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次落党龄21年。新京报记者 王飞 


2020年5月,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次落率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进行珠峰重测任务。在前两次冲顶均因天气原因失利且登顶窗口期即将关闭时,次落率队克服困难成功登顶,顺利完成珠峰重测任务。


此次珠峰重测,登山队在集训时便成立临时党支部,8名登顶队员中有4人是党员,他们发挥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次落说党员事事要争先,为完成国家任务必须要有牺牲小我的准备。


2020年珠峰重测,次落担任登山队副队长。受访者供图


巅峰

历经3次攻顶,珠峰重测终成功


2020年珠峰重测,45岁的次落原本可以在前进营地坐镇指挥,但他仍选择带队攻顶,这距他上一次登顶珠峰过去了12年。


“最早的计划是在前进营地(6500米)坐镇指挥前线,后来因为天气突变,加上两次没能登顶成功,最后需要带队突顶。”一年后再次聊起当时的决定,次落说无论从登顶经验还是鼓舞队伍士气的角度来说,他都要上,“我虽然年龄偏大,体能上不占优势,但经验丰富,对突发情况的处理会更为妥善,这些都还是有优势的。”次落有个外号叫“老爷”,足见他在登山界的地位。


按原计划,2020年5月6日,登山队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两天后抵达前进营地准备攻顶。但先遣队到达6800米时,因积雪太深无法继续前进,登山队随即撤回大本营做调整。第一次登顶没成功,大家状态还好,都觉得5月中旬、5月底还有机会。


5月23日,登山队第二次攻顶,大部队到达7790米的营地。当天半夜12时,第一波先遣队出发,结果到8000米时发现积雪太深,没法往上走了。


次落回忆称,当时已是5月下旬,大家觉得后面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不甘心呀,凌晨两点又派了第二组先遣队,到了8000米还是发现积雪太深,而且还有流雪的现象。”


尽管修路队之前把所有危险的地方都铺了路,但绳子都被埋在雪底,拉都拉不出来,贸然前进存在很大风险。向总指挥汇报后,队伍下撤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休整。


“其实第二次攻顶失败后,大家的士气没有之前那么高涨。”次落称,当时已经5月底,留给登山队的时间越来越少,不能再撤回到大本营调整了。在前进营地等了两三天,次落带着队伍开始了第3次尝试,并在5月27日11时成功登顶。


3次攻顶,登顶队员名单先从16人缩至12人,最终登顶时又减至8人。次落说,体能和物资消耗都是人员精减的原因,“大家最后的想法非常一致,完成任务是第一目标。”


2008年珠峰火炬传递,次落担任支援组组长。受访者供图


个人

4次登上珠峰,强大祖国成后盾


在次落办公室的书柜里,有一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证书,这份证书见证了他一年时间内两次登顶珠峰的壮举。2007年,次落担任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测试组组长,带着火炬登顶完成测试任务。2008年珠峰火炬传递,次落担任支援组组长,又一次把火炬带到了世界之巅。


在这之前的1998年,中国、斯洛伐克两国联合攀登珠峰,次落在主力队员受伤下撤后孤身一人登顶,成为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


算上去年珠峰重测,次落已经4次登顶珠峰,“像这种大型的登山活动,机遇非常难得。”次落说,如果国家没有组织这样的大型登山活动,他也没机会站在珠峰顶上。


4次登顶,次落对1998年首次登顶珠峰记忆尤为深刻。在那之前,次落只有一次高海拔登山经验,如今回头再看,尽管当时年轻、体能充沛,但经验欠缺得多。


“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我们那一次从装备到后勤组织等各方面有很好的保障,当然跟现在比起来还是远远不足。”次落说,1998年中国队11名队员既要修路、运输,又要建营,最后再从中选拔攻顶队员。前期工作做得越多,体能消耗就越大,在高海拔地区恢复起来就越难,“现在分工很明确了,有专业修路组、运输组给攻顶队员做前期保障性工作。”


次落清晰地记得那年每一个主力队员的情况,其中一个队员在下撤过程中胃出血,从大本营一路吐血到医院,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就没得救了。另一名队友在8300米营地出发时,两根手指轻微冻伤,眼看着就变了颜色。


