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乡村？一个有乡愁的乡村，又是什么样的？在当代艺术家、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渠岩的《青田范式》一书，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某种答案。

在渠岩看来，中国乡村除了城市化和发展旅游业，做城市的后花园外，也应该有其他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艺术乡建”：在尊重乡村在地传统及村民诉求的基础上，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温和方式，使乡村社会整体复苏，以修复乡村完整的天地人神世界。渠岩认为，艺术家开始走进乡村，不是去寻找田园牧歌，也不是去寄托无尽的乡愁，而是通过行动去连接传统的文脉，通过艺术促动乡村的复苏，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复活。通过艺术，为乡村带入新的生活意识，将传统与时代理念融入其中，并由艺术家带来多样的文化理念。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渠岩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

乡村不仅是地理概念的存在，不是生活的方式的选择

远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了乡村，并在其间生活和繁衍生息，经过世世代代的耕耘和劳作，先民们在乡土中建立了家园与田园、生产与生活、农耕与民艺、家族与香火、信仰与祭祀等完整的乡村文化形态与多彩多姿的乡土生活方式。近百年来乡村变迁尤为动荡惨烈，民族承载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国人经受了坎坷多舛的磨难，一面看着它在残垣断壁中褪去了昔日的光彩，一面惋惜我们的文明像一抹余晖般消失在身后，悲壮而苍凉，遗憾并惋惜。在这失序和失范的双重困境中，乡村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今天，乡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想象着它的质朴，追忆着它的往事。但是，乡村不应成为凭吊的墓碑，也不能变成致哀的废墟。

今天,我们走进乡村，是渴望去寻找家园，以接续自己的根脉。过去，乡村之所以兴，是因为乡村在人的心中，是流淌着家族血脉的殿堂，是信仰所依的灵魂家园。我们在乡村不是去简单地化解乡愁，也不是重建梦中“桃花源”，而是满怀悲悯地去修复千疮百孔的家园。乡村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你还应生活在乡村，也不是说你仍在从事相关的农业生产。

乡村也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存在，也不是生活的方式的选择。乡村是无法绕开和难以回避的永恒话题。每一个国人都无法回避，它包含和承载了国人特殊的情感，并成为积淀在心底并难以化解的乡愁。总之，不论你是想在乡村重建家园，或者是寻找田园牧歌，都可在粗朴的民俗中感受到温暖的乡情，获得滋养我们情感的源泉。

在今日现实语境中，“乡村复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同时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作为与现代性建设相伴随的话语实践和“文化自觉”在后现代思潮之后的回潮，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今日又重新摆在艺术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等仁人志士面前。“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复兴”理念下的具体实践与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权力与资本相竞角逐和争相投入的社会现场。社会治理式的乡村建设，仿佛又像一场运动，它破坏的不是乡村，而是乡村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多元化，是对乡村多样性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我们应该从其哲学的抽象性，渐渐回归到对治理的具体性反思。此外，主流社会对乡村建设的问题化认识和结构化理解，依然没有摆脱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总是在“去主体化”模式中，淹没乡村世界的文化维度和在地人的情感诉求。

对此，艺术家推动的“艺术乡建”在地实践与行动，是努力区别于以上两种乡村建设的不同思路。一方面，它不同于大刀阔斧的乡村改造和简单粗暴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也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或发财致富这类单一经济指标。换言之，纵观中国当下社会的遍地开花的乡建现象，两条路径都具有偏执于一端的嫌疑。

相反，我提出的“艺术乡建”则是区别于以上两种的介入方式，被我称之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它是在尊重乡村在地传统及村民诉求的基础上，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温和方式建立“情感共同体”，使乡村社会整体复苏，以缓慢的方式修复乡村完整的天地人神世界。我称之为用音乐中的“慢板”与“柔板”，用慢速的节奏，使乡村复苏呈现出优雅与闲适的效果。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暴力改造的奏鸣曲式的“快板”节奏。总之，艺术乡建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构筑乡土社会和恢复文化主体性的多种可能；真切关注乡村自治权利的复归，在地关系的重建与礼俗香火的延续。

