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每次灾害发生后一样,郝南已经连轴转了一个星期。七八个小时开会研判灾情、七八个小时接打电话协调安排、与上千人的临时志愿服务团队沟通任务,7月24日凌晨五点半,微信累计未读信息24602条。

 

7月20日晚,郑州瞬时暴雨突破国内极值,郝南所在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启动紧急求助信息搜集平台,一条可以填写求助内容的文档链接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当晚就收到6000余条求助信息。

 

2008年还是北京大学医院口腔科医生的郝南参与到汶川救灾志愿服务中,感受到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2010年舟曲地震发生,郝南成立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专门收集整理求助信息,并高效对接救援资源。不久后他辞职,成为职业公益救灾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郝南创建的这个民间社会组织是相关领域的“独苗”,11年时间里参与灾害救援一百五十余次,形成了一套专业的研判灾情模型和协作团队架构。但面对此次河南洪灾,郝南还是感慨,很少见到。凌晨三点半,郝南终于忙完手头工作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新乡洪灾是过去上百次救援经历中都很少见的”

 

新京报:目前掌握到的河南当地受灾救援需求情况是怎样的?

 

郝南:这次新乡等地的洪灾,是我们过去上百次救援经历中都很少见到的状况。

 

此前,我们面临被困人数最多的一次救援发生在去年安徽洪灾,六安市固镇镇2万人被困。当晚紧急调集二十多支外地的救援队赶赴,随着第二天水位下降,人员被安全转移。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新乡市受灾人口达128.8万余人。救援压力远超过去年安徽六安数倍甚至十数倍,相较之下,救援力量并没有同步增长,所以很难。

 

我现在心情挺复杂的。就在刚刚我们接收到一个紧急情况,新乡有河流可能出现了决堤,当地都是老房子坍塌可能性大,受困人员可能连爬上屋顶等待救援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紧急在网络上发布这条求救信息,联系周边救援队前往,但我也知道能做的非常有限。现场灾情具体如何,水还会涨多高?没办法,只有等天亮。

 

新京报:这些灾情信息和受灾情况是怎么汇集和掌握到的?


郝南:11年的经验使我们形成了一套用于研判灾情形势和走向的模型。

 

通过降水、水文以及地图河道信息,分析洪水走向、发生程度、覆盖范围;再结合地方的建筑分布、人群分布、道路交通等情况,分析可能有产生的损失,以及可行的救援方案。不断更新信息,掌握水体整体变化过程,检验调整先前判断,预测接下来的灾情。

 

遗憾的是,不像东南沿海常年遭受水灾的省份,河南等内陆省份很少对外公布水文雨情等信息,我们的信息研判优势也几乎很难发挥出来。

 

20号下午4点,卓明救灾对河南洪灾启动四级响应,随着雨情越来越严重,很快启动了紧急求助信息搜集平台。当我们得知郑州一个小时降雨量达到201.9mm,卓明应急响应提高到最高级别,11年来这是我们第三次启动一级响应,前两次分别是去年疫情和尼泊尔大地震。

 

新京报:临时招募的志愿者队伍,如何协调大家处理好瞬时涌来的巨量信息?

 

郝南:目前,后台志愿者报名数量现在已经增长到了八千多人,接受培训参与工作的志愿者应该将近千人。22号一上午就收到求助信息上万条。首先是专业化培训,其次也要降低新人任务门槛,在这个基础上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流程。

 

按照分工,志愿者们分为水文雨情信息组、灾情信息搜集组、信息核实整理组、求助平台负责组、救援队接行动组、地图简报科普等产品组,以及人力组和协调组。

 

求助平台的信息收集链接以问卷形式发出。包括求助人、受困人联系方式,所在位置及地点特征,受困人员情况,水深水流情况,其他情况等内容。

 

表单录入到后台就是一个表格,第一步,需要对信息进行初筛和整理;第二步,按照受困紧急程度进行分级处理。

 

一级是有即刻生命危险;二级是有潜在的威胁,例如受困人虽然在房顶上,但是水还在涨,房屋有一定的坍塌的风险;三级是身体健康上的困难,没有食物、没有水、生病等;四级,风险不大,物资等储备可以维持到水位降低。

 

分级后再由志愿者进行核实。细节补充同时调研信息的可靠程度,确认求助者状况,更重要的是验证时效性,查看是否已经被救援。一部分人负责把地址转化为坐标,自动成图。这张地图体现出整体灾情变化、救援队集中情况等,提高救援效率。

 

核实完善后,按照信息紧迫程度,对接附近的救援队伍。

 

两秒一个来电,救援队联络一时出现全频道阻塞


新京报:周边的救援资源是之前就已经掌握的吗?

