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日,北京市中小学进入假期时间。组织全校教师职工学习、开展“十四五”规划研讨……早在暑假开始前,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陶汪来的待办事项就已经列了一长串。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他说,“累,但是累也快乐。”

 

2013年,在安徽合肥工作了近20年的陶汪来进京“取经”。作为北京市引进的教育高端人才,他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学校,历任该校高中部校长、航天校区执行校长。三年后,陶汪来被延庆区教委引进,担任延庆一中党委书记、校长。

 

始终抱有“改变一方教育”的梦想,陶汪来在延庆一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如今该校办学实力已跃居北京市郊区同类学校之首。同时,他将党组织建在教育教学一线上不断推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延庆一中的党员队伍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干部中党员占比超80%,骨干教师中党员占比达70%

 

2021629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正式公布,陶汪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北京教育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校长。

陶汪来就党建工作作报告。受访者供图

 

离开海淀到延庆,只为“改变一方教育”

 

新京报:当时从安徽合肥来到北京海淀,为什么2016年又选择离开海淀到郊区工作呢?

 

陶汪来:当时到海淀其实是抱着“取经”的想法,海淀可以说是全国基础教育的高地,本着学习的态度我来到了北京市育英学校。在海淀区我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多年积淀的管理经验,在工作中积极践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对北京教育的深度了解,我发现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是极不均衡的,尤其是郊区的教育短板很明显、很突出。北京要想成为全国基础教育的“首善之区”,不仅要把主城区的基础教育做好,更要把郊区的基础教育补齐。

 

延庆是北京最远的郊区,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当地人民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经历了多所示范学校、多岗位的历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很想把这些经验好好地发挥出来,所以,本着“改变一方教育”的梦想,本着为北京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我从海淀来到了延庆。

 

新京报:放弃海淀的优越条件去郊区工作,当时如何面对来自亲朋好友的质疑和压力?

 

陶汪来:说实话当时很纠结。来北京之前,我连延庆在哪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太远了,交通不便,经济也不发达,思想比较封闭。

 

当时跟家里人沟通,大家都反对。一方面,海淀的校长到郊区工作,多年来没有先例;另一方面,延庆是远郊,要想“改变一方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梦想,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改变一方教育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定很大。后来想了又想,党组织多年来的培养,我不能辜负组织,关键时候应该顶上去,另外,我的骨子里也一直有着执着的教育情怀,还有延庆区委、区政府、区教育两委求贤若渴的心情,执意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信心和决心深深打动了我。所以最终我还是住各种压力毅然决然到了延庆一中,而且,一干就是五年。

 

每天在校门口迎接师生,风雨无阻

 

新京报:初到延庆一中,跟你想象中有何不同?

 

陶汪来:来延庆之前,我觉得延庆虽然是郊区,即使跟主城区有差距,差距应该也不会太大。但实际到了延庆之后,发现还是有很大差距。延庆位置比较偏远,外来流动人口也比较少,环境比较安逸,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都比较慢,现代化气息不浓,教职工的改革创新意识比较淡薄。

 

到延庆一中之后,我秉持“改变可以改变的,改变必须改变的”的工作思路。首先从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开始,从教师的常规职责到学校的常态化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次就是以身示范,我自己做榜样,去激励大家。从到延庆一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每天最早到学校,在校门口迎接老师和学生。每天晚上10点放学,送走最后一波师生我再离开。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我都会在。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真正以校为家。

 

陶汪来在学生宿舍给学生辅导。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看到你这样做,老师和学生是什么反应?

 

陶汪来:刚开始就我自己,还有我要求的领导干部和老师一起在学校门口,后来慢慢地老师们都主动参与进来了。

 

学生也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刚开始他们都有些拘谨,也不敢打招呼。现在好多了,看见我和老师们在校门口,都会很自然地击个掌,或者给一个眼神,有时甚至会主动上来拥抱我一下。

 

新京报:你和学生日常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陶汪来:我觉得比起师生更像是家人之间的相处。我基本上全天都在学校,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赶上双休或者节假日,有的学生不回家,我跟他们一起在学校吃住、学习、生活。

 

在食堂相遇,他们会很开心地跟我一起吃饭。有的男生就把我当大朋友一样,拍拍肩膀,聊聊天,跟家人一样。聊天也比较随意,最近饭好吃不好吃、价格贵不贵、学习压力大不大、有什么困难,这些我们都会聊。后来他们看见我,会主动跟我说,“校长我这儿有个问题你帮我解决下”。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女生。她性格比较内敛,但成绩挺好,我只是到她班上听课,但对她不是很了解。2019年高考第二天,早上考化学,她在学校里到处找我。远远看见我飞奔过来,与我拥抱,开心地说今天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陶汪来到班里指导学生功课。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延庆一中的这几年,你带给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陶汪来:第一个是绝大部分的教职工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对学校的治理体系还是课程改革,大家都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能够主动参与到改革中去。

 

比如学校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包括现在制定十四五规划,都是全校老师共同参与。再比如,我们打破了原先的管理模式,取消了教学处、德育处、总务处等管理部门,成立了四个服务中心,强化了教职工的服务意识,用学术的力量引领学校的发展。

 

第二个是教育理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先延庆一中的课堂都是以讲授为主,现在则更多地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学校通过各种方式给他们提供展示的舞台,利用中午这段时间,学校所有功能室向学生开放,让他们自主组织各种课程或活动。

 

2017年,学校开展了春晖行动,开设了学子讲堂、教师讲堂、家长讲堂和社会精英讲堂。尤其是学子讲堂,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台演讲。原来我以为郊区孩子的潜能不如城区的孩子,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郊区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弱。

 

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高考成绩也不错,这几年的提升幅度在北京同类学校中都排在前列甚至位列第一。

 

新京报: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你认为做好党务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汪来:做好党务工作最重要的是队伍建设,同时,党务工作必须跟学校的常态工作深度融合。

 

我们在工作中实行了党员领导干部“五个一”工程:每名干部蹲点一个党支部、联系一个教研组、指导一个教学班、帮扶一个困难学生、落实每周一天值日;建立党员、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三级帮扶机制;建立党员教师创先争优评价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

 

“累,但是累也快乐”

 

新京报:在学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陶汪来:在学校食堂改制的时候,遇到了很大阻力。原来延庆一中是学校自办食堂,老师们在这方面也不专业,管理上很难到位。食堂的饭不好吃、价格也不便宜,学生们很多都外出吃饭。不仅有食品安全隐患,还有交通隐患。

 

后来我就决定食堂要改制。但是对于这一改革,家长有不同声音,而且改革总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也遇到了抱团抵制。

 

说真的,那时也曾萌生退意。但是一看到孩子们对好教育的渴望、家长对好质量的期待,还有区委区政府、教育两委领导的鼎力支持,最后还是坚持挺过去了。

 

新京报: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陶汪来:我经历了五六所不同的学校,也参与了不少改革。最大的感悟就是无论是当老师也好,当校长也好,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教育情怀,要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念,坚持教育规律、坚持成长规律执着走下去,就一定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新京报: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

 

陶汪来:这个暑假很忙,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715日开始放暑假,之后要组织老师学习,还要组织全校教职工开展十四五规划研讨,同时,还要对学校的常规制度进行完善和修订。累,但是累也快乐。

 

希望未来能实现延庆一中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成为学生尚学、教师乐业、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北京市优质特色高中。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