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 刘擎、王俊、徐英瑾、祁涛
整理 | 徐悦东
认识世界与过上更好的生活之间有什么联系？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哲学能够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随着哲学的专业化，普通人越来越难读懂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那么，哲学如何才能够与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形成碰撞？哲学写作主要一直以文字为载体，在影像泛滥的时代里，哲学写作面临的是危还是机？
近日，在《认识世界》的新书发布会上，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世纪文景，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浙江大学教授王俊、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复旦大学副教授祁涛，在上海“TRI第三空间”共谈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主办方提前收集并筛选了本次活动所征集的问题，并与四位老师一起讨论——认识世界，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认识世界》，[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著，王俊等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虚无感是人之为人一直要抗争的东西
提问：如何摆脱生活中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虚无感？
王俊：其实虚无感一直都存在，这是我们人之为人一直要抗争的东西。世界是在变化的，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生活稳靠？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智能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碎片化。怎么克服虚无感？我们可以通过求知、认识世界、获得知识来克服虚无感。因为相对个体生命，知识是超越的、永恒的。
当然，我们还能通过信仰来克服虚无感。当我们追求一个超越我们个体生命之上的东西时，我们可以获得生活的依靠。对大家来说，求知是更好的途径，或是更妥当的途径。通过阅读和求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让共同体更好安置生活的价值框架。有了依靠之后，我们可以不断地克服虚无感。实际上，克服虚无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能要用一生来跟它进行对抗。
提问：在感觉虚无后，我每天都认真工作、认真读书，因为这个社会要求我不断地进步、不断发展。想问王老师，如何评价这种发展或进步的要求？
王俊：其实，我们对进步的期望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们知道，古代人不是这样看待时间的。我们对发展的信心来自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现在大家都不会怀疑——我们的未来会变得更好。在古代，孔子会跟你说，我生活的时代是不好的。柏拉图也讲，过去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下的雅典反而是堕落的。整体上，人类对未来的信心，是从自然科学的范式确立之后才出现的。否则，我们生活稳靠感来源于过去、来自于经典。中世纪的一个普通人如果在生活里遇到问题，他会求助于《圣经》，因为经典会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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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遇到问题会求助于百度，求助于知识。我们相信，科学发展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敏感的个体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对未来这么乐观？这个是问题。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马上有一种新的范式来取代科学。在这个时代，发展仍然是一个基调式的。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抹杀其他可能性。我们仍然可以在祖先那里、在过去的生活里、在过去经典里、在书籍里找到生活稳靠性。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技术时代。我们永远在这种状况里寻找平衡的生活。我们要允许价值的多元，发展并不是唯一的价值。
祁涛：每一个时代对发展都有自己评判标准，每一个时代也有自己的哲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当然承认人类是在发展的，但是人类真的是在进步吗？这是问刘老师的问题。
提问：人类真的在进步吗？人类进步的依据是什么？
