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去哪儿?坐车吗?”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地铁口,每到上下班高峰时段,都有几辆人力三轮车在这里趴活儿。这个三轮车车队由大兴区三轮车管理站统一管理,车辆有统一的外观和运营起步价,车工需要持证上岗。

 

多年来,车工们都有自己的熟客,有的乘客套用以前老北京的叫法,称呼车工为“板儿爷”。他们也成为京城为数不多、不以游客为主要客源的“板儿爷”车队。

 

大兴“板儿爷”车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板儿爷”的生意不再火爆,运营队伍也仅剩20多人。如何拓宽发展空间的难题,已经摆在车队管理者面前。


“板儿爷”持证上岗,车辆必须“人力脚踏”


每天下午5点半,车工杨松琪就会用矿泉水瓶装上两瓶凉白开,蹬上三轮车出车。尽管已经当了爷爷,但杨松琪就是闲不住,“这个点儿,儿子下班回家了,我出来转一转,蹬到晚上九、十点,也能挣点儿钱。”


杨松琪的三轮车已经蹬了16年,外观已经不鲜亮,但好在他经常给车上油、保养,骑起来也算轻快。


大兴“板儿爷”杨松琪。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统一车身、统一蓝色运营车牌、统一投诉电话……这是大兴“板儿爷”三轮车的标准配置。据大兴区三轮车管理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车队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鼎盛时期曾有上百人的规模。


对于车工上岗和车辆运营管理,管理站有着明确的要求。车工赵开朝随身带着两份“上岗证”,一个是“大兴区人力三轮车管理站客运证”,上面印有车工姓名、客运标志牌和车辆行驶证号;另一个是由北京市大兴区交通局核发的“人力三轮车运输营运证”,上面印有车辆类型为“客运”,座位数2人,以及行驶车牌号等信息。


每年6月15日,管理站会根据当年车工是否安全行驶车辆换发这两个“上岗证”。除了“上岗证”,管理站还要求车工不能违规行驶,一旦发现就要罚分。


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改装车辆,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力脚踏车。“装上发动机,车走起来是快了,但这属于违规车辆,有安全隐患。”杨松琪说,一旦被发现改装车辆,管理站就会立即收回三轮车。


正说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停进了趴活儿的三轮车队伍里,看到这辆车,杨松琪、赵开朝都表示,但凡是电动三轮车,无论外观和正规人力三轮车是否一样,都是“黑三轮”。


3公里内统一10元,“板儿爷”月收入不到两千

 

黄村西大街地铁站口是车工们常趴活儿的地方,从家骑到这里,杨松琪花了十多分钟。每次来趴活儿,杨松琪都会将车子推到工友们车辆的后面排队,并往道路内侧挪挪,这样就不会挡住出入地铁口的行人。

 

说起杨松琪,车工们无人不知,因为他的车辆运营编号为17号,便都称呼他为“17号,老杨”。杨松琪算得上车队的老人,当年和他一同进车队的车工有的转行当了快递员、有的寻了其他工作,还有的因为上了年纪离开了,可老杨却蹬到了现在。

 

车工张师傅挺羡慕杨松琪,说他比自己更自由,“老杨有退休工资,蹬三轮是他的兼职,我不行,还得接着干。”张师傅蹬车的年头跟杨松琪差不多,但因为家里经济负担大一些,所以出车时间更长。去年疫情严重时,张师傅也坚持出车,“那会儿乘客不多,很多老主顾出了站都找不到车。我想那就出车吧,既方便他们上下班,我也能有些收入。”

 

车工们出车有固定的起步价,3公里内统一为10元,即使车上坐了两名乘客,3公里以内也是10元。路程超过3公里,车工与乘客商量费用,“我们顶多就三公里,要是再远一点儿,乘客也会跟我们谈价,双方商量好了就行,一般就是十五六块钱。”张师傅说。

 

多位车工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500-1600元,好的时候能接近2000元,跟多年前相比有所降低。“以前乘客多,现在坐出租车、骑共享单车的多了,坐三轮车的少了。”

 

