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随之而来便是另一项“人生重大举措”——填志愿。有人用“三分考，七分报”，来形容填好志愿的复杂，甚至有大厂已经瞄准这一商机做起了填志愿的生意。然而，在我们对什么分数对应什么学校，什么学校在什么城市，什么学校对应什么专业，什么专业对应什么就业，什么就业对应什么薪酬的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预判中，往往会忽略学生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

仅从厚厚一本浓缩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上，学生看到的只是每所大学专业的罗列，并不清楚每个专业学的具体是什么。去网上搜索，也大多是空而泛的简介，听学长们的讨论，又容易被他人的主观情绪误导。有许多人读了大学以后才知道自己喜欢的并不是这个专业。

现代社会，知识被定义为一门门学科，但任何一门学科并不是生来就长成这个样子的。以哲学为例，它经过了四个阶段：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每个阶段都有推进这个学科向前发展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出的观点，基于观点进行的实践，再由他们的观点分化出来的其他观点，最终促成了它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门学科，以及学科下面设置的多门专业。不了解它们的历史，很难知道自己对学习它们是否感兴趣。

哲学的第四个阶段：现代哲学（《通识》内文插图）

由日本脑科学家茂木健一郎写的这本《通识：学问的门类》就是一本关于学科发展和分类的“知识简史”。它将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法学、生物学等36个具体学科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4大类。对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阶段和它研究的主要方向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介绍，还简单罗列了学习这门学科的入门知识。

学科看起来是彼此独立的专业，但是通过对学科的梳理会发现，许多学科时而整合时而分化，学科与学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线。作者茂木健一郎在前言中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拿到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就能一生无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代社会是一个不进行跨学科学习就没有未来的社会。所以他也想用这本书让读者去了解自己熟悉领域以外的其他学科，踏上一场不再拘泥于学科的“知识世界”之旅。

下文是《通识：学问的门类》这本书的序言，让我们看看知识是怎么逐渐发展成为近代的学科概念的。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 | [日] 茂木健一郎

导语部分 | 申婵

《通识：学问的门类》，[日]茂木健一郎 著，杨晓钟 / 张阿敏 译 后浪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一张图说明所有学科的关系（《通识》内文插图）

学科的起源

古希腊人在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的经验性知识的同时，发展出了独立于自然的自律性的思考方式，确立了学科的基础。

学问是什么？人类为什么想要学习？迄今为止学了什么？话说起来，对于人类而言所谓的求知欲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系列疑问最终又会回到“学问是什么”这一最初的问题上。

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就会得出学问就是探究“什么是学问”这一让人似懂非懂的结论。然而事实上使这种自我指称式的疑问得以成立的正是学问本身，也就是始于古希腊的西方学科的发展史。

古希腊以前的“学问”，比如古埃及的测量术和医术，都是在自然与人的直接性联系中诞生的，也就是所谓的生活的智慧。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将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条件认定为是对“生产资料的运用”，也就是对自然的加工和改造，这种生活的智慧或许标志着人类在经历了古代东方文明之后，到古希腊时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自然的“对象化”过程。

然而，直到古希腊，人类才首次客观认识到了“将自然对象化了”的这一意识，也就是说开始出现了思考的自律性。

古代东方文明确实在经验性知识的积累上有远远凌驾于古希腊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古希腊之前，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断绝。

对于古希腊以前的文明而言，知识说到底只是对顺应自然秩序的经验的一种积累。宗教也是人类对自然的“惊异”的对象化，依然受到自然秩序的支配。然而，古希腊的人们则将自然秩序从现实的自然中独立出来，通过自发性的思考实现了自然秩序的自律化。

例如，最早的哲学家（即最早的学问的实践者）——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曾探究过世界的本源。然而，比起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将什么看作是世界的本原，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开始想要探究本原问题。

因为如果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依然被神话和宗教世界所束缚的话，他们是不会想要去探究本原问题的，就算他们真的尝试着去探究这一问题，应该也只能得出一些神话或宗教性的结论。

文化史学家杰克伯·布克哈特（瑞1818—1897）在其巨著《希腊文化史》（1897）中表示，使古希腊人产生了哲学思想的原因在于“从各种具象事物中完全分离出来了的语言世界”，而古埃及语则缺乏“非具象性表达的能力”。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是在摆脱了自然束缚的语言世界中，逐渐实现了自律性的思考。

柏拉图对这种自然（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并将思维世界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他主张唯有“理念”才是绝对真实的，作为知觉对象的个体事物都只是对“理念”的模仿和假象。

这种“实在”与“观念”的二元论的出现，使得西方学问甚至是西方文明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与此同时，二元论却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这是由于事物与思维的分离虽然使得对自然的客观性认识（从事物的秩序本身出发看待事物）得以实现，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理性的绝对化，将人类抬高至“征服自然的独裁者”这一地位。

如果说柏拉图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础，那么其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使得学问细化成为各个学科，并奠定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运用柏拉图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框架，对自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对象化，使学问实现了体系化的发展。

不同于柏拉图将个体事物看作是对理念的模仿与假象，亚里士多德将“理念”称为“形式”，并认为形式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并试图从事物的形成过程出发理解事物。

这种关于自然的研究方法，既扩展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又为自然（世界）的细分化和对象化提供了可能性，促成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出现。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曾将之前的古希腊时代的知识分为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前者包括神学、数学、自然科学，后者包括政治学的伦理学，首次尝试着对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的分类。

至此终于形成了作为现代学科源头的各学科的雏形。

学科的发展

近代学科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后，通过语言的发展引发表象秩序与物质秩序分离，对事物世界进行分类和秩序化的过程。