艺术介入乡村，是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美学行为

今天，艺术家开始走进乡村，不是去寻找田园牧歌，也不是去寄托无尽的乡愁，而是通过行动去链接传统的文脉，通过艺术促动乡村的复苏，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复活。通过艺术，为乡村带入新的生活意识，将传统与时代理念融入其中，并由艺术家带来多样的文化理念。强调艺术的人文启蒙作用，修复已经坏败的人性，使艺术与乡村之间建立真正的关联。“艺术乡建”与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再把乡村作为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时代相衔接。使艺术具有了文化与生活的修复功能。在这里艺术是一种社会行动，也是让乡村苏醒和恢复人的生命感觉的有效途径。

艺术家力图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融合”乡村，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和解”，重建乡村的“情感”共同体。消解“去地方化”的同质设计。我们持续地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在实践中省思外来力量与当地人之关系，并倾向在不可扭转的变革力量面前，沟通、协商及调用各方之力以协助当地人，重建在“世界”和“当下”中存在的当地社会和文脉传统。然而，一个“世界中的乡村”所要面临和应对的力量，已超出乡村及其主体自身。换句话说，乡村的世界在时空中具备“居”与“游”的特性，而艺术家在其中扮演着嫁接、点燃及催生在地生命力的媒人之角色。

对我们而言，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不是权威与观念史上的艺术，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美学行为，或是说一种为提升真切的人性以及良知的美感而来的社会行动剧场。在此意义上，艺术介入乡村便超越了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建设，而指向用善美的行动消融现代性分裂，用神人共舞及众人欢腾之力，修复此世与彼岸、处境与追求的共同体精神。

我们进入青田，首先抱着学徒般的谦卑态度向当地人讨教，用礼拜的姿态倾听各类知识分子的言说，并以真诚及不厌其烦的态度跟当地政府及各界进行沟通、协商、合作……这既是对在地主体以及普通人“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又包含对在地日常知识的理解及己身文化的反思。另外，我们进入青田，可以赋予和增加青田新的活力，重要的是能够让生活在青田的村民对他们的家乡生成骄傲和自豪的感觉。

青田（图片来自《青田范式》，以下图片也均来自该书）

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得时间很久了后，是很难有再有新鲜的感觉了，所以需要一个外来者的眼光，通过持续的行动，激活他们早已麻木的心灵与情感，让青田村民发现乡村生活的魅力和色彩。艺术家要与乡村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互惠”关系，这是基于“文化理解”意义上的介入，重视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关系。无疑，这样的行动，消解了艺术家孤傲于人群且不问世事的特权，而将社会行动作为践行艺术的方式，并将艺术家介入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及在地生活的生命效应，作为艺术能量的体现。

如何面对今天乡村建设所产生的新问题？

从20世纪20—30年代以社会改造和文化转型为目标的乡村运动，到21世纪以“致富”或“小康”为社会理想的新农村建设,以至今天全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重视与参与的乡村振兴之国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发展命运与循环往复实践历程，其跨度之长与影响之广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这也充分说明，乡村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发展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问题，也是在面临时代转型时所要作出的选择问题；更是在社会遭遇各种现实危机时，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复杂又无法回避的文化问题。

早期的民国乡建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现代化危机时，大多是怀揣以乡村危机为出发的“忧患意识”，加之以“改造”的举措来达到拯救乡村的目的，才有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的乡村建设热潮。西方文化的强势威逼及其所促成的革命引力，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崩塌与儒家礼俗的危机。为此乡村建设的前辈们就大声疾呼要全面接受并改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也要保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还倡导中国乡村要建立自己社会的自组织，以有效解决农民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就像梁漱溟积极倡导有觉悟和情怀的知识分下乡来帮助乡村办教育，以期解决广大村民由于长期贫困所导致的教育问题。但是，他们怀揣着一腔理想，满腔热情投入乡村，结果却铩羽而归。