刘擎：这个问题很大。进步的判断的确是需要尺度的。现在的尺度基本上是由经济、科学技术主导的。在这样的画面里，在最近的三四世纪里，人类至少呈现出进步的图景。这个图景给我们带来了进步的信心。
古代的历史观是循环的，现代的历史观是线性的。但是，若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比如睡眠时间来衡量人类是否进步了，我们会发现，随着工业化发展，睡眠时间反而在减少。而且，随着工业发展，大家的虚无感可能变得越来越强。这是进步吗？
未来的确定性让人激动、惶恐。手机两三年就换一个，但我们的安全感反而降低了。人类永久地改变了地貌和地质形态，这是难以逆转的损失。在早期工业革命时，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在，人类变得成熟，反而会更加审慎地反思科技给人类带来了问题。
所以，如今大家喜欢提“可持续发展”。中国很早就提出了科学发展。科学的意思是更正确的、更全面的。我们重新评判进步的含义何为时，进步的多重性就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刘擎，大观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综艺节目《奇葩说》第7季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现当代西方思潮与国际政治问题。著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悬而未决的时刻》《中国有多特殊》《权威的理由》《纷争的年代》等。
认识世界和过上更好生活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
提问：更好的生活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认识世界和过上更好生活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
刘擎：这个问题更难回答。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共同的界定。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太多答案。
谁有资格给更好的生活下定义？如今，给更好的生活下定义的负担全部交给了个人。现代人的负担是很重的，你不仅要决定自己怎么做，还要决定判断标准和参照系。所以，做现代人是很难的。
更好的生活一定是和人有关联的生活。我觉得，认识世界圈定了一个标准。你不认识世界，盲目地随波逐流，只能做一只快乐的猪。大家不要觉得猪的生活快乐，它随时都可能被人宰割。孟子也讲过，人和动物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一般人看不到共同之处，人和动物有着重要的区别，君子非常看中其中的区别：道德、知识。道德要求我们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认识世界不会给大家带来每时每刻的快乐，但是认识世界是实现更好的生活中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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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涛：有一个必答题，我最想问三位老师，如果不做哲学研究，三位老师想分别从事职业是什么？
王俊：我先来做小白鼠。我真想当厨子。我经常感慨，厨师是非常理想的职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里可以密切地和自然发生关系的职业。在烹饪过程中，厨子要有审美要求，还要有一种基于某种共情能力的要求。你做好一道菜，想知道别人会不会喜欢。实际上，当你完成一道菜的时候，也是你跟他人交流的机会。我真的很喜欢做菜。我不厌其烦去杭州最大的菜市场买菜。大概除了上课、翻译，做学术之外，在很多时间里，我都在做菜。
刘擎：王老师讲的厨师是一种被哲学化的厨师。他不是一个餐饮馆的厨师，他已经把做菜提升到了人的交往、对世界想像的高度。所以，他是一个美食家，不是一般的厨师。如果我不做哲学，我愿意做一个剧作家或电影导演，这是我小时候未竟的理想。后来，我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学术道路。所以，我对那个理想一直有所怀念，这也是我喜欢跟演艺界人士交流的原因。
徐英瑾：对我来说，做哲学研究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哲学研究。我小时候理想是做考古学家，希望能去新疆挖楼兰女尸。进入大学后，我想做历史学家。在我大三大四时，我才觉得，我应该搞哲学。
我的日常爱好是做模型。我家里的模型都堆成山了。做模型与哲学之间关系是什么？我最近在做英美分析哲学研究时，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章说，哲学和做模型是相似的。模型做多了后，模型里的每一个小零件我都知道。如此，我就知道部件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让我形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让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每一个语词的细微差异都有很强认同感。对我来说，怎么挑选恰当字眼进行论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做模型是很花钱的。如果不做哲学，我会写小说。后来，我发现写小说并不能赚钱。我写的是历史现实题材的小说。我写了在1800年前孙坚是怎么样做副县长的。他为汉朝工作，在黑白两道交朋友。我基本上写了一个汉朝版雷诺探长，把汉朝发生的很多大事情都往小说里面写。
