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日本文明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为何历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学习?我们该如何看待中日交流复杂的历史?这些问题仍然难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仍然像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通常,在大家的认知中,对于日本史,大家最关注日本近现代史。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天下观”里,日本是偏居一隅的“蕞尔小邦”,也是唐朝的“学生”,怎么会在近现代成为了“列强”,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并在二战中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这个疑问一直是刺激许多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出发点。 

 

由于中日文化相近,日本如何实现近现代化,成为了中国绝佳的一面镜子。在清末民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观察吸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以日本为中介引进西学。由此,日本便深深卷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构造当中。甚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和泡沫经济的破裂,都成为了东亚国家值得借鉴或警惕的镜子。不过,上述说法所基于的假设——“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在明治维新之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学生”——这种“明治维新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历史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近年来,许多关于近代中日语词交流的研究陆续出版,陈力卫、沈国威等学者的考证发现,近代以来许多中文学术概念和新知词汇的确是从日本借来的,但是,日本人在翻译这些西学著作的时候,他们其实经常从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这至少表明,近代中日交流的历史不是单向的,而是错综复杂、难分彼此的。同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不全然“鹦鹉学舌”,毫无主体性。

 

王勇,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出版之际,我们专访了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王勇提出了“嫁接”的发展模式,这种“嫁接”模式让日本文化形成一种层层叠叠的多元架构,这或许也能解答“为何历史上日本人如此善于学习”的印象。 

 

王勇认为,要真正了解日本,仅关注日本近现代史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将明治维新前后分开来看,而是要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他认为,近年来的“日本热”是在“补课和还债”——黄遵宪和戴季陶等人都说过,日本人已经把中国都研究透了,而中国人看日本则浮光掠影。因此,解开日本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对于增进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和对我们自己的了解,都是大有裨益的。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日]寺泽薰著,米彦军等译,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日本人写的日本史与西方人写的日本史

有什么不同?

 

新京报:先来谈谈这套书吧,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套讲谈社出的日本史,与中国学者所研究的日本史,或像詹森主编的《剑桥日本史》有什么样的不同?日本人研究自己的历史,和中国人研究日本史,以及西方人研究的日本史分别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勇:《剑桥日本史》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这两套书的史观和诉求是完全不同的。以《剑桥日本史》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撰写的日本史,总体上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的。在立场上,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跟旁观者所撰写的日本史是很不一样的,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知识体系、历史观、价值观、研究方法、所用的史料和对史料的诠释都大相径庭。

 

在《剑桥日本史》里,西方人之所以研究日本史,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现代日本。西方人比较厚今薄古——他们对日本古代史并不是特别关心。精通日本古代史的西方学者并不多。在西方,日本研究兴起的真正原因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西方的日本研究通常带有明确的诉求或目的性。

 

相较来说,日本人自己书写的日本史当然会更关注日本历史的由来、日本文明的产生和日本历史的脉络。日本人最清楚日本近现代的源头在哪里。纯粹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讲,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在脉络上更加清晰,在叙述上更加完整。

 

此外,西方的日本史研究最早是在东方学里。东方学由来已久,主要存在于西欧国家。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研究达到鼎盛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研究的日本研究会偏重于政治、经济。

 

总的来讲,在欧美的价值观里,日本研究属于边缘地位。西方学者会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史料进行一些梳理和剪裁。比如,西方人会比较关注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

 

《剑桥日本史(第5卷)》,[美]詹森主编,王翔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网野善彦主编的。在日本,网野善彦是近代史学的奇迹——他既继承了日本史学研究的传统,比如说重史料、关注庶民,又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日本传统的日本史研究比较注重正史——正史主要记载朝廷的大事,包括政治和外交。按照中国史书的说法,五品官以下的官员是不会被记载入史册的。这种历史主要记载上层官僚阶层的历史。网野善彦比较关注在官僚阶层、贵族阶层之下,社会最具有活力的那一批人群。因此,他使用了很多正史以外的资料,包括被许多史学家摒弃的民间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史学家也没有关照到他所观照到的人群。

 

因此,《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更注重庶民阶层的历史细节,这是日本史学的一个特点。日本人所写的日本史,能看到周边的细微变动对日本所造成的影响,而西方人、中国人和韩国人所撰写的日本历史是看不到的。

 