梁漱溟先生本人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以失败告终。他发出了“乡村运动，村民不动”之感慨，把乡建失败之原因怪归因于乡村的冷漠与农民的麻木。反观今日，大部分乡村建设者所遇到的问题则是“乡建速动，村民被动”。我们如何理解民国乡建先驱者们在那个时代所遇到的局限与困境，又如何面对今天乡村建设所产生的新问题，以及在今天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所应肩负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这些才是我们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所要面对的问题。

农耕社会

同样，在有关乡村实践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给予乡村社会秩序重建提供智力支持的社会科学以及研究乡村问题的专家，他们给中国乡村研究带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及方法论。在乡村研究中，他们习惯性地从乡村的社会结构、功能、规范等方面入手，秉持社会决定论和科学统计法的学科信仰；同时也连带着西方主义的问题假设和思考范畴，对在地社会进行“面面俱到”的条理性分析，但却看不见对具体生命经验的整体性思考。问题是，这类科学主义的知识模式将“乡村”制成一个微缩民族-国家功能的在地版本，且还自信满满地认为能通过短暂的移情式参与到理性主义观察及过后的目的论写作，力图呈现乡村社会的文化原样和真实处境。

然而，将这种带有鲜明西方传统社会科学认知的方法论，连同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表述，包括“经济人”“理性人”等这类西方现代性观点，都视作中国乡村及乡村人的基本事实来表述，而完全无视乡村社会切实的生活、村民的情感诉求、人文的传统和诗意的世界，即那种由审美符号构建的精神世界及对复兴乡村主体性所具备的深度意义。特别是把乡村当作“遗产”来研究的专家学者，完全割裂和忽略了乡村作为整体性的系统、历史性的延续及其现实性的危机。乡村具有的是“文明价值”而非“文物价值”。

乡村还包含了国人以及传统士大夫“田园”文化想象

乡村在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近百年随着时代发展并反复叠加，呈现出更加复杂与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和学者关注与研究。当然，现代化与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和破坏触目惊心，城乡二元对乡村形成的不平等待遇，过度的城市化对乡村的一味碾压与榨取，以及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从乡村快速地向城镇偏移，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迁徙，这些都加速构成了乡村的快速衰败与消亡。对此，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绝不仅仅是提供生产与生活的功能性的价值存在，它承载着国人的信仰与礼俗，而近日社会道德的崩溃，与以上价值丧失有直接关系。而且，乡村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的相关意义。所以，乡村对国人的意义和价值非同小可，乡村不会消亡。

而且，乡村不仅仅是作为乡村形态与乡村生活的存在价值，还包含了国人以及传统士大夫“田园”文化想象——陶渊明心中的“桃花源”，也就是“田园”，这个“田园”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世外桃源与精神家园。所以，乡村不仅仅是一个特定村民的家园，也同样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家园。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乡村迟早将会消亡，在强势的现代化面前，乡村将毫无意义。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让我们警醒，也促使我们思考，未来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乡村？如果需要，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乡村？

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很严肃和沉重的话题。今日乡村建设的现实语境，无法离开全球化资本流动、民族国家统一治理与地方社会政治实践的持续博弈。乡村建设也迅速地被纳入到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场，成为被消费与建构的“异域”和“远方”。当我们谈论“乡村”时，我们就不单是谈论乡村，而是在区域、（国家）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在世界、国家、资本与地方的关系互动和权力较量中“实践”乡村；也是为了避免这些力量、关系在“实践”乡村的过程中断裂与失衡，避免某些强大权力主体因话语优势，根本无视作为“地方”的乡村中发展的历史脉络、世代延续中的乡村文化与内部生动的文化协商，以及村民间复杂交错的诉求和持续的文化期盼。

