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是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继罗伯特•索洛之后，费尔普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今年，费尔普斯出版了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该书延续《大繁荣》的观点，尝试对探索创新社会环境、开拓经济增长新路径进行探讨。
7月30日，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集团“深阅读”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合作的“见面Lite”，以“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为主题，邀请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进行线上对话。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担任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郝小楠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
费尔普斯：创新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
更取决于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构想
技术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但技术的进步来自何处呢？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一种原动力, 而企业家们将科学发现应用于商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内没有人能构思出新事物，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做出潜在的贡献，也就不存在自主创新。换言之，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 仅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
对于标准经济理论的观点，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他看来，不光是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社会的所有个体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去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并付诸实施，无论科学家是否已经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高创新水平的国家，这些创新大多都是自主的，来自该国经济中大众的创造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埃德蒙·费尔普斯写作《活力》的根本前提。
那么，大众创新的活力和回报又取决于什么呢？在费尔普斯看来，参与国家经济的个体所秉持的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对创新的意愿，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构想相关。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国民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不少经济史学者和历史学家都有关注：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增长过程》中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经济腾飞往往伴随着倒退，直到19世纪才出现，罗斯托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比如1815年的英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有7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自那之后，各国都忙于借鉴领先国的已经过市场检验的新产品和新工艺，诸如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引入英、美、法、德的创新技术，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些国家增长强劲，完成了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贸易到生产的转型。新的城市大量涌现，新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在《现代的诞生》一书中生动地刻画了一大批普通人和他们展示出的现代生活特有的独创性。这些人大多生活在英美和欧洲大陆。
埃德蒙·费尔普斯。
延续这些前人的研究足迹，费尔普斯先是在《大繁荣》中提出了“大繁荣”现象，随后又在《活力》中验证了这种观点。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掌握自己的人生”， 走自己的路，抓住自己的机遇，正是这种精神催生了英美前所未有的自主创新潮。最重要的是，这种人生观激发了经济中个体的想象力：有人在构想新的产品，有人在构思新的生产方式，还有人在探索如何为现有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所有人都尝试用新方式思考，用新方式做事。
创新潮带来了更多的物质回报。英国国民收入几个世纪以来起伏不定，且在1750到1800年间下挫，终于在这时大幅攀升，赶上劳均产出的增速。同时，人们的休闲方式也愈发多样化，包括看电影、运动或者去酒吧，这也给社会公共事业带来无穷益处。随着收入上升，政府可以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健康上加大投入，有活力的经济也带来大量的非物质回报。即使在缺少活力的经济中，学习新的事物，与他人交换信息，哪怕只是保持忙碌的状态也是有益的。而这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又大为不同。这些国家的民众收获了非物质性的回报，给他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我们过去认为，经济层面的巨大回报推动了国家的崛起，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只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提出，在《活力》中验证的解释是国民更现代化的国家更可能有创新的经济。这并非一个由商人和企业家主导的交易型经济，而是一个基于现代社会的创新型经济。其核心是一片广阔的想象空间，促使人们构思、创造、推广、使用新的产品和工艺。这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人人有别，就算只要拥有现代经济就能获得同等非物质回报，一些国家的民众会从这些回报中获得更大满足感，会更多地被现代经济吸引。而对另一些国家的人来说，非物质回报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区别在于民众的态度。
线上对谈活动截图。
林毅夫：引进和吸收前沿技术，
要从一个国家的自身水平出发
费尔普斯对传统经济学观点的挑战，在林毅夫看来对当下的世界和中国都很有助益。如今世界正面临众多新挑战，包括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恢复，从现在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同时，各国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创新构建一个有活力的经济。
大众创新对于中国也很重要。为了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中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工业化来提高生产力。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中国会遇到很多人类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挑战。比如现在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有4亿，在2035年又会增加4亿，2049年再增加4亿。从世界范围看，从未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中等收入人群向往好的生活质量，好的生活环境，并且有广泛的兴趣。同时，中国还要兼顾气候变化和有限资源的挑战。
林毅夫认为，费尔普斯在《活力》中打破了一种刻板印象，即推动技术从一个前沿突破到另外一个前沿的必须是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科学家诚然重要，但并不构成所有的创新主体。而构建一个创新的社会需要依靠每个公民的创造才能，释放每个公民身上的创造天赋。为了实现大众创新，林毅夫指出，我们不仅应该尊重人人皆有的创新能力，还需要创造一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意见和做事方式。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每个公民身上的创新能力才能被释放出来。
林毅夫。
在自由讨论环节，本场活动的主持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向两位嘉宾提问，就政府如何推动大众创新、创新的突破和扩散以及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带给经济的挑战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为了推动和刺激大众创新，中国政府可以怎么做？费尔普斯提到，在教育体系中给学生们去发现和创造的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他回忆自己还在孩童的时候，就会翻看父母书柜里的书，当中很多都是关于探险的故事。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给孩子足够多的鼓励去读探险故事。费尔普斯认为，现在就有对此改进的机会，让年轻人对创造和参与创新更感兴趣。尽管这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做法对大众创新非常重要。
对此，林毅夫认为政府和学校需要允许人们特立独行，鼓励人们尝试新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创新潜力。创新能力带来的成功的确可能会带来垄断，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损失，但可以到时候再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避免。如果我们总想着避免，那就会扼杀人们的创新能力。
此外，林毅夫也分析了提升前沿创新扩散的途径。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看，成功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中国现有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比较大的鸿沟，但也意味着有很大的技术扩散的空间。想要有竞争力，就要发展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产业，从而获得低生产成本。如果禀赋结构升级，则需要采用新的资本较为密集的技术，同时要发展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这样就可以引进消化与自身发展程度相容的技术。基于这一原则做选择就可以从后来者优势中获益。如果不遵从这一务实原则，有时就会好高骛远。收入水平还很低、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的时候就想要马上发展前沿科技，当然勇气可嘉，但大概率会失败。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水平出发来引进、消化和吸收技术，这一点是创新过程成功的关键。
撰文｜李永博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