阳底下干活,我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不行吗?”

 

她又提起,自己的电脑屏幕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但屏幕在她脑子里,“我每天争分夺秒地复习,根本没时间管他。”她打开这个黑屏的电脑,手指晃动鼠标,朗读软件读起了一本深奥的书,语速是她熟悉的四倍速,换做其他人的耳朵,根本无法辨别说了什么。

 

在周文晴的提议下,三个女孩曾搀扶着从南京坐火车来到北京,只为拜师学播音。“其实很方便。”她提前预约了重点旅客服务,就有列车员在接她们进出车站,到了北京的地铁上,她们出示了残疾证,就有志愿者把她们送到地铁上,到站了也会有人接她们下来。

 

2018年,北京一个社会机构为周文晴拍摄的艺术照。受访者供图


“看不到本身不是自己的问题,视障者也可以尝试很多事情,当然了,开车除外。”周文晴笑起来,双眼弯成月牙的形状。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何欣雨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