此外,每个月每名车工还要给管理站交300元“份儿钱”。“平均一天差不多交10元,压力不大,这些年‘份儿钱’没涨过,不过车辆维护还得自己负责。”杨松琪说。

 

对此,管理站负责人也表示,如今人力三轮车的生意不如以前红火,所以管理站没想过涨“份儿钱”,这样能让车工减轻些经济压力。


车工正在给车胎打气。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摄


坚持出车,也因牵挂老街坊

 

除了收入,不少人也是图个念想。

 

当了16年“板儿爷”,杨松琪不仅有了一份贴补家用的收入,还认识了不少老街坊。大约六年前,杨松琪在大兴一家医院门口拉一位刚做完透析的老人回家,并贴心地把老人家扶上楼,“老爷子当时就跟我说,杨师傅,今后我做透析就请您来拉我过去吧。”从那天开始,每到老人做透析的头一天,杨松琪一定会接到老人家的电话。第二天,他便提前来到老人的小区,上楼把老人扶下来,然后蹬着三轮车把老人送到医院。

 

老人做透析一般要两三个小时,趁这个工夫杨松琪会出去接活儿,看时间差不多了又赶回医院,送老人回家。

 

去年秋天,老人病逝,杨松琪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挺难受的,这么多年了,和老爷子有感情了。每次他去商店买什么东西,哪怕只是一个面包,都会给我带一份。”回忆起这些,杨松琪至今都有些伤感。在他看来,之所以坚持出车,除了那份不算很多的收入,更是因为他牵挂着那些老街坊。

 

不仅是杨松琪,“板儿爷”车队里不少车工都有熟客。记者采访时,车工王师傅正忙着给车轮胎打气,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只听他接起来说:“好嘞,我这就过去啊!”随后他便对其他人说:“我得去接人了,人打电话过来了。”

 

车队考虑升级,专家建议借鉴胡同游


北京“板儿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以前既拉货,后来也载人,曾经规模很大,仅西城区就曾拥有过千余辆人力三轮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管是拉货还是载人的三轮车,都逐渐被淘汰。”“老北京网”创办人、北京民俗专家张巍介绍。

 

而说起京城的人力三轮车,上个世纪90年代,摄影师徐勇突破重重障碍,推出后海胡同游,被公认为人力三轮车胡同游的第一代特许经营者。1990年,他拍摄的《胡同101像》出版发行,让外国游客关注到了北京胡同文化。


徐勇告诉记者,当年他开办的胡同游最辉煌的时候年接待游客量达到20万人次,克林顿、比尔·盖茨等都坐他的三轮车逛过京城。“那时,我们的车都重新设计过,黑色的车身、红色的飘布,我们还专门从水乡乌镇那里学来船工的装扮,让车工戴乌毡帽,而不是瓜皮小帽。我们的车一出去,浩浩荡荡好几十辆,特别壮观。”

 

据他回忆,整个上世纪90年代,胡同游的主要客源是外国游客。中国游客热衷游览胡同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尤其以北京奥运会前后,最为火爆。

 

目前,京城叫得响的人力三轮车品牌是什刹海的“胡同游”,并且推出了“后海八爷”“后海小八爷”等新一代的车工。

 

不过在张巍看来,要让具有北京特色的“板儿爷”文化发展下去,不仅需要推陈出新,还需要从运营价位、车工经验等方面改进。“首先是车工,我认为老北京车工说起京城的历史掌故,会更加得心应手。另外,从价位上来看,现在什刹海的胡同游价格还是偏高,而且以接待团队游为主,客户组成有一定局限性。”

 

具体到大兴“板儿爷”的发展时,张巍坦言,如果单纯以上班族为主要客运对象,将面临非常大的发展困境。他建议,调整运营线路,借鉴胡同游的方式,研发适合在大兴发展的人力三轮车运营线路,“如果完全取消‘板儿爷’,有些遗憾,但是现在确实遇到了不小的发展问题,所以可以调整方向,结合大兴特色,发展人力三轮车线路。”


与张巍的建议不谋而合,记者从大兴区三轮车管理站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正考虑将运营的人力三轮车进行升级,并已与相关部门开展沟通。


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摄影记者 王飞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