为了写小说，我花了大量精力，学习了当时的古语、了解了当时的古景和行政语言。若我一直用这种态度写小说的话，我肯定赔死。所以，我觉得写小说这事情是土豪干的。托尔斯泰家里有钱。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不是以写小说为生的。
黑格尔说，绝对精神的几种表达方式中，感性的方式叫艺术，概念的方式叫哲学。如果有一些想法要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又能体现哲学思想，这就是很好的思想实验。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是写虚构作品的，伏尔泰就写了他的《赵氏孤儿》。我是不是也可以干类似的事情？我很清楚，分析哲学已经很玄妙了，我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学科，但我可以在不同方向上拓展可能性，来看看怎么样把思想以不同形态展现给读者。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和乐趣。
如何看学术黑话与哲学大众化和普及化任务之间的冲突？
祁涛：三位老师讲自己不做哲学研究可能会从事的行业，多少对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做了一个哲学化的处理，其实这也是认识世界的过程。在和这个世界相处时，我渐渐明白，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和现在正在从事事情之间是有隐秘关联的，这种隐秘关联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最终成长起来成为自身的历程。回到观众提问环节。下一个主题回到《认识世界》本身，这本书是很好看的。无论是文笔还是娓娓道来的气质，这本书都是很棒的哲学入门书。首先，有请这本书译者王俊老师谈谈，自己碰见这本书和翻译这本书的感受。
王俊：翻译这本书是很偶然的。通过我的一个学生，我找到了这本书。这不是一本太难的书。我自己手上还有翻译任务，当时我的写作计划太多了。我想把它分给学生翻译。后来，我自己还是投入了很多时间来翻译这本书。为什么我会答应翻译这本书？这跟我自己是有关系的。
这个作者是当代的哲学明星，他是一个面向大众讲哲学的人。在欧洲，有一批人抵抗哲学学院制度——我们要走出学院。他们不在学院里面工作，他们的职业可以是作家、心理分析师、电视明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哲学家。实际上，这是恢复大众哲学的企图。所以，我把它视为一场哲学运动。
我写过相关文章——当代哲学本身就有走出学院的诉求。学院哲学是个历史概念。大概在19世纪时，真正的学院哲学才构建起来了。在康德之前，著名的哲学家都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在康德之后，尤其在20世纪，哪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不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哲学的学院化。哲学学院化后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后果，比如，在康德之后，哲学专著变得越来越难读。哲学专业化后产生了一堆术语，一般人读不懂。哲学博士要花四年或五年时间专门研究康德著作，或慢慢研究胡塞尔著作。逻辑研究就可以研究十年、二十年。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欧陆哲学、现象学、跨文化哲学等。著有《陷于文化之中》（德文）、《重建世界形而上学》、《作为道路的现象学》，译有《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结构存在论》《自由的哲学》《非洲哲学》等。
但是，哲学本身的形态是多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别人问我是搞什么专业的，我说哲学，气氛一下子尴尬了。从19世纪开始，学院哲学成为了大学制度的一个专业，哲学从业者经常用90%力量不断地论证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很悲哀的，因为他们生怕别人觉得他们没有用。大一学生来上课，在第一次上课时，哲学老师就给他们讲哲学有什么用。这是学院哲学的危机。哲学有各种各样形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哲学，最尴尬是夹在中间的学院哲学。
普莱希特参加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哲学四重奏”。后来这个节目成为普莱希特自己主持了，直接改名叫“普莱希特”。在欧洲，并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会面向大家谈哲学，有大批人都会这样做。德国的大书店里哲学书架上，就摆着很多他们的哲学著作。
怎么样的大众哲学才算好的呢？我们也不要迷信那些带着某种价值判断的民间哲学家。好的大众哲学家们有很好的学院背景，本身受过非常好的学院训练。他们写的东西虽然不难读，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文本根据的。他们把一种非常好的哲学知识和价值判断传递给大众。这是哲学工作者更应该做的工作。
有一个讲法，每篇学术论文的平均读者大概是两三个——一个他自己，另一个是审稿编辑。这肯定是一种不好的状态。学院哲学已经内卷到这个程度了，而大众也需要哲学。刘擎老师做了很多这方面工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抵抗学院化，抵抗学院化本身就赋予哲学的新面向。
