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过16年前的电影《我们俩》，可能很难将片中的女大学生小马与正在上映的电影《守岛人》中的王仕花联系到一起。前者青涩单纯，在一个四合院里和一位老太太的生活产生了交集；后者饱经沧桑，32年如一日地守护着丈夫，守护着小岛。而这两个角色都由同一个演员饰演，她叫宫哲。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自小对画画有很深情感的宫哲，在中央美院读大一时，被导演马俪文发掘，出演了文艺片《我们俩》，赢得业界口碑，宫哲作为新人也开始被关注，获得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并提名金鸡奖最佳女配角。但之后，她却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小马”似乎消失了。在宫哲看来，真正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波澜壮阔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平凡的，“我接受人生每一次偶然，就像最早拍《我们俩》，我也接受人生每一次的必然，这些年其实就是必然。”
首次合作，刘烨以为她就是个渔民
导演陈力寻找王仕花的饰演者时，考虑了很多演员，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底。因为这部戏要提前半个月下生活，去岛上暴晒，让蚊虫叮咬，她特怕女演员吃不了这份苦，“前脚刚说了不让化妆，后脚就化上了”，陈力挺担心的。这时，她突然想起十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我们俩》，觉得那部戏特朴实，就想着片中的小姑娘去哪了。通过多方寻找，再见面时，陈力发现眼前的小姑娘还是那么朴实低调，所以很快就定下来由宫哲饰演王仕花。
做完造型后，同剧组的演员侯勇在化妆间看到宫哲正在帮化妆师收拾东西，忙活这忙活那，还琢磨这是哪儿来的群众演员。后来一演戏才知道，人家是女主角，把侯勇惊着了，“她是真不演”。
电影《守岛人》中，宫哲与刘烨饰演了一对守岛多年的夫妻。
片中饰演王仕花丈夫王继才的刘烨，是第一次和宫哲合作。宫哲的不演，就要求每位演员跟她演对手戏时，必须得完全放松下来，这也让刘烨压力激增，“有时宫哲在海边坐着，你会以为她就是海边的一个渔民”，刘烨说。
宫哲不是表演科班出身，算是半路出家。但她觉得，不管任何专业，在自我表达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真诚，真正打动观众的艺术作品或影视作品，都是因为与观众产生了共鸣。
其实，王仕花这个角色离宫哲挺远的。宫哲是黑龙江人，并没有在海岛上生活的经验，平时出去旅游，也都是去蓝天碧水白沙滩的地方，但王仕花生活的岛，连附近的海水都是黄色的。
在为角色做功课时，宫哲了解到，戏里的原型人物在岛上听坏了19台收音机，那是他们跟外界唯一的联系，只有通过收音机才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觉得，王继才与王仕花夫妇守岛32年，跟外界几乎处于一个隔绝状态，但如今手机上的各种资讯信息太多了，对塑造人物是一种干扰。所以拍摄时，她不允许自己在片场带手机，“要把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贯穿的精气神，整个能量控制住，从各方面对自我进行一个保护，把人物的魂留住”。所以，每天拍完戏回到宾馆，她也不看手机，没精力了，也看不过来。
没有手机信息的干扰，拍摄的那几个月特别清净。宫哲有时就在岛上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她还带了几本书，一部格非的小说，还有《于是之：情泉》《石挥谈艺录：演员如何抓住观众》，在拍戏候场的时候都看完了。
【拍摄故事】
演生孩子是个体力活儿
电影《守岛人》中，宫哲饰演的角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片中王仕花在岛上生孩子那场戏，对于还没结婚的宫哲来说挑战很大。拍摄前，宫哲去妇产医院体验生活，又看了很多纪录片，比如有一部10集的纪录片《人间世》，涉及生孩子的内容，但没法完全借鉴，因为纪录片中的孕妇由于各种原因，最后都是剖宫产，整个人处于半麻醉状态，表情冷静。因为王仕花生的是二胎，宫哲还问了一些生过二胎的朋友，生头胎和二胎分别是什么反应。
宫哲说，生孩子其实是个体力活儿，这场戏拍了三天，还要保证每一条跟之前是一样的状态，每一条都是精准的。拍完之后一个多星期，宫哲都感觉大脑是缺氧的。
16岁离家，被迫长大也被迫独立
比起半路出家的表演专业，画画才是宫哲的童子功。宫哲的父亲是工程师，小时候的她经常看父亲画设计图，她就在旁边拿着铅笔画小鸭子。后来她看见别人画人物头像，特别喜欢，就自学自画。
家人觉得她是真心喜欢画画，给她报了班，最开始是跟一个老爷爷学画国画，每到周末，六七个小朋友围着一个桌子，拿着毛笔先画工笔，再描线、上色、写意。为了能在画画这个专业走得更远，宫哲后来去了当地少年宫学素描、色彩、速写。
读高中时，16岁的宫哲只身一人坐卧铺从黑龙江赴北京，就读中央美院附中。出行那天爸妈在站台为她送行，对面座位坐了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生，上车后就一直哭。宫哲属于那种不喜欢把悲伤展现出来的人，心想车快开吧，开了以后再难受。对面的男生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他那侧的窗帘拉过去捂着脸哭。哭是会传染的，看了眼车窗外的爸爸，宫哲也忍不住，抱着自己那边的窗帘哭了起来。
