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黄哲程）今天（6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大盂鼎”启运赴上海博物馆，将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大盂鼎与大克鼎、毛公鼎合称为“海内三宝”，时隔多年，曾由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在上海重聚。本次展览结束后，盂克双鼎将北上进京，在国博展出，届时北京观众可一饱眼福。

今天下午，大盂鼎在国家博物馆静待启程，将赴上海博物馆参展。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青铜界“两兄弟”盂克双鼎再度重聚参展

今天下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在北京召开“建党百年共襄盛举 国博上博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发布会上介绍，上海博物馆将于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开幕式，本次展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文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由社会各界人士慷慨捐赠。展览特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大盂鼎”参展，与其“兄弟”大克鼎重聚上海。

大克鼎外观。上海博物馆供图

据介绍，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展览预计展期1个月，展览结束后，盂克双鼎将北上进京，继续在国博展出。

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其中，大盂鼎、大克鼎是迄今为止有铭文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盂克双鼎颇有渊源，它们于19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共同为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潘祖荫珍藏。潘氏家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双鼎。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克鼎鼎足。上海博物馆供图

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纪念两尊大鼎的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100岁寿辰。

此次，盂克双鼎重聚上海，与另外19件青铜鼎共同展出，以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并向这些青铜鼎捐赠者的爱党爱国情怀表达敬意。

大克鼎铭文拓片。上海博物馆供图

杨志刚表示，大盂鼎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界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杨志刚说，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这两座鼎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灿烂辉煌，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在青铜艺术方面达到的高度。

另一方面，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护宝行为，表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真挚的爱国情怀，以及对文化传承的热诚与力量，他们的捐赠行为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各界爱党爱国、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情怀。“因此我们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来举办这样一场献礼展览，并定名‘鼎盛千秋’。”杨志刚说，在这场展览中，除了大盂鼎与大克鼎，上海博物馆还精选了另外19件上海博物馆受赠的青铜鼎，加起来一共21件，这一数字寓意着从1921年到2021年百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

“上世纪50年代初，潘达于女士捐赠两座鼎时，她说要为这样的国之重器找到‘好的人家’，如今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实现了老人的愿望。”杨志刚说。

他认为，博物馆馆际合作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说跨界，我们这一次也是跨界”，通过创造机会让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海、北京团聚，展现了今天中国的博物馆馆际合作的新格局、新气象、新作为。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赞同，陈成军认为，“鼎盛千秋”展览是展示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成就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尝试。这次展览“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这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使文物活起来，推动中国文物事业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科普】

大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劝臣下少喝酒

今天（6月10日）下午3点，被称为“海内三宝”之一的大盂鼎静静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等待启程赴上海参展。

大盂鼎通体呈青黑色，表面斑驳，透露出一股雄浑沧桑之感。大盂鼎器壁厚实，两侧立耳微微向外撇，腹部宽大，下有三足。虽源自西周，但这座青铜鼎内壁的铭文仍然清晰且深刻。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资料，大盂鼎铸造于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与大克鼎、毛公鼎在清末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铭文较多、体型最大的青铜器之一，也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大盂鼎高101.9厘米，重达153.5千克。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chàng）、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及庶人等。铭文中“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天命观。另一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嗜酒误国，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至于亡国。

大盂鼎内壁的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大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此外，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摄影记者 浦峰

编辑 张磊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