除此之外,《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还应用了很多新出现的史料。这套书里所用的一些史料文本,像我这样日语能力跟母语差不多的人都很难解读出来。这套书对日本史料文献的解读超过了以往所有以“旁观者”视角出发而得到的解读。日本学者解读得非常细腻,而我们大多是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解读这些史料。这样的话,我们是读不出来一些字里行间的意思的。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史

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场革命

 

新京报:你在序言里说,讲谈社的这套日本史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列岛之内观照日本的历史,而是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联系中洞察日本历史的脉搏。像《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很重视中国和东亚秩序的互动,讲谈社还有一套《兴亡的世界史》,也是特别注重全球不同区域的交往和互动。这是否说明,在日本,这种全球史观已经成为了历史界的某种新潮流?还是说,这只是讲谈社历史书的一种特色?讲谈社的这种全球史观在日本学界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史观给我们的史学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王勇:这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大进步。皇国史观曾经长期禁锢日本史学界的思维。现在,很多学者虽然不会打着皇国史观的名号来从事研究,但是,他们的历史叙事依然如故——从时间上来讲,日本是万世一系的;从空间上来讲,日本是独特的。他们会尽可能排斥周边地区对日本的影响,从而强调日本的本体性、主体性和独立性。

 

许多人曾听说过日本历史学界的造假问题。造假问题的根源在于,造假者希望日本文明要尽可能地比周边国家古老。因为如果日本文明是亚流的话,那么文明的主流就是中国了。所以,长期以来,皇国史观对日本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氛围下,日本史学界跳出了藩篱,从区域史、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日本史——我认为这是日本史学界的一场革命。

 

全球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脉络。东京大学原副校长羽田正的全球史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了。全球史不强调日本文明的脉络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文明的交汇、日本跟周边国家的人来物往中,去重新书写日本历史。

 

网野善彦也是全球史的代表人物。网野善彦说,日本文化不是万世一系、一线单传、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不光如此,日本人种的遗传基因,也在不断受到外来影响、发生变异。现在的日本人跟原来的倭人是不是一个人种?网野善彦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的首卷里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套书客观、果敢地给我们展现了日本文化在成长过程中,以往日本史所不重视的时空对日本的影响。在皇国史观强调万世一系的时候,这些周边的因素都是可以被排除的,甚至可以被有意抹杀的。

 

在这套书里,作者们大胆承认,在最古的时候,日本受朝鲜半岛的影响很深——因为当时中国人的航海能力还没有那么强。在隋唐后,日本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是翻天覆地的:这不光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质量、技术革新,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近代之后,日本又受西方的影响。

 

当然,这套书继承了日本历史的主脉——假如连日本历史的主脉都放弃了,这套书就不是日本史了。日本的历史主脉跟周边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的主脉是改朝换代,汉朝是刘姓的家天下、隋朝是杨、唐朝是李、宋朝是赵、明朝是朱,中国史是易姓革命的历史。这是孟子提出来的,易一次姓就换一个朝代——换一个家族来管理国家。日本的天皇连姓都没有,怎么易呢?


《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3日专题《东京》。

 

日本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来定义时代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江户时代,这些时代都是以首都所在地来命名的。政治中心的迁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启。《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坚持了日本的特色,还是按照这个脉络来写日本史。

 

可是,日本并不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大海本身是开放的。我现在经常比较喜欢使用“东亚地中海”这个词。借助海洋流速来迁徙比陆地上的迁徙要快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假如一个古代中国人要移民日本,坐船最慢几个月就能到。如果他从陆地迁徙,他要通过辽东、朝鲜半岛再到日本,最快也要60年,甚至往往要花几百年。因为在陆地上,他不可能一直往前走,他要停下来生活一段时间,再往东迁徙。这套书毫不避讳地书写了周边地区对日本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史观。

“吴音”、“汉音”和“唐音”,

展现出日本文化发展的“嫁接”模式 


新京报:刚刚说日本跟周边地区的文化常有互动,有人说,日本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的文化,以至于大家会觉得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史也是一个日本与周边民族交流学习的历史。你是怎么看待日本人更善于学习、接受别的文明的看法的?在历史上,日本为何会积极主动地吸取外来文化?

 

王勇: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们的确都这么说,可是这有什么根据?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叫《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发在《日本学刊》上。这篇论文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日本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增长、怎么发展、怎么变迁的?

