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外戚传》中曾记载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一句话——“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所涉及的便是容貌之“色”，这一看似天生的特质与其他元素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复杂现象。而李夫人也清晰地意识到，“色”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会出现“衰”的趋势，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但随着现代诸如美容、整形技术的发展以及修图美颜等软件的强大功能加持，一个人的衰老似乎已经完全可以避免“色衰”的窘况，而使得人体或容貌之美成为一个可以被人类控制和调节的东西，由此抵抗它曾经的有限性。

当72岁的婚纱设计师王薇薇（Vera Wang）在其生日宴会上的相片在网上曝光，便立刻引起人们对其身形和容貌保养的惊叹和称赞，许多人夸张地称其外貌形体完全就是一个“27岁的少女”。但随着其朋友网络中所谓“生图”的出现，便立刻打破了人们的幻想，发现年龄依旧在这位设计师身上留下了痕迹。

引发讨论的p图之争

对王薇薇身材外貌的讨论一方面折射着当下愈演愈烈的外貌焦虑，尤其是对女性群体而言；另一方面，人们也质疑称72岁的女人像27岁的少女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过分要求。其中甚至还流露出传统性别制度中的典型手段，即其所塑造的“完美女人”总是一个根据男性欲望和审美所构建的、大都青春貌美的少女，而女性其他的生命阶段，尤其是年岁增长之后则遭到忽视或污名。

围绕着王薇薇的讨论中一个几乎未遭质疑的隐秘前提其实我们都十分熟悉，即传统以来的性别制度对女性和容貌，尤其是美的容貌之间的勾连。这一联系一方面塑造出人们对女性容貌的注重，并由此建构出一系列关于女性美以及美的话语；另一方面，女性美所带来的焦虑、不安与质疑也始终伴随着整个男性历史的书写。正是这一内在的冲突和张力，使得我们在王薇薇事件中看到许多似曾相识的话语或观点，也由此再次流露出现代性别制度虽然经历过各种批评、改造与革新，但其中某些结构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却依旧影响巨大。

在传统汉字“色”的众多涵义中就包含着诸如“颜色、容颜与外表”等含义，即其具有某种自然的属性。当它涉及人的形体容貌之“色”时，最初似乎并无明显的性别之分，所以在《逸周书》中才会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话，即无论是男女都可能具有姣好的外貌之色。但当这一自然先天的“色”进入社会文化系统后，便随着不同的观念而被塑造出不同的含义。除此之外，不同时间或不同文化也会根据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设计出一套关于“色”的论述，即“何谓美的？何谓丑的？”

艾柯在其《美的历史》中便梳理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关于“美”的观念的理解和变迁；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也是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关于“美”的著作，按编年顺序指出美在传统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中的论述以及其变化的来龙去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我们现在根据传统文献记载去重现在古代看来是美的东西或人，很可能出现歧义，即古之为美今之可能谓丑。因此真正重要的或许并不是去界定什么东西或是怎样的容貌是美或丑的，而应该去探索和理解一种文化与社会对于“美/丑”认知背后所牵涉的更加广泛的观念与社会问题。

《美的历史》，作者:  [意] 翁贝托·艾柯，译者: 彭淮栋，版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2月

在宋耕所著的The Fragile Scholar中，他便通过对元杂剧《西厢记》中张生这一男性形象的分析，指出这一在才子佳人题材中唇红齿白的“文弱书生”男主人公的性别气质的出现。一方面，这与当时元代武功统治对传统汉族士人阶层的压制有关，另一方面，也继承了传统自屈原以降所塑造的（在政治领域内的）“阴性”男性形象有关，同时还涉及与儒家“君子”男性气质之间的对抗与整合……也正是在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两性的美丑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非一种单纯的自然之物的自然表现。也正是在对“文弱书生”的建构同时，出现在故事中的反派男性虽然并未过分注重其外貌之“丑”，但却通过对其阶级或其他形象——如占据统治地位的强权者、崛起的商人阶层、野蛮的壮汉等等——的描述，使其被安排在“美”的对立面。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在明清小说中那些被安排在反派位置上的女性，如嫉妒的泼妇、荡妇与三姑六婆等，在外形描述上大都不符合当时主流的性别审美（见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就如贾宝玉称结婚的女人为“鱼眼睛”一样，这些女人大都是“丑”的。而这一“丑”不仅仅只体现在她们的素质或道德上，有一部分也往往直接体现在她们的外貌形体上。而这一形体外貌与内在品质的联系，在传统中一方面被质疑，另一方面却也在帝国晚期的小说与通俗文化中反复出现。