起源于古希腊的诸学科在经历了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中世纪时代的发展后，最终演化成了近代学科。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各学科在古希腊以后实际上并未取得太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走向了下坡路。

虽然古希腊的学科传统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被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所继承，在数学和医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罗马帝国内部，却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巨大成就。而就这一情况，历史学家们也曾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

例如：罗马人本身就对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城市遭到破坏，又逐渐失去了支撑着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基督教的诞生进一步加快了学科发展的衰落。

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我们的理性当成了“进步的过程”，但学科的发展历程不应是其趋于完善的历史，而应是“事物以及使事物分类形成知识体系的秩序等的历史”。简单来说，学科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世界观的变化”。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将支撑着“世界观”的根源性秩序称为“知识型（知识的无意识性基础）”。

根据米歇尔·福柯所著的《词与物》（1996）一书，在文艺复兴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以前，文化知识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相似”为基础得以秩序化。在该时期，词与物处于同一个水平，二者是统一的。然而，自16世纪末开始进入古典时代后，语言作为一种表象从事物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实现了表象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的分离。

然而，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古典时代，表象的秩序与自然的秩序并不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表象指的是事物的透明性表象，即用词指向某物时，可以正确地表象该事物。由此，语言使客观的物得到了分类和秩序，博物学逐渐发展成了生物学，对于财富的分析发展成了经济学，对于言语的研究演变成了文献学。

实际上，只要对各学科的确立过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学科几乎都在17世纪前后形成了该学科的近代性基础。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至近代的学科的发展历程，与从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到确立了学科基础的古希腊时代的发展历程十分相似。可以说，近代学科的确立过程是对古希腊思考方式的一种回归。

实际上，近代学科的奠基人笛卡尔的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是极为相似的。但笛卡尔的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使各自的秩序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分离出来，为客观性物质世界的法则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学科的发展。

与此同时，近代学科的形成过程也是各学科领域不断细分化的过程，是学科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明确化，研究方法逐步得以确立的过程。而使得这种现象得以出现的原因，则是以笛卡尔的哲学为代表的，将“物质世界”作为独立事物看待的思考方式。

当然，每一个学科在发展成为近代学科的时间上都存在着差异。例如物理学和化学就相差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虽然以什么为依据判定其发展成了近代学科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单从学科方法论的确立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化学界诞生与物理学界的牛顿相当的人物，确实要等到18世纪的拉瓦锡了。

如果将学科整体比作一条奔腾的大河，试着对其流势变化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各种学科在其中时而融汇时而分化，不断形成新的学科，或是旧的学科又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而使这些流势变化得以形成的原因，则是某种观念的出现，或者是构成学科的认识论上的秩序，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

现代学科

以“人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近代学科，在21世纪面临着全新结构下的学科重建。

根据福柯的《词与物》一书的记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转变相似的断裂性在18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这次转变成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现代知识型的起点。

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词与物的关系具有透明性，而以18世纪末为分界点，词与物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了不透明性。也就是说语言从它所表象的物体中分离了出来，开始关注其自身的特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而从这种词与物的关系的错位和断裂中呈现出来的，则是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试着将古典时代的笛卡尔与18世纪末的康德进行比较。虽然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将“我思”与“我在”相分离，但使“我在”这种现实世界（物质世界）得以成立的，依然是“我思”这一表象。也就是说，名为“我在”的现实世界，是由“我思”这一透明性表象推导出来的。

而康德则认为“我在”这一现实世界存在于“我思”这一表象性世界之外。这是由于在“我在”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而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是不属于“我思”，即表象性世界的。

当然，我真正想强调的并非是18世纪末突然出现了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这件事。而是在古典时代，事物可以通过语言得到直接再现，而在18世纪末以后，这逐渐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是由于出现“人类”这一语言所难以解释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词与物的映射关系中，出现了“人类”这一画蛇添足性的中介。

此后，近代学科开始围绕着对“人类”这一有限性存在的分析不断展开。

实际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许多学科都在对“人类”所具有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认识下，重新得以构建。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有限性，是指现实世界中的经验，与相关主体间的互相限制、制约，甚至是矛盾。这也代表着人类对人乃是自然中的一个客体，一种历史性存在的自知。

脑的解剖、生产费用的结构、印欧语系的体系化等知识结构，都是从对“人类”的有限性的认识出发产生的需求，并发展成了对各学科的历史性和固有法则的探究。实际上在经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后，历史以及将法则作为一种结构进行的研究成了各学科的主题。

从黑格尔开始直到马克思、萨特为止，哲学的中心课题始终是历史中的人类存在。经济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物理学等学科也都通过将对象作为一种结构进行研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人们对于宇宙的探索甚至深入到了宇宙的诞生，试图探明宇宙整体的历史性。计算机等高科技也是基于对人类有限性的认识而产生的人类能力的一种延伸。

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学科始终以“人类”为中心，却也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支配。21世纪的学科发展若想在新的思想形态下，谋求学科的重建，就必须要凭借着质疑的精神跨越近代思想本身。

因此，不应再将从古希腊至今的学科的发展历程理解为“理性的进步”，而应将重点放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是怎么为人类所认知、分类以及秩序化的。这一点对于西方学科以外的学科的发展历程来说也是一样的。

虽然本书主要以介绍西方学科为中心，但学科的发展当然并不仅仅出现于西方，了解西方以外的学科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今时代正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通过追寻各学科的发展历程，摆脱单一视角，从多元化的角度对世界进行全局性的认知。

作者 |  [日] 茂木健一郎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