纵观眼下的乡村建设，仿佛是一场至上而下的社会运动，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真可谓轰轰烈烈持续升温，至今热度不减。不论是专家倡导的乡村“文化遗产”的景观保护，还是基层政权推动的“美丽乡村”基础建设，抑或资本开发的“乡村旅游”投资项目，花样繁多的“村居改造”，以及各类技术层面的“乡村建筑设计”，在这些眼花缭乱并打着“开发”或“保护”的乡村建设中，都不难看出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城市化的进程规律，也难以摆脱资本与权力在其间的强势掌控与恣意横行。通过持续几年的强势发展与建设，尽管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乡村的文化热度与经济的表面繁荣，激励了地方传统的活化与再生，甚至还由此延缓了乡村在都市化过程中被裹挟和席卷的命运，但这些在乡村历史和空间秩序中连续穿行的改造、改革、保护和发展等话语及行动，都不外是现代性话语、上层权力与资本流动共同裹挟与互动的产物。

它们不仅造就了乡村被言说的“语言”，还生产出了“乡村”这一言说主体，并将我们带入一个悖论，即只要一言说乡村，“乡村”就立刻渐行渐远；只要一介入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基层治理和经济增长。它还具体体现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一种隐而不显的结构性思维，即习惯性地在宏观发展规划的地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沉重引力中，重复性地将“乡村”制造成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并管制及帮扶的“对象”，并赋予了介入乡村建设和开发者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理由，以此来作为“介入”乡村的美好姿势。可问题是他们都共同忽视了“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所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忽视了乡村在整个国人心中寄托与积淀的历史记忆、文化理想、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

探讨一种较为“中和”的“乡建之道”

乡村建设的实践会触及两个层面：一层是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因为乡村的未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复兴的成败；第二层则关系到乡村自身的发展及村民或家族的命运。所以，今日的乡村建设，首先要肯定乡村的历史文化逻辑和民间社会的主体价值，从乡村传统文脉价值中提升解救当代社会、自然生态和人心危机的普遍价值，才能减少乡村建设中的文化失当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各路乡建实践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认知误区、社会条件及介入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反思在乡村建设的各路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环境条件、各类主体的不同诉求及由此带来的相应问题，从而认识到不论何种身份和方式的社会介入，都必须尊重“在地”乡土的内生逻辑，避免简单移植毫不相关的外部资源。同时，要把乡村建设放在不同权力关系与文化期待下，推向中华文明精神传统重建的隧道。在尊重和守护地方主体文化尊严的前提下，推进构建社会公平和文化民主的政治理想，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对此，艺术家推动的“艺术乡建”在地实践与行动，是努力区别于以上两种乡村建设的不同思路。一方面，它不同于大刀阔斧的乡村改造和简单粗暴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艺术乡建的初衷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或发财致富这类单一经济目的和愿景。相反，它是在尊重乡村在地传统及村民诉求的基础上，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温和方式，使乡村社会整体复苏，以修复乡村完整的天地人神世界。

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城与乡

需要强调的是，今日的乡村已经已经完全失去了“一方水土”的固有神话，也不再是费孝通在上个世纪所描摹的“乡土中国”，似乎已退出那个“无时态”和“无外部”的背景，而切入到一个“人人都是陌生人”或“人人都是地球人”的时代。这即是说，以往那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tofacegroup），已不再活在那个“一方水土”的神话中，而是进入到以“移动”的速度和“联通”的广度结构而成的网络世界中……换言之，“乡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击碎了“一个地方”和“国家之中”的神话，而存活在“全球化-地方化-后殖民”时空所结构着的，那个可在“社区-地方-区域”格局中不断自我重构的生命图景。而如果说“乡建”已通过不同的话语力量，成为当代乡村无法规避的生存法则，那么，除了用批判的方式来认清“乡建”的真身与局限外，我们还应积极地在这看似难以扭转的局势和始终都在冒险的实践中，探讨一种较为“中和”的“乡建之道”。

我倾向于文化人类学式的对地方性知识的尊崇及对文化开放性的信任，于是，我也比较倾向于深嵌于地方社会之观念系统、行为习惯、情感模式和日常实践中的那种“互为主体型”的乡建实践。这样的乡建之道，是本着一种对乡土秩序、传统文脉及文化主体进行“礼拜”的心态，而非“治理”或“教导”的心态。同时，这种“互为主体”的艺术式乡建，极为看重文化建构中人人交往及合作过程中的集体智慧与公共能量。而且，它还时刻在不同主体开放性的对话与协商中，不断地与当地人的生活感受和处境共同生长。