《红楼梦》剧照。

“以貌取人”自古就被看作是肤浅的行为，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便会发现，他们也相信通过教育等自我修养手段，一个内心纯正之人也会自然在其外在容貌上得到体现。而随着汉代谶纬之学的兴盛，东汉晚期的看相术结合当时的察举制度渐渐成为主流评判个体的重要标准。人们似乎相信外在容貌透露着个体内在的气质、精神和道德素养，甚至还能够由此判断出他们在未来的命运，如对曹操的著名判断便是由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许劭所说。

但就如元好问在评论潘安仁时所说的“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负见为人”，无论是个体外在的容貌美丑，还是其作品或其他行为，在元好问看来都很难真正透露出一个人内在品质和道德，因为“人心隔肚皮”导致这二者间未经区分的联系往往是轻率的。而“美/丑”这一看似中立的、对自然存在之物的描述本身就往往带有强烈的高下与道德判断。

在艾柯《丑的历史》中，他便指出，人们对“何谓丑”的定义或理解往往遭到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心理或认知科学来验证人类心灵或情感对某些特定事物或形象的感知趋于负面，但这一负面的心理或生理反应本身却是无声的自然的，即未被文化命名和分类的。但“丑”本身却是一个经过文化塑造的概念，即我们在生理、情感和心理的自然反应上建构起一套关于“丑”的判断、分类、评论和言说标准，而当这一系统开始运作，当它成为某种被自然化的存在时，我们通过对其的内化而开始接受这一套评判标准，从而巩固与再生产着传统关于“丑”的论述。

从艾柯《丑的历史》的目录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丑”总是与诸如受难、恐怖和死亡等消极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生本能/死本能”概念来看，我们便会发现，“美”往往与生本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与密切的联系，如它们都是一种涉及生存的、积极进取的、具有创造性的爱欲力量；但“丑”却往往与混乱、摧毁与某种不受控制的力量有关，就如死本能一样预示着某种对完满生命的威胁……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在传说或神怪故事中的妖魔鬼怪大都是长相丑陋的，暗示着一股非人的、不受控制且极具破坏性的混乱力量。

在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中，她通过西方历史中对污染、污秽和可憎物的研究，发现污秽并非仅仅是细菌学问题，更多的是一种错置，即失去秩序和禁忌之后所导致的肮脏和混乱的感觉，而这一对秩序的威胁本身就是危险的。污秽便是丑的，就如齐泽克在其《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所指出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抽水马桶冲不走粪便，由此引起的厌恶和焦虑恰恰说明这一污秽的可见性所冲击的正是一个建基在界限分明之上的“洁净/污秽”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的秩序。污秽的不可见保障了分类、界限和各归其位的秩序，从而使得“美”得以出现或说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得以被标识的空间和位置。

《洁净与危险》，作者: [英]玛丽·道格拉斯，译者: 黄剑波 / 柳博赟 / 卢忱，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20年9月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美/丑”已经远离了其自然属性，而更多关注其在社会与象征领域内的内涵。当康德在论述优美感与崇高感时，他同样利用各种自然事物来对其进行论述和区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始终是站在个体这一主体位置去判断优美与崇高的差异，即它们在与主体交互之间对主体感知所产生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借助康德对优美和崇高这两种“美”的论述，也便会发现“美”内部同样存在差异，尤其是崇高感似乎就带有我们前面所划分给“丑”的特性，尤其是其所具有的恐怖性给感知主体带来的强烈冲击。

这也便是艾柯在其《丑的历史》中第一部分所涉及的宗教中对“丑”的认知，即它所具有的恢宏性和雄壮特质都具有一种威慑力量，由此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宗教体验。这一部分的“美/丑”之间分享着一定的相似性，即因其“量”上的宏大而压倒主体，由此引起后者的恐惧或升华。

除此之外，就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美”的内部同样存在着冲突，尤其当涉及个体的外形容貌之“色”时，它常常成为被警惕的对象。无论是前文提到的“美男破老，美女破舌”，重要的并非男女，令人不安的是“美”。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传统对女性美的批评和焦虑中，所谓“红颜祸水”，美丽的女人似乎自带危险的特质，令主流社会的男性们十分不安。上到帝国统治，下到家族或个体关系，女性美的威胁在中外传统历史中都遭到反复建构。