开到辽宁的时候，前面一列火车出了故障，导致宫哲乘坐的列车晚点，到北京时已是凌晨。她只记得出北京站的时候，天都黑了，昏黄的路灯是她对异乡的第一印象。
对宫哲而言，16岁其实是一个被迫独立、被迫长大的过程。“我们必须要面对走出去这一步，16岁不走的话，20岁也要走，没办法，可能我的时间前置了”。在北京读书时，宫哲也想家，到现在她还留着厚厚的一摞IC电话卡，她用手比划着说，摆一起大概有20公分长。“那会儿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话卡了，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在中央美院附中时，每次上雕塑课，宫哲都特别激动。当时的泥巴有限，从泥槽里把泥巴挖出来后，每人只能分一块，但每个人要做两个雕塑，怎么做？先做完一个，拍照，毁掉，再做下一个。
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只有胶片机，一卷胶卷可以拍36张图片，一人拍一张，洗出来交作业。后来，同学们凑钱买胶卷，可以把雕塑的正面、侧面都拍一下，最后自己再跟雕塑来张合影留念。
因为太喜欢做雕塑，有时到了凌晨两点，宫哲还睡不着，想赶紧去接着摔泥巴，于是偷偷爬起来去教室，发现好几个同学都在。老师看到孩子们特喜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锁门了。
《我们俩》里一场吵架戏，难住了她
大部分人认识宫哲，是通过2005年上映的电影《我们俩》。当时导演马俪文为影片选角，在中央美院的食堂里“发现”了她，于是还在读大一的宫哲，成了《我们俩》中来北京求学的大学生小马，租住在四合院里，与一位孤独老人（金雅琴饰）开始了一段磕磕绊绊的生活。
电影的故事贯穿了春夏秋冬四季，剧组2004年6月开机，断断续续拍了一年。首次触电的宫哲对拍戏没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通告”，“让拍什么就拍什么，信任对方的话，我就什么都不问，直接来吧”。
片中，小马刚搬进四合院时，和房东老太太的关系并不融洽。有一场戏，老太太把小马屋里的电话线掐了，小马回来后特生气，自己拿梯子去接线，之后进屋和老太太吵了一架。这场戏对宫哲来说，有点难。因为在片场她和金雅琴奶奶关系特别好，生活中更不会吵架，何况还是和长辈吵。后来，奶奶和导演说，这都是假的。拍摄时，他们把情绪调动起来，宫哲就比较容易代入进去了。
电影《我们俩》让更多人认识了宫哲。
《我们俩》豆瓣评分8.7，并在国内外很多电影节上有所斩获，宫哲也凭借该片获得了第1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但对于未来，当时宫哲并没有什么规划，因为本科学的是图片摄影，属于自由职业，她并没有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区域。之后，她除了出演影视作品，还偶尔出现在话剧舞台上，在《雷雨2.0》里演四凤，在《屋顶上的奥菲莉亚》中演奥菲莉亚。宫哲说，她接触话剧其实比电影还早。读中央美院附中的时候，宫哲看的第一部话剧叫《盗版浮士德》，陈建斌演的，在人艺小剧场，好像是50块钱一张票，同学当时还买了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票，300多，2000年那会儿，觉得太贵了。
看《盗版浮士德》时，宫哲完全被镇住了，她以前从没见过这种艺术表达形式，开场是十几个人站成一排，光线很暗，每人说一句“我是浮士德”，越到后面声音越大。她意识到，除了绘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可以更直观地冲击到你。那天北京刮着大风，宫哲走出人艺大门，前面有个女孩的帽子被风刮走了，还沉浸在戏里面的她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人生也跟帽子一起飞走了。从此之后，她对话剧产生了很深的情感。
“真正的生活，不是每天都波澜壮阔”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宫哲都保持了很好的心态。这些年来，她对于接戏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什么都行，只要喜欢，都愿意去尝试”。不过生活中，她还是喜欢拿起画笔画画，举起相机捕捉一些瞬间。和普通人一样，每天都是重复着生活琐碎，并且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工作的时候，从不熬夜，最晚不超过10点睡觉，早上6点就醒。她打趣自己过着“老年人的生活”。
如今，画画、拍照仍是宫哲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年，宫哲经常会被问到，《我们俩》之后为什么很少看到她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她知道，真正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波澜壮阔的，其实都是平凡的。“我接受人生每一次偶然，就像最早拍《我们俩》，我也接受人生每一次的必然，这些年其实就是必然”。而这次《守岛人》的出现，算是她的另一次偶然，但人生下一次偶然，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出现了。
新京报资深记者 滕朝
首席摄影 郭延冰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