 

郝南:11年来,我们已经响应应急救援一百五十多次了,基本上国内规模较大的灾难我们都会参与。长期以来,我们与奔赴灾区的救援队、基金会、社会组织等,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并能获得一线组织的尊重和信任。所以链接支援队是我们的优势,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困难。只不过这次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呢?


郝南:河南本省有很多救援队伍,救援队伍很快响应。但大家也注意到了,20号当晚救援队长的电话就传播到互联网上,于是所有队长的电话都处于被打爆的状态,一天几千个电话,毫不夸张。我晚上用微信才联系上一个救援队长,他说自己手机平均两秒就有一个来电。

 

他们是怎么使用这部手机的呢?队长把这部手机交给队员,三五个队员围着手机,打过来就挂掉,然后分头记下号码各自回拨。我之前打电话联系过他,大约半个小时后队员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你在哪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这种情况下,卓明就很难及时联系到救援队,他已经全频道阻塞了。

 

不过,我非常敬佩参与此次洪灾救援的志愿者甚至普通网民,救援队接到的很多电话往往是他们坐在家中替求助者打来的。而且大家打电话真的是太有韧性了。


新京报:这是不是会形成另外一种问题,民间救援力量过多太散,导致救援效率下降?


郝南:我倒觉得还好。从最终结果来看,专业救援队本身是满负荷的,他们最大程度得到了需要救援的信息。这几天就真是没法睡觉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信息比较琐碎频繁,增加了接打电话的人力负担,没有我们统一处理后的信息方便高效。当然救援队也不会完全按照救助信息工作,他们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救援行动。

 

互联网能减少灾害中信息不对等,但也可能加剧


新京报:与卓明同步传播的还有一个可以公开编辑的求救文档,你怎么看这个文档的传播?

 

郝南:这种事情可以分两方面谈。一方面由于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可编辑文档,使得参与门槛非常低,更多人参与也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每个人身上的一点善意可以迅速汇成一片善意的海洋。

 

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这些公开信息有的却涉及个人隐私,我们收集信息往往采取闭环方式,求助人通过表单提交给志愿团队的信息,没有授权不可公开,不仅是伦理上的要求,更是法律的要求。

 

同时,开放性表单的另一个问题是结果是不可预计的。这种开放其实是一种对公众的测试,让人感动的是在这次勇敢的行动当中,我们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通过了这场测试。让一开始显得稚嫩的文档,在大家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庞大、完整、清晰、有价值的作品,大家都非常珍惜和保护它。

 

新京报:你提到了关于这种私人信息在这种公共领域发布它可能存在的一定的风险,你怎么看这把双刃剑,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郝南: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就需要不得不让渡一部分的隐私,公开自己的位置和联系方式以获得救援。虽然求助者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失尊严的、被迫的选择。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减少他们因为隐私暴露造成的损失,这是人道主义援助的最根本的目的——挽救人的生命和尊严。


新京报:你怎么看,近些年来大量通过互联网发出求救信号和援助信息的行为变化?灾害中信息不对称本质上有没有被动摇?


郝南这样的现象我们也观察到很多次,像去年的疫情、今年的河南洪灾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大量求助信息涌现是在我们预料之内的。需要关注的是,求助信息到了一定量级以后就必须要有梳理和引导,不然有限的救援力量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合理的施展。


互联网确确实实打通了一些信息上的壁垒。比如现在坐在家里电脑前面,就可以了解被困者的诉求并提供援助,互联网极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能力,跨越了空间的阻隔。

 

但另外一方面,不均衡的情况可能会被放大,因为互联网的特点就是注意力过分集中,可能出现马太效应。例如,灾害当中,农村和城市是不公平的,获得的救援力量也不均衡。城市里的信息更容易被传播、也容易被放大,周边就处于“灯下黑”状态。农村在面对暴雨的时候比城市要更脆弱,他们面临的问题甚至可能比郑州更复杂,更难解,却不为公众所知。

 

新京报:这次更多平台参与信息收集工作,并且效果不错,会不会担心未来你们就失业了?