 

我在论文里讨论了很多学者的论说,包括日本学者、中国学者、西方学者的评论,最后我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我就讲我的结论:在日本文明进程过程中,日本没有走不破不立的路——要产生一个新东西,就要把旧的东西斩草除根;要引进外来的东西,要把本土的东西灭掉。日本采用的是“嫁接”的模式,这是我的一个比喻。

 

日本文化像一棵古树,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它通过不断地嫁接外来文明,来激发古树的进化。把古树砍掉种一棵新树,这样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各个朝代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嫁接在树上,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文明架构。

 

这个文明架构不是单一的,是多元的、有着多层结构的。比如,中国的语言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的假名本身就是从汉字变化过来的。古代日本的大部分词汇,尤其涉及抽象思维和理论技术的词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日本从中国引进了最早的一批词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技术文明传到日本,比如水稻种植、金属制造、金属铸造和纺织技术等。当时,传到日本这批词汇的读音是按照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口音读的。因此,日本人称作“吴音”。到在隋唐时代,日本跟中原直接联系上了。隋唐对日本的制度文化影响很大。中国官方的用语、制度、文化传到了日本。伴随着这些文明成果的输入,输入日本的词汇的读音是按照当时长安的读音,在日本被称作“汉音”。

 

“汉音”传过日本后叠加在“吴音”上,日本人并没能废除掉“吴音”。因此,同样一个词汇就存在两种读音。比如,“行脚”是旅行的意思,用吴音读代表这个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含义。那时,“行脚”跟佛教的关系很密切。假如按“汉音”来读,这个词就代表了隋唐时候的含义,跟佛教没有太大关系了。

 

在明清时代,与日本有交流的中国地区主要是福建、长江以南一带。当时,由于海运发达,明清时期的商人传到日本词汇的读音叫“唐音”。当时,日本人称中文翻译就叫“唐通事”。在同一个汉字里,“唐音”与“吴音”、“汉音”是并存的,“吴音”代表佛教一类的含义,“汉音”代表中原的制度文化、法治体系,“唐音”很可能代表商品经济、贸易等含义。

 

所以,日本文明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形成了重重叠叠的多层架构。我们说日本人善于学习,是说他们可以无限量地学习。日本文明这棵古树在岛上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它的活力也是有限的,若它需要发生变异,就需要外来文明的刺激。外来文明刺激日本后,日本不会产生一个稳定的架构后就开始排除外来文明的影响。正是因为日本文明的特殊架构,在日本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日本需要一个能够不断学习而不产生大矛盾的方法。

 

比如,如果在“汉音”传过来后要把“吴音”排除出去,那么佛教徒该怎么办?现在,在日本读佛经还是用“吴音”读的。如果明清时代通过贸易经济传过来的“唐音”把“汉音”要排除出去,实际上会毁坏一片树林。

 

我认为,日本文化首先是日本的。相对来讲,日本是孤悬在东海上,跟周边国家没有接壤。所以,日本不像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是接壤的,文化刺激是不请自来的、日常发生的、不需要刻意向外接触的。那么,日本寻求来的外来文化就储存在日本文化当中,成为日本接受和学习新文化时候的一种底气,而不是一种障碍。

 

隋唐时代传入日本的精神文明浪潮

使日本人具备了主体创造文明的条件

 

新京报:刚刚说日本人善于学习。日本曾经向中国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华文化。在中日交流史中,中国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日本并没有对中国的所有东西都不加选择和修改地全盘接受,而是会保留很多日本的传统价值。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律令制,但日本却保留了贵族社会、地方封建。在唐朝的华夷秩序内,日本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比如书里提到,日本独特的“天下观”与中国的是不一样的,还有“天皇”这个观念的出现,和日本这个国号的诞生。你是怎么看待日本渴望中国文化的滋养,但是又想摆脱中国的影响,反而形成日本的主体意识这个现象的?

 

王勇: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学习、模仿、取舍中国文明的历史不可否认,因为中国就是日本最大的外来文明刺激源。没有这个刺激源,日本这棵古树不可能时时刻刻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对日本主体性的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分阶段的。

 

在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上。比如,丝绸传到日本去后,日本人会穿丝绸衣裳,但是不会造丝绸。中国的编钟传到日本去了,但其中的内涵和知识没有传过去。使用编钟需要深厚的音乐知识,也需要专业操纵这些乐器的人士。在日本,由于这些知识的缺乏,编钟从来就没有被日本人当作乐器。中国编钟的中间有根会晃的舌头,这个舌头在晃动时会敲击编钟发出声音。日本仿制的一些编钟甚至有把这块舌头焊死的。所以,秦汉时期的物质文明影响了日本,可远远不够激发出日本文明的主体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技术革命传到了日本,水稻种植改变日本文明的景观。除此之外,金属制造技术也传到日本。日本人开始仿制铜镜。这意味着很多科技知识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诱发日本的主体性。

