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发生在英国?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熟知的“李约瑟难题”的变体。从1750年左右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厂、铁路和炮艇的出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在过去的200年中西方主导了世界进程。

 

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指出为什么西方的统治地位既非长期注定,也非短期偶然。他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近日,在中信经典丛书·世界史系列的解读专场,经典领读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围绕《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分享世界近200多年的曲折历程,从文明进程的东西方比较看待当下世界的发展脉动。在他看来,莫里斯、戴蒙德等人的“地理决定论”忽略了价值观对文明进程的潜在影响。下文为何怀宏在活动上演讲的整理。

 

嘉宾|何怀宏

整理|李永博

 

量化历史,社会发展决定国家命运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莫里斯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讲的是东方为什么落后,西方为什么崛起,也就是西方为什么现在在统治或者支配着世界。在作者看来,西方并不是一直走在前面。从约公元500年到15世纪的1000年间,是中国、是东方走在前面,但近代以来逐渐落后。

 

这本书是他思考历史和文明、东方和西方多年来的成果。他希望让历史尽量地量化,用数学图表、数据来支持他的论证,他提出“社会发展指数”的概念,提出“四个要素”作为衡量的标准:第一个就是能量的获取,你是怎么获得能量,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获取多少;第二个是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第三就是战争能力;第四就是信息技术。他试图从这四个方面尽量地搜寻数据,进行统计,来衡量历史。

 

《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中信经典丛书008“世界史经典”系列,会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8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典历史著作。

 

关于能量的获取,莫里斯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认为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采集狩猎,是最自然、最简单的,不会太破坏生态环境,但是获取的量也较少。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养活的人口较多,有稳定的收入和预期,也就有比较大的人类聚集地,甚至出现了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这个阶段的能量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有了动力和能源,人类就大大地增长了自己的体能。到20世纪我们发现了计算机、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开始不断增加人的智能,替代我们的脑力劳动,记忆、计算,甚至推理等等。

 

莫里斯还有一本书叫《战争》,书中提到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杀戮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可是战争有自己的逻辑,尽管可能产生了好的客观结果,它仍然让成千上万人丧失生命和财产,因此,要如何看待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杀人武器的出现也令人深思。

 

《战争》,伊恩·莫里斯著,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地理环境让西方主宰世界

 

通过莫里斯的思想背景我们可以预想到,《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不仅是讨论西方,而依然是在一个东西方比较的框架中讨论人类的文明的历史。

 

近500年,或者说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为什么中国落后了?曾经的中国不仅是世界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先进的技术也是中国发明的,而且这些文明都是关键性的:造纸术、火药、对航海意义重大的指南针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科学复兴、工业革命?为什么郑和那么庞大的船队能够下西洋,却没有发现新大陆?

 

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近代以来也有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不仅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而且还有拉美人、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部落。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也是以类似的问题意识为主导的一部当代名著。“当地人说为什么自己没能生产出货物,而西方人生产出这么多货物来?”戴蒙德把这个问题抽象化,提升到为什么欧洲能够征服美洲、澳大利亚,而不是东方人、美洲人去征服欧洲。这本书一开始就假设了场景:与鸦片战争中国累遭打击、侮辱相反,是英国的女王跪着接受中国总督带来的皇帝圣旨。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 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对于这个问题,莫里斯和戴蒙德的答案是接近的,他们认为虽然也存在社会组织、存在其它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地理环境的因素,例如欧洲地区尤其是地中海世界从来没有统一过,总是分裂成很多个国家,统一和分裂在他看来就是造成后面东方落后的一个重要或者首要原因。

 

我们承认地理环境在文明的早期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像是为什么农业文明都发生在几大流域,即有河流和水的地方?最早的埃及文明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发生在两河流域,印度文明发生在恒河流域,中华文明也发生在黄河、长江流域,为什么?还有一个因素也跟地理有关,是当地有多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可能是狗,现在看人类成功地驯化出了牛、马等等,但是也有些动物很难驯化,比如河马。植物也是如此,人类研究很久才培育出麦子、稻子。水源和能驯化的动植物资源,在农业文明初期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地理环境的作用尤其是在农业文明时期格外彰显。中国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技术手段让我们在即使无法实现航空或者大规模航海的条件下也能过得相对繁荣富庶,加上平原地形不容易分裂割据,所以古代中国经常是统一的。我们承认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也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地理环境在世界变化最快的几百年,和过去没什么变化,那为什么社会变化那么快?经济和技术变化那么快?这好像用了一个持久不变的因素来说明一个时刻在变的因素,不太具有说服力。

 

价值观引导人类进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莫里斯、戴蒙德都很少提到甚至是忽略,就是价值观。培根在17世纪初曾写过《新工具》《学术的进展》,谈到价值观的作用。在两千五六百年的时光中,他觉得在只有五六个世纪里,人们比较关注经济、物质、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知识,而且也不是全心全意,其它时候则并不以经济为中心。如欧洲中世纪,那时人们把人生看作一段朝向彼岸的旅程,不太重视此世的生活,它的精神信仰决定人们不会太重视物质生活,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不是想着当企业家、发展经济、发明技术、发现科学,而可能是去教会做牧师,到修道院做修士,这个过程中价值观起了很大作用。个人也是如此,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生活走向。

 

比如中国,是最近一百多年、几十年里中国人突然变得很聪明,所以有了经济的崛起吗?或者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变?其实没有,还是价值观、制度、社会组织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里就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所以我比较奇怪像莫里斯、戴蒙德他们为什么那么忽略价值观以及价值观影响下的制度和政策,为什么那么强调地理环境。

 

这些地理、物质条件起很大制约的作用,但最大的决定论是地球决定论,而不是地理决定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至少现在不是跨星球生存的动物,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决定了我们可能有作为的大致范围,我们不会去设想走出太阳系开发殖民地,也许哪一天真的走出地球,也是在太阳系里面,在火星或者什么地方,也不是大规模的。这都是环境的一种决定因素。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必须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可能最有效,而几百年、几十年,甚至短短几年还用地理环境来说明,则不是很有说服力。可能关键的还是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

 

例如在17世纪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牛顿,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种来自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一种相当抽象、公理化的演绎,这个对科学理论的发展是相当关键的,也是一个因素。

 

这些可能都是涉及到影响东方在科学上近年以来落后的一些因素,如果西方人的志向,也就是价值观,转到了不是彼岸,而是此岸;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的时候,他们过去积累下来的抽象思维的一些优势可能就会很起作用。

 

我们在回答莫里斯的问题的时候,确实应该很重视地理环境这些因素,但是也不可忽略价值观、志向、思维方式这些可能相对精神化的因素。


嘉宾|何怀宏

整理、编辑|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