哲学至少应当参与时代观念的形成中来，不能跟时代绝缘。这个趋势我称之为“生活艺术运动”。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大家从古希腊，从尼采、现象学里面找到资源，最终形成了一种潮流。
祁涛：整个学院写作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学术黑话，这抬高了大众的阅读门槛。其实，很多人想阅读哲学，希望知道哪本哲学书是适合自己的，但是很多人却在学术黑话面前望而却步。这意味着学院哲学失去了在大众当中的活力。我们该如何看学术黑话与哲学大众化和普及化任务之间的冲突？
刘擎：黑话是在一个小团体里流行的话语，若你不知道黑话的话，就进不了小团体里。刚才王老师讲大众哲学是如何变成一种运动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社会分工、细化造成的劳动异化，让我们失去了全面感知本真存在的能力。哲学让我们跟世界形成一种更贴近的关系，并要求恢复这个贴近关系，抵达和追寻本真的存在。这是哲学最原初的问题。
但是，哲学作为一个专业，后来遇到了两种问题——一个是哲学问题，另一个是哲学家问题。这两个问题本来是相关的，但是哲学家问题特别专业化。学科发展面貌和姿态有时候是非常局部的。
大众哲学不是要让学院哲学通俗化，而是在这个重要领域上，大众这些要恢复哲学最原初精神气质——让我们思考世界的根本问题，寻求生命的本真。哲学家问题是为了更深刻地和更好地回应一些非常难的问题。
我们发展哲学专业，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让哲学变得专业化，是为了能够从专业化分工里得到更深刻地思考，来回应哲学问题。所以，哲学家问题是必须存在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最初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会辩护专业的存在感。
我们有无用之用，哲学是直接有用的——哲学对做人做事都有用处。为了更好回应哲学问题，更深地介入哲学家问题，哲学家在小圈子里进行研究。在经济主导的时代里，我们变得越来越孤芳自赏。我认为，保卫哲学的最好方式是介入，是重新恢复哲学问题的本来面目。哲学家问题和哲学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
徐英瑾：这个话题说得特别好。我自己现在在很多平台上讲哲学，一个是读书会，一个是看理想。我做了很多通俗哲学节目。怎么把学院里面东西既准确地又用户友好地说出去呢？我觉得大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现在过于关注某一个哲学家成长时发生的偶然事件，这对于理解哲学思想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另外，所有哲学研究都要面临一个问题——你要回到常识的个例中。不回到个例是不行的。苏格拉底遭遇不公正的审判，他是否该逃？如果看到非常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很难被理解，我们能不能动用汉语方言的力量去激活它？这是我自己做的实验。这个实验让我们知道，哲学是对日常生活中既有的某种人生态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是，回到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小哲学家。儿童不用考虑生计问题，所以儿童可以偶尔扮演哲学家的角色。如果一个人是奴隶主，那他一辈子都可能去探讨世界本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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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我们都有儿童的那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分全部集中起来，激活大家对生活困惑的最初反应。如此，我们会觉得，哲学离自己并不远。大家都研究欧洲哲学家，而不是在研究问题。同样道理，分析哲学基本上是在炫技，你会找到你的论证的反直观案例。只要有一个案例违背你的定义，我就能想出来第二点，然后我就可以发文章到处炫技。基本上，这样的做法脱离了大众，走向孤芳自赏状态。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因为我很害怕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我希望我能够做一种贯穿性的工作，能够以不同方式来了解哲学。文学确实比哲学难得多，写哲学论文并不难。
触动自己的第一本哲学书是哪本？
祁涛：我自己很好奇，每一个人了解哲学问题的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作为向导。三位老师“三代同堂”。在你们自己的求学生涯当中，第一本哲学书对自己触动的地方是什么？
王俊：大部分中学生都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考入北大，真正接触到的第一本哲学书是《西方的智慧》。后来，我觉得真正让我有对现在我做的具体工作感兴趣是海德格尔的一本传记。我看完那本书后，我才进入了哲学世界。
如果作为一般性阅读或者是想要去进入哲学领域，我建议大家读那些不是为学院哲学而写的书，因为那样容易读进去。若你因为对哲学感兴趣，上网买《纯粹理性批判》，那你估计没有看完就睡着了。我一直跟学生说，这些书是要买的，买不买是品味问题，看不看是时间问题。作为一种阅读选择，这本书确实不好读。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读柏拉图对话和尼采有一些著作，以及海德格尔的部分著作。