传统乡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艺术届出现了艺术介入社会的思潮，艺术家纷纷走出画室和美术馆，走入社会，积极地承担起促进社会变革的使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又重新凸现出来，它要求艺术家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揭示出艺术发展的一个维度，体现出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强大理论与实践传统，同时表明中国当代艺术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就是介入社会。艺术介入社会要求艺术家，要表达自己所认识到的社会矛盾，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置放在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

应尝试通过艺术实践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依靠不同主体的艺术活动和文化交流，尝试在不同公众和思想传统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通过在地艺术活动彰显地方人在地方世界中行走与创造可能的日常实践。同时，艺术介入社会要带有一定的文化建构色彩。为了避免“建构”所带来的权力暴力，艺术的社会文化建构需坚守住文化的“主体间性”；还要基于目标社会与对象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情境性，进行开放式的启蒙和共生化的建构。

此外，艺术介入社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表征”的意涵，不再是单一的审美活动和语言，而是在普适与地方之间，实践出一种能与地方文化生态、历史文脉、权力网络与信仰体系发生持续关系的语境和意识场。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停留在画布、装置和言说上的艺术家“作品”；相反，艺术介入社会作为一种“情势”，它就是这个社会生态与生命力得以“转化”与“繁衍”的动力与路径。

“许村计划”重新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艺术乡建所强调的是，通过艺术家在地进行的互动与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复活。同时强调艺术的人文启蒙作用，修复已经被长期的社会改造所折损殆尽的人性与生活。艺术乡建与近代以来的乡村改造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再把乡村作为被现代化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传统优秀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当今时代与生活相衔接。总之，艺术乡建有着自身的文化理想，绝不能完全依赖政治权力和资本能力。

为避免由“建设”和“开发”所引来的威权关系对乡村进一步的掌控，艺术乡建不能重蹈“文化精英主义”和“技术唯物主义”的覆辙。相反，艺术乡建应该以尊重乡村文化为前提，并始终坚守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间性”，始终强调村民的参与和互动，调动他们参与家园建设的积极性。在此意义上，艺术家的乡村实践应设身处地地介入到当地社会的文化脉络和具体语境中，使乡村社会达到整体复苏与重建。在复杂交错的历史阶段和现实困境中，我走上了乡村建设之路，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有意为之”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漫长历程。

“许村艺术计划”是我在北方的第一个乡建实践，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许村位处山西腹地，太行山深处，高海拔且年无霜期很短，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艰苦，村民仅倚赖农作物为生，收益甚微，而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许村所处地区传统积淀深厚，但也为传统所累，观念和意识在现代化的单一指标中显得较为滞后。传统遗存和文化记忆，也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改造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历史线索消亡，至今难以接续。

许村计划是作为一个文化反思的平台与社会实践的场域开始的。在这个复杂和生动的现场，我们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文明的原码，以期重塑现代价值体系，实践中国乡村的正确发展道路。“许村计划”将社会环境作为艺术参与的文本，将时代话题作为决策力和行动力，将解决现实问题变成积极的社会互动实践。艺术家、村民和当地乡镇干部，共同见证了从凋敝的许村到日渐复活的许村，其过程既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又柳暗花明值得欣慰。

“许村计划”强调的是，通过当代艺术元素的引入，促动乡村的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许村计划”一路走了近十年，在艺术家、许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的相互信任和积极互动下，至今仍在延续。从启动“艺术推动村落复兴”和“艺术修复乡村”的社会实践，从“许村宣言”和“许村论坛”的倡导中，“许村计划”开始了对中华文明本体的探寻和溯源。通过“魂兮归来”和“神圣的家”的主题，用艺术节庆来恢复日渐衰微乡村的自信。通过艺术和节庆，于乡村、小区与地方发展之间，产生有效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从艺术家的初期介入开始，到地方性知识的尊重，许村也从外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经验。“许村计划”以艺术和节庆的方式，重建了乡村地方与区域、世界的互动关系。艺术在其中作为交流和连接人际关系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村的社会网络、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待周遭世界与人群的态度。“许村计划”重新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重新找回了被长期的社会改造所疏离的情感关系。这也是“许村计划”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由于多种社会条件所限以及我们的有意为之，许村既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喧嚣的旅游村，也没有变成以外来者为主体的艺术家聚居地。许村仍是许村人的家园，许村和许村人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乡村的历史和自己的生活。许村既避免了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避免了外部过度介入的难题。这正契合了乡村用自己的方式逐渐复苏的历史逻辑和自然规律。

