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现代化、40多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进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大时代中。而作为具有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7月22日至24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指导、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开化论坛”在浙江省开化县举办，300余位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乡村振兴主题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以及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行动者相聚论坛，共议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共述乡村发展的中国故事。

7月22日至24日，在开化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共议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演变：乡村治理的源流和核心

1998年，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出版的《国家的视角》一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21世纪中，中国的脱贫攻坚，为全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表示，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也是最大改善人民状况的事业。这些事业是如何成功的，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斯科特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徐勇说，“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国家，但是国家不直接介入农业农村，农业农村发展处于自然状态。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进入国家状态，国家广泛和深度介入农村，对农村社会进行改天换地般的改造，这种改造对国家理性要求特别高，需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

脱贫攻坚的胜利，为未来乡村振兴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乡村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亦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张文宏在论坛上表示，“在未来的农村现代化中，有许多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过去很多年中，我国乡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发展很快，但也还有亟待完善的地方，区域之间，目前还存在基础设施的差异，还有厕所革命，也仍待进一步推动和解决。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农民增收、乡村持续发展的基础，相当于造血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推动和发展。同时，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的职业结构也在变化，这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最后是人的现代化问题，没有人的现代化，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很难实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张文宏。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转型：现代化中的国家力量

千年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农业文明，转型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推动转型的，也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徐勇表示，在今天，农业农村的发展正在进入国家状态，这和以前的自然状态不同，“自然状态下，农业农村是一种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变迁，这种变迁的速率十分缓慢。作为国家工程的乡村振兴，则是一种规划性的变迁，是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社会工程，目的是改善农村社会状况。”

相对于传统时代依靠自然变迁的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国家力量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脱贫攻坚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在乡村振兴时代，国家力量如何更好发挥？徐勇认为，脱贫是举全国之力改善贫困地区人类生存状况的社会工程，这项社会工程具有“硬脱贫”的特点，具有时间性、战役性、突击性、强推性。但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则需要“软振兴”，徐勇说，“乡村振兴是一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状况，从根本上消除长期历史以来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和可持续的社会工程，由国家发动并推动实施，这一社会工程需要具有相当长时间和极强韧性，即十分紧迫又要有足够耐心，需要超强智慧，韧性和耐心，需要处理好农村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合理配置进入乡村的各种资源。此外，还要避免简单化、同质化、标准化，让乡村具有乡村的特性”。

根基：乡村仍是粮食保障的根基

现代化嬗变中的乡村，生产模式和生产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同样也有没变的基础，如粮食生产，仍是乡村最重要的人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焕广表示，“乡村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粮食安全也一再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如何看待粮食生产问题，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

我国有14亿人口，保障14亿人的吃饭是发展的前提，仇焕广说，“在今天，国人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食物越来越多元化，应以粮食安全为抓手，保障食物安全。与此相关的是，保障粮食安全是保障数量的安全，还是生产能力的安全，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在今天更应重视和强调保障粮食的供给能力安全，即紧急情况下具备将土地和技术迅速转为粮食生产所用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平衡和保障生态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焕广。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同时，仇焕广表示，粮食生产中的区域主体责任与比较优势发挥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不同区域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未来应该有更多思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营养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仇焕广认为，这也为粮食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食物营养的安全，营养均衡的安全也很重要。拿肉类消费举例，膳食营养均衡推荐的消费量，是年均消费20公斤，现在城市消费量是40公斤，农村的消费量是35公斤，超过推荐的消费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使食物消费更加营养健康。

制度：从土地到组织化

从传统到现代，从改革开放至今天的乡村振兴，我国乡村治理的形态和深度不断变化，但土地，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根基。

“纵观中国的历史，乡村治理的特征都是以土地为核心，为主线。中国的乡村治理，走的就是一条以地权制度为主线，由此实现‘因地而治’，进而‘因治而序’的道路模式，这才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说。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2009年，我国开始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并于2013年全面推进，这一政策对未来的乡村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罗必良认为，在未来，“农户地权强化，将诱发情感网络关系的弱化。农地确权，则将改变地权博弈关系。农地确权将正式的经济交易治理模式引入村庄，营利性规则将在交易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地权交易市场化将诱导‘契约型’交易秩序的现代化转型并重构村庄治理体系。”

在土地制度变迁推动乡村治理变迁的另一面，乡村组织化的程度，也在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水平。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王亚华表示，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乡村要振兴，就要有效的治理，而治理的核心是多治融合。“第一，需要扩大基层选择空间，文件应主要聚焦于思路、原则、目标和集体选择规则，操作层面的部分，让基层更多探索选择的空间。第二，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再次强调协商议事机制。第三，在党建引领方面，一定要践行群众路线。第四，也要构建多元化的监督体系。第五，善用技术力量赋能，技术的力量不仅仅赋能国家，更要赋能社会，赋能基层。”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王亚华。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借鉴：从欧美到东亚的普遍经验

百年现代化，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社会学会的副会长田毅鹏表示，“在过去，更多借鉴的是欧美经验，东亚经验常常被忽视，但实际上，东亚许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和我们有着空间、时间、文化、社会、模式、问题等多方面的关联，因此，东亚的经验，对于中国当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振兴的进程，会提供非常多的借鉴。”

田毅鹏，吉林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上世纪60年代，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开启了日本乡村工业化的进程，田毅鹏介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种地和务工的人，具有相同的收入，这使得日本快速进入乡村工业化的浪潮。此后，日本相继推动一村一品、第六产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产融合。到1999年日本颁布《新农业法》，《新农业法》把农村作为一种社会产业来看待，需要全社会来扶持，而不止简单的是一个产业。这些做法，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和欧美不同，东亚具有深厚的村落文化，以村落为依托和主体的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在日本，有很多文化品牌，不是由外在的公司来运作，而是由村落来运作。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借鉴。”田毅鹏说。

小农生态，同样是东亚的普遍特征，田毅鹏介绍，“小农组织化的对策，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日本沉浸通过农协，来实现高度的组织化。当然，中国不一定走这条路，但鉴于日本的经验，应设法通过其他的多元途径，来实现小农的组织化和再组织化。”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