这一点似乎是主要建基在某种二元分化上，即外在容貌与内在品质的区隔。虽然我们于上文提及儒家对于教育能够融合内外差异的看法，但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对女性美的警惕也往往体现了作为社会统治地位的、受教育的男性的不安与焦虑。在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作者便指出传统帝国统治中除了建立在官僚体制上的礼仪型君臣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个体熟识、亲密和情感之上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如帝王与内臣、佞臣、外戚或后宫宠妃等。在这其中，宠幸关系往往便建立在色之上，无论男女，都可能因“色”而获得君王喜爱，从而获得亲近帝王的机会与高官厚禄，甚至可能影响政策与国家。

正是在这一竞争与恐惧下，侯旭东指出，那些礼仪之臣由此通过他们的话语特权，对宠信关系进行批判和污名。这其中，“美男/美女”都成为主要被妖魔化的形象，成为帝国统治衰落甚至覆灭的罪魁祸首。在明清诸多涉及精灵鬼怪的小说中，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发现，后花园作为一个精灵花妖常出没的地点，正是威胁家庭、尤其是待字闺中少女的主要诱惑；而那些化作美女的妖精们，也始终威胁着帝国男性士人们的健康（见Historian of the Strange）。“美”在这里似乎同样分享着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关于“丑”的特质，即制造混乱，威胁秩序。

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这样谈论美貌，他说“美貌是一种表情……唯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自身或许无目的，但观看者或被感动者却不一定无目的。并且木心在其后也指出，美貌最终会随着衰老而掉落，不可长久，那么“在脸上，接替美貌，再光荣一番，这样的可能有没有？有——智慧”。在这里他依旧遵循着古老的观念，认为美貌的易逝性和暂时性是不可过分执着或是作为个体努力的对象的，唯有智慧才能真正地实现对个体存在和人生的提升。

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性别制度中蔓延至今，即对于男女两性评判标准的差异，尤其是在西方传统性别二元论的影响下，女性与感性、脆弱和容貌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主要被认为是理性的，他们的外貌并不会成为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如果王薇薇是72岁的男性，或许就不会有如此多网友对其看着是否像27岁感兴趣。女性衰老所带来的似乎除了消极评价之外再无他物，但男性却往往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被认为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与有魅力……

这些日常的看似琐碎的关于两性外貌、年龄和知识的话语背后，恰恰就是主流性别制度的刻板印象在起作用。

《暴力拓扑学》，作者: [德]韩炳哲（Byung-Chul Han），译者: 安尼；马琰，版本: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0月

人们从“美”这一特征中所感受到的心理或情感上的反应经过文化的重写而往往占据着被推崇的位置，但其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美女之色在帝国时期成为祸国殃民的替罪羊，而在现代社会则成为禁锢女性的新型束缚。凝视本身就具有分类和评价的特权，无论是被观看的王薇薇还是那些普通的女性，她们都在现代“美/丑”标准中遭遇着来自主流目光的分级。这一目光的主人似乎不再仅仅只是男性，也还有许多积极参与其中的女性。

在韩炳哲《暴力拓扑学》中，他指出在当下这个绩效社会，随着他者的消失，自我开始转向自身，而外貌的保持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许区别于韩炳哲所讨论的西方社会，在我们的当下，他者并未彻底消失，尤其在性别制度中，来自外部的眼睛和自我的眼睛一起，给个体建构起高耸的围墙，为了追求那个“完美的自我”不停奔波，最终筋疲力尽。

“美”似乎是个崇高的理想，但在追求绩效和完美的步步紧逼中，它正在成为新的压迫源，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也正因此，在对王薇薇“72岁像27岁”的赞美中才会出现另一种警惕之声：这一赞美本身再生产了主流的凝视，加重了女性的容貌焦虑。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当下，我们拥有繁多的选项，但其内部的限制和陷阱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面对这一弥散性且内化的束缚，个体本身的能动性始终有着重要意义。出自反思的批判具有强劲的思想力量。它能够清理和检查那些模棱两可或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关于主流“女性美”的霸权标准，人们在同质化的话语中渐渐失去想象另类的能力。除此之外，思考也会开启新的行动。让我们以自身真实的日常生活实践，去抵抗、挑战和粉碎以“美”之名对个体的规训，以及那些对“丑的、肮脏和混乱”的隐喻进行的区隔和排斥。

在这一点上，所有遭遇过或正在遭遇着污名的个体与群体都会感同身受，而Same Struggle也便需要Same Fight。只有接受他者、接受多元的美/丑观念，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宜生活与表现自我的空间。而我们的思考、交流和行动，才能够真实地改造世界。因为世界在我们之间（“in-between”），在你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