 

我认为,真正诱发日本主体性的是隋唐时代。我一直在提倡“书籍之路”的理论。当时,大量书籍在中日之间往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中日之间的政府使节往来平均20年才有一次,其中平均1/3的人都死在路上。因此,日本人要冒着巨大风险、动用国力去中国学习。这也是为何平均20多年,甚至40多年左右才派人去中国一次,这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当时的平均寿命并不高。

 

因此,日本人要考虑怎么样能够用最高效的方式学习中国文明。光派人去不行,因为许多留学生在被派到中国后,很少人会回来。回来的留学生在中国生活了20年,日语都可能忘掉。历史上真有这样的案例,有留学生回日本后忘掉了日语,大家只能靠写汉字交流。

 

因此,日本人考虑把中国的书籍带回日本。中国文明的传承主要靠书籍。中国人读什么书,日本人也读什么书。而且,书里还会讲,如何生产丝绸、如何改进农具、如何制定法律、如何建造都城。这些东西光看一眼是没用的。尤其在天文历法领域,若不了解制作历本的原理,手里只有历本的话,那用几年可能就没用了。

 

因此,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买书。《旧唐书》里记载,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后,中国人给他们丝绸——当时丝绸是货币,西方人拿到丝绸后都很开心,因为能卖出高价——日本的遣唐使则把所有的丝绸换成书,然后归国。这是玄宗年间的事情。可想而知,隋唐时代的中国精神文明是日本主体性的源头或最大载体。中日之间交流的人员很少,但大量的书籍却传到了日本,促使日本人跟中国人读一样的四书五经。如此,日本人的心灵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

 

日本遣唐使

 

在唐朝时,日本有句诗歌很有趣,叫“劝学院里闻雀声”——劝学院就是儿童读书的地方,“听来全是蒙求音”,麻雀呱呱叫,麻雀也在背诵《蒙求》。普天下都在学中国的童蒙书——《三字经》《千字文》及《蒙求》等。这段时期重塑了日本人的心灵世界。我认为,那时日本人已经具备了主体性,而不是把中国文化当成一种外来工具,而是作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融入本体之中了。

 

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具备了自己的主体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有时候,我们会认为那时日本人只是在模仿中国。这怎么会是模仿?这是他们自己的心灵发落。比如,当时日本的很多人会写汉诗,可他们不是在咏中国的泰山,而是在咏他们的富士山。虽然日本文化里存在中国元素,可确确实实它们又都是日本的文明。因此,在中国文明传入日本的三次浪潮里,最后一次浪潮——精神文明浪潮使日本人具备了主体创造文明的条件。


日本处在一种“既在亚洲又不在亚洲的状态”

 

新京报:在这套书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在册封体系里,日本是向唐朝朝贡的国家,日本很明显是中华帝国的外藩。但是,在日式的“天下观”里,日本将唐朝、新罗视为自己的外藩,所以他们很不希望唐使来日本,因为若唐使来日,会见天皇的礼节会让日本人很为难。当时日本也一直想要新罗给他们朝贡,渤海国也给日本朝贡。日本一直在追求唐朝承认它们的小帝国的构想,甚至想跟中国平起平坐。为什么日本不愿意接受古代中国对其周边邻国所指望的那种附庸地位?而是一直想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保持距离呢?

 

王勇:这涉及很前沿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有一些粗浅的想法。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讲谈社·日本的历史》里就写到“天下观”。虽然日本的“天下观”跟中国的“天下观”有微妙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差别,其实绝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当然,日本学者写日本史肯定会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我写的话就会强调共同的部分。

 

实际上,中国的“天下观”至少会把认识范围之内的天文、地理、社会和人进行通盘考虑。在隋唐时代,对于遣唐使和遣隋使来说,他们并不是到了中国,而是到了世界的帝都,这就像我们现在到纽约一样。因为当时的唐朝长安是世界上的三大帝都之一。在当时的亚洲,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最西面的是君士坦丁堡;中间的是泰西封;最东面的是长安。那时,唐朝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全世界的50%以上,今天美国才有20%多。

 