“如果没能登顶的话,他们前面的付出就白费了,我心里过意不去的。”次落称,那时候只要有体力,又不是特别害怕的情况下,还是想去尝试一下,代替团队完成这个共同心愿,“我们不仅仅是登山,背后还代表着祖国和人民。”


中国登山队队员蔡卿(左)、次落(中)、袁复栋(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集体

老中青三代结合,团队缺谁都不成


次落说登山是一项集体活动,尤其是类似珠峰重测这样带有科考性质的活动更需要集体的力量。此次珠峰重测,庞大的登山队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次落打趣称,自己是70后代表,攀登队队长袁复栋是80后代表,支援组组长蔡卿则是90后代表,中国登山队老中青三代登山人在不同岗位贡献着各自力量。


2008年珠峰奥运圣火传递,袁复栋作为大学生代表登上珠峰。在那次活动中,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感染到了袁复栋,之后便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11年,袁复栋如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珠峰重测活动,袁复栋是攀登队队长,在顶峰负责重力仪测量工作。袁复栋回忆称,前两次攻顶失败后,登山队压力很大,“在中国登山史上,还从没有过国家任务最后失败了的情况。”


第二次攻顶失败后,次落给大家做了一次动员,讲述老一辈登山人如何在困难面前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在这种激励下,大家重整旗鼓,抛弃了一切杂念。”袁复栋称,登山过程中所有事情都要靠团队,而团队发挥的好与坏则要靠党组织来引领。


与次落和袁复栋相比,1993年出生的蔡卿是登山队的小字辈。2019年5月,蔡卿从北坡登上珠峰,此次珠峰重测担任支援组组长,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尽管也会有一点未能再次登顶的小遗憾,但蔡卿很清楚登山是一项团队活动,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家任务面前,个人的小虚荣不值一提。”


蔡卿的家乡是四川汶川,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还是一名初二学生。那一年,蔡卿见证了地震带来的危害,也见证了党和国家带领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力量。也是在那一年,蔡卿第一次有了入党的想法。2020年9月,蔡卿参加了国家体育总局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进一步向党组织靠近,“我还需要努力学习,思想上更加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落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体育出品


法宝

成立临时党支部,凝聚人心向上攀


历届大型登山活动中,登山队都会成立临时党支部,这一次也不例外。去年1月20日,登山队在北京怀柔基地集训,次日便成立了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临时党支部。


“登山队伍里,党员的表率作用会影响身边的每一名队员。”次落称,登山与大多数运动不同,不确定性特别多。这个时候,临时党支部就发挥了巨大作用。最终登顶的8名队员中,有4人是党员。


“我印象特别深,1960年4名中国登山队员通过第二台阶到达8700米时,有一名老党员刘连满因做人梯体能消耗过大,走不动了。大家临时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刘连满老前辈留在那里,其他3人继续完成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的任务。”次落说,这4名登山前辈都是党员,临时党支部会议让队伍的凝聚力更强,目标更统一,“这种情况下目标很明确,我们要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必须要牺牲小我。”


入党21年,次落深知党员的责任感,必须事事争先,起到带头作用,“这次珠峰重测是国家的任务,作为一名党员,在世界之巅展示国旗、展示党旗,是我们内心的愿望,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有一块山魂纪念碑,纪念那些为中国登山事业做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前辈。在中国登山队历史上,有24名运动员在攀登过程中牺牲。“我们现在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次落说,每年清明节,中国登山协会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给老前辈们扫墓,缅怀这些登山先烈,让一代代登山人对这个行业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次落


生日:1974年9月12日

入党时间:2000年5月

所在党支部:中国登山协会第三党支部

现身份: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主任、中国登山队副队长


快问快答


Q: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向党组织靠拢?

A:在我们登山的过程中,党员起到的模范、表率作用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Q:党员身份对你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A:在内心中时刻告诉自己,我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要自律、自强。在日常工作中,你的言谈举止,你对事业的认识和实践,都要有一定的高度和格局,不能仅限于一个小的目标。思想认识上,我们要不断提高,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


Q:如何理解登山精神?

A:我们在怀柔登山基地有个登山纪念碑,登山队从成立到现在先后有24位老前辈在攀登过程中牺牲了。我们现在能取得这些成就,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每年清明节,我们单位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去扫墓,缅怀登山先烈,继承登山精神,我们对这个行业始终怀有很高的敬畏之心。


新京报记者 孙海光 刘姝君

编辑 王春秋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