刘擎：我读的第一本哲学书是1982年翻译过来的，15位哲学家的访谈录。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原话，对自己或当时的哲学发展表达了见解。他们非常学院派，但是他们却能用十分通俗语言进行表达。看完这本书后，20多岁的我一下子觉得他们特别有亲和力，欣赏他们能将这么复杂问题以摸得着的方式表达出来。
以前，我也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比较读者友好——罗素的写作文笔很好。而那些买了之后供在书柜的书，我也可以向大家坦白。《存在与时间》是我在1986年买的，当时三块多钱。但是，我没读到超过72页就读不下去了。后来，这本书出了修订版。这本书跟我自己工作的领域相差很远。在我三十多岁失眠时，我就爱读这本书。那时我突然觉得，这本书是那么容易读，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有一些难点我可能需要稍微思考一下，但我很容易就能达到了高峰体验，进入一种神秘体验。
我们不要着急地买一本书放在书柜里膜拜，其实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读懂了。三大批判有太多的术语，欧陆哲学是需要一些文学想象的。海德格尔有一些作品很好，我推荐大家读《雾》。有时候，你会发现，经过导引、通导，你真的可以读懂哲学的。我最近写西方思想讲义，就是想建一座桥，把你领到更深入的地方。
徐英瑾：我本来的志向是去楼兰挖女尸。大学时，我一开始想搞历史。我当时想，搞历史可以搞思想史，也可以搞政治史，还可以搞经济史，这样的话我就什么都懂了。中学生了解哲学的渠道不是特别多，我自己把大学的哲学书看了一遍。我发现，哲学套话是很容易学会的。所以，当时我上课就天天“凡尔赛”。老师问我，生物和环境适应和不适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回答，适应是相对的，不适应是绝对的。但我觉得假如我一辈子学习这些东西，也不行。所以，学习历史很好，真的假的要有证据。
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专长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著有《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等。
但是，历史学很内卷。哲学能给我自由，因为其学术规范性不是特别强，最重要的是不内卷。于是，我就跳槽到了哲学系。这说明我特别害怕内卷，另一方面，我要求清晰。所以，我所追求的哲学话语要说得很清楚，我不要说那些我自己都不信的话。同时，我又要想要有宏大的视角。
第一次让我感动的哲学书是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当时，我每天在虹口公园跑步。我每天跑完步就看三页，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叔本华的魅力在于，他可以有理有据地骂人，但是，他骂人的话去掉论证后是可以成立的。我不喜欢只论证不骂人或者只骂人不论证，叔本华满足了我这两个方面的需要。我在这本书中学习了很多东西。
后来，我学习分析哲学，看了另外一本书，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这本书是1919年罗素在监狱里面写的。大家不要被这本书题目吓住。这本书好就好在罗素是在监狱里面写的。由于没有参考书，罗素只能按照本心来写的。这本书相对通俗好看，并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以这样搞哲学？思考哲学的方式如果与更大的视角结合在一起，能否产生出一些更有意思的思想火花？
在影像时代里，以文字为载体的哲学写作会面临机会吗？
祁涛：我自己在读哲学时走了一点弯路。我首先读哲学史。那时候很流行《苏菲的世界》，那本书没有办法给你做向导性工作。哲学史里面有很多哲学家、想法和观点，但哲学史著作最多给出背景性信息，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决阅读当中遇到的困难。
如果想读哲学，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书，找到合适自己的哲学家。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我们在读书之外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大家会花很多时间看各式各样视频。思想、哲学未必需要通过文字媒介表现出来，也可以新媒体方式表现出来。想问问三位老师，新媒体时代是否意味着以文字为载体的哲学写作或者普及遇到了一次机会吗？还是一次危机？
祁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著有《返回的步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
刘擎：如今，20分钟的视频叫中视频，短视频都是一分钟左右。我没有说大家不能看短视频。大家一直淹没在短视频带来的快乐当中，但每一刻的快乐加起来却不能够成整体的快乐。所以，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要不要从短视频洪流当中出来？如果选择不出来也没有关系，那我相信没有短视频能够解决你不快乐的问题。