中国乡村诸多问题都在青田呈现

“青田艺术实践”是我在南方的再次起航的艺术乡建计划：我们从青田再出发，开始“艺术乡建”的时代转型。艺术家力图在青田接续依稀可辨的历史线索，点燃奄奄一息的文明余烬。在与多主体互动的在地社会实践中，尝试重现历史文明的乡村现场。

青田是广东的一个普通乡村，在强势的工业化冲击和城市化裹挟中幸免于难。青田呈现出特殊的地域风貌和独有的乡村形态，传统线索清晰可见，历史遗存有迹可循。它既是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展现出水乡特有的独特魅力。既保留了完整的村落物质形态，也延续了鲜活的生活现场。在这个平凡的小水乡的背后，蕴藏着中华文明神秘的密码。在青田可以触摸到一个完整的乡村体系，水系、河涌、祠堂、榕树、民居、家宅、庙宇、书院，以及村中随处可见的土地信仰，呈现出完整的乡村形态与文明秩序，以及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青田

与此同时，中国乡村诸多问题都在青田呈现。青田同样也遭受了现代化的裹挟以及社会改造的冲击，同时又面临乡村凋敝的危机。村落环境破败脏乱，河水污染；空心化非常严重，街上只能依稀看到被遗忘的留守老人；年轻人大多在城里做生意或打工、居住，生活富裕后也不愿返乡。隐形的乡村礼俗破坏同样严重，这与长期的社会改造和物质主义的侵蚀有关。虽然青田村落形态保存较好，传统的线索和历史脉络仍在，但也已奄奄一息命悬一线。仅有岌岌可危的文明余烬，如不用心点燃，必将灰飞烟灭。

“青田计划”是新时期艺术乡建的转型，尝试以“去艺术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文化重建。这里的“去艺术化”包含对“艺术乡建”的批评性反思，从而杜绝脱离乡土社会文化脉络与主体诉求的“艺术乡建”，如“美丽乡村”等这些被现代景观技术侵袭的话语和脱嵌地方文脉的政治治理术。后者使艺术乡建中的“艺术”演变成剥夺乡村文化形貌的美丽杀手，并使“乡建”丢失其基于乡土“文化”的内核，使乡建变异成“乡屠”。另外，“去艺术化”同时也包含超越学科分类和取消权力命名的意图，将重点放在“多主体”的在地实践，以乡村文化主体精神与传统文明复兴为要旨，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多边对话，在动态的协商中调整行动策略。

“乡绘许村”中的壁画创作现场

“青田计划”将采用文艺复兴的方式，为乡村注入精神和灵魂，使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得以启动，找回失落的文明。当代艺术具有超强的时代引导性和广泛的文化辐射性，具有灵魂和生命力的创意，不但可以提升本地的文化价值，还可以有效地带动与延伸相关的文化产业链，并将民俗文化保护、文化旅游、有机农业、休闲度假等一系列经济产业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恢复被长期的社会改造破坏和疏离的乡村伦理与道德秩序，恢复家序礼教和文明礼仪，并使之与时代衔接，构建出完美的乡村社会。

通过青田多维的透视角度，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很多关节点。青田地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繁荣，而乡村文化传统又有大量遗存，两者之间的关系乃至张力，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最好的视角，能激发出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青田乡村的复兴，不只是具有保护这个特定村落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发展乡村经济和保护乡村物质遗产的价值，还有通过具体的乡村实践，考察和印证中国文明现代化转型这一完整课题的理论意义。

原文作者丨渠岩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