 

郝南:我们非常欣喜,非常高兴。

 

我认为,灾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实际上是,救灾行为还没有真正利用好互联网的特点开展。现在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我想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示范和启发,他们就可以用完全公共属性的互联网工具,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十一年以来,绝大多数灾害当中,我们都是孤军奋战,国内也出现过其他志愿者团队,但大多难以坚持。如果没有更多的同路人加入并继续走下去,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也将毫无意义。

 

 

“矿泉水、方便面的援助只能满足一时需求”

 

新京报:我注意到,除了信息整理、资源对接,这些年来你慢慢在转向灾害研究研判,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郝南:我们经常去科普的一个问题:不能只关注灾害当下需要什么,因为我们筹集资源需要时间,等到救援资源、救援力量抵达时,时机可能早已错过,无异于刻舟求剑。所以,从提供信息服务的角度上来讲,必须要有预见性。

 

为了更好地响应、理解信息,我们确实在这些年里学习了很多跟灾害有关的知识,比如建筑物的分布、地震与建筑的关系,山川河流大气的运动等,不知道这些,就不会知道损失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会格外注意研究灾难中每个遇难者死亡的原因、发生死亡的环境和条件,才能找到减少这种情况的办法。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让当地人员能够提前躲避灾害,我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做得非常成功。近些年我国洪水伤亡人数大幅度下降,它所依赖的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让群众在灾难到来之前及时的逃生。


新京报:你此前提到希望在这次河南救灾中能有所创新,具体是指什么?

 

郝南:我们以前的援助略显表面化,比如说矿泉水、方便面只能满足一时需求,他更多是在传递一种关怀,并不能挽回灾难造成的损失。我们非常重视救援、重视生命,但是灾后基本保障的恢复更应加强关注。

 

比如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恢复,使他能重新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此外,人精神的恢复,向上动力的恢复也非常重要,这需要社会的全方面支持。在这些事情上,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是比较少的,所以希望这次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现在水还没退,我们对具体损失情况还没有太多的把握。

 

应急需要专业人才,就像需要消防队员面对火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救灾领域同行人不多的现状,以及目前这份工作专业化的价值是什么?

 

郝南:救灾需要专业人员是毋庸置疑的。从一个志愿者的角度出发,我切身感受是,如果不全职从事是没办法在专业上完成突破的。必须要让自己时刻准备好,大量准备工作都在日常,随时随地响应灾害,就像一个消防队员面对火灾一样。

 

2014年以后全职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少,一直到现在,中国具备救灾能力的机构和投入救灾的资源都在减少。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灾难次数最多的国家,体制内有一个很庞大的救灾体系支撑。但体制之外,全国救灾行业日常的维持发展建设支出却十分有限。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民间救援体系、最多的民间专业救援队伍,但要让这些组织维持发展下去不能光用爱发电。

 

新京报:未来,救灾领域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是怎样的呢?

 

郝南:我们面对的一个处境是,灾害强度越来越强,气候变化的影响一年比一年清晰。近几年我们能听到的几十年一遇的灾害越来越频繁, 21世纪以来台风整体频次和强度上都远超20世纪。未来的气候条件可能会一路下滑。

      

排除大级别的灾害和深受于时代和技术等各方面局限,我们的救援力量仍是跟不上的。灾难本身就代表着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永远都不可能准备好。但至少在面对中小灾害的时候,我们还是应提高抗灾能力和反应能力,尽可能减少损失。

 

我觉得此次大规模的线上共享文档的应用,恰恰验证了时代的发展是能带来一些契机。灾难中形成的动力,会激发社会潜能去解决灾难所带来的问题。我相信,解决灾难造成的损失的钥匙,是包含在灾难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中的。

 

去年疫情到今年洪灾,两次大规模的线上团队的活跃中,看到了我们国家年轻人的能力、力量和勇气。现在的年轻人们在用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全新方式和他们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实习生 原天一 王垚

 编辑 王景曦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