王俊：文本当然不是思想载体的唯一可能。其实不同时代有不同看法。上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跟一个日本人有一个对话说，电影是一个过于现实主义艺术，电影把所有事情都拍摄出来了，那还有什么思想？到今天我们发现，从头到尾认真看完一个电影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大家已经没有耐心去做这个事情了。大家看两分钟短视频就差不多了。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附带思想的东西，比如当代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绘画，雕塑。这些艺术都可以附载思想。这些东西可以用一种最广义方式去阅读。但是，刘擎老师批评的过于现实主义的短视频，丝毫不能激发大家的想像力，或者激发你领会或理解的欲望——这并不好，因为你成了非常被动的接受者。这会让你形成依赖感和惰性。最广义阅读要留下一个能挑战自我，跟文本对抗，有想像空间的东西。
刘擎：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也可能是偏见。过于讨好自己不是善待自己的方式。大家如今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学习压力都很大，大家看看搞笑视频并无可厚非。但是，特别迎合自己并不能很好地善待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宠爱的小动物。
大家知道，泰勒斯讲，文字的发明是一个问题。文字是毒药还是解药？学习西方哲学的大家都很清楚，影像在什么意义上比文字更浅陋？或者说，影像能否传达文字不能够给予的东西？影像是不是某种程度丰富了文字？我认为这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影像。
一个影像可以全部是文字，因为影像可以包含文本，配以某种音乐或者是背景声。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找到非常有力量的影像去传达哲学思考甚至文本。现在哲学书写主要以文本为主，哲学家有理由鄙视特别直接刺激感官的娱乐。但凡说那个东西跟娱乐市场或跟资本有关，他们就启动了自我防御机制。
活动现场
这个时代里很多专业工作者既被边缘化又处在不安全感处境当中，这是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但人文学者自己要主动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我旁边这两位学者，在专业上做得非常优秀。他们在专业上的成就并没有妨碍他们跟一般读者进行有深度的、充满幽默感的对话。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思想健硕，你是可以迎接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的。这个时代里的年轻人是勇敢的，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勇敢地迎接影像时代的到来。哲学拥有着巨大的却仍然被专业同行低估的潜力。
徐英瑾：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两点意见。实际上，视频的长短是很重要的。我小时候看过很多文学名著翻拍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剪辑后的录音。以这种方式缩减名著是现代人和古人进行交流的方式。现代人太忙了，不可能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交流。但是，短视频太短了。一部电影剪成短视频后，大家都看不懂前因后果，若故事稍微复杂一点，里面因果关系就剪断了。这损害了我们的基本能力，比如记忆力。实际上，文科学习依赖记忆力。
另外，语文也非常重要。我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教学生翻译我写的文章，他们所犯的错误我都改不过来。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恶劣的写作习惯造成的。什么时候加“的”，什么时候不能加“的”，他们都不知道。汉语语感和节奏是没有办法训练的。我是哲学老师，不是语文老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情的习惯，这个习惯可能是长期缺乏阅读所形成的。短视频所提供语料是很低的，现在学生的词汇量相当贫乏，没有办法转化成书面用语。
这个问题一定要被大家重视起来，因为这不仅威胁着文史哲，也威胁出版业。下一代编辑若是连语文都不好，那还做什么编辑呢？这种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语文对理念、语法、词汇的教育正在被削弱。很多我认为应该接受的语文训练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短视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使大家离正确的语言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坏消息。
但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人类是靠希望活着的特殊哺乳动物。我们下一代人可能会经历更好的历练。因为我们的婴幼儿可以读语法正确的儿童读物。我女儿四五岁时已经开始造句了。我们要利用数码时代，将正确的语言通过电子媒体固定在孩子的记忆里。
嘉宾 | 刘擎、王俊、徐英瑾、祁涛
整理 | 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