所以,强大的唐朝有近80多个国家来朝贡。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后,他们融入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这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世界观。在隋唐时期,日本人产生的世界观叫“三国观”。他们认为,除了文明比较发达的天竺(印度)、中国和日本,其他地方都是野蛮国家。那时,日本作品中的“三国观”非常盛行。“三国”就是他们所接触到的天下,他们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宋明时期,东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圈是以中国钱币作为通用货币的。那时的商业物流网让日本人看到了周边的世界,并慢慢认识到——原来除了日本和中国外,还存在这么多国家。那时,中国最盛行东洋、西洋这样的概念——比如,明朝时有一本书叫《东西洋考》。1542年,葡萄牙一艘本来要到宁波去的船漂到了日本。这艘船到日本后差一点和日本人打起来。船上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跟日本人进行了笔谈。日本人从这个中国人那里得知,这些葡萄牙人在东西洋的范畴里属于南蛮。所以,日本将葡萄牙传来的文化叫“南蛮文化”。通过这次事件以后,日本人跟葡萄牙人交流起来了。所以,在明代,日本在中国的东西洋概念中跨出了一步。

 

《东西洋考》书影

 

在明治维新的时期,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政策。他们打不过美国的佩里舰队,就想脱离东洋,加入西洋。在某种意义上,“脱亚入欧”实际上是失败的,日本不可能抛弃自己的立足点。

 

到现在,日本的“脱亚入欧”还有影响。比如,中国所讲的东洋一般指日本。日本讲的东洋人、东洋货,或者现在东京大学里的东洋史、东洋哲学,其中的“东洋”都是并不包括日本。东洋的概念是落后的,我们也会奇怪,为什么《东洋学报》一般不刊登纯粹研究日本的文章?在中国,《东洋学报》就等于《日本学报》,但是在日本,东洋史学竟然不包括日本史。在“脱亚入欧”后,日本就不用东西洋这个概念了,他们开始使用“东亚”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发展到极点就是二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

 

“东亚”是怎么来的?在日本还属于“东洋”的时候,日本是处于中国之下的;经过“脱亚入欧”洗礼后,在“东亚”里日本是想要当霸主的。一个巨大的中国促使日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世界观。直到现在,为什么日本要参加以西方为主的G7各国首脑会议?我认为,日本的亚洲观和世界观差不多,是在跟中国的交往过程中,经过摩擦、冲突、融合,逐渐形成的一种,既在亚洲又不在亚洲的独特观念。

 

其实,日本的很多东西比我们更“亚洲”,比如,日本保留了很多传统元素。中国早就不用年号来表示时间了,但日本还在用。日本穿的和服拥有我们隋唐时期的很多服饰元素。日本的根扎在亚洲,可是在政治经济层面,日本又西化得厉害。这形成日本如今很不协调的、既在亚洲又不在亚洲的状态。


明治维新“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


新京报:在近代,中国与日本也有非常紧密的交流互动,最近中国出了很多研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中,有很多西方的学术概念、新知甚至词汇都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传入中国的,但其实日本人在近代翻译西方著作时,也经常从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是“难分彼此”的。你是如何看待在近代中日交流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

 

王勇: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种偏见,这个偏见不仅存在于民众,还存在于学者之间——这就是明治维新二分法: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主要受中国影响,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西方学习,中国成了日本的学生。

 

这个二分法太过于简单。这个二分法可能起源于蒋方震(蒋百里)。蒋方震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书中提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伟人分别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和接受西方文化的明治天皇。我认为,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看中日关系。

 

蒋方震(蒋百里)

 

首先,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接受西方的文化是有自己的底气的。如果没有底气,没有积累,就会被反客为主。日本吸纳西学的底气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不能否认的。比如,日本的中医叫“汉方”,为什么叫“汉方”?因为西方兰学的兰医传进来后,对应兰医的就是源自中国的“汉方”。西方传进洋服后,如果说日本没有自己的底蕴,他们可能就全穿洋服,不穿和服了。日本的和服原叫“吴服”,因为洋服进来了后,为了分庭抗礼,大家就把“吴服”叫成“和服”。

 

所以,就像你讲的,没有汉语词汇,日本根本就没有本领也没有底气去消化西方的概念。日本人也只能从中国的古汉语里寻找灵感,有时是通过“旧瓶换新酒”的方式去置换概念。比如,“社会”这个词中国本身就存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指的节日里大家举行的集会庆祝活动。这个词就被日本人借用去翻译西学中“society”一词。

 

另一方面,在明治维新后,在传统文化上,中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影响。中国不是在明治维新后只以日本为师,什么都向日本学习。在传统文化方面,比如书法、佛教、美术、工艺等许多方面,日本还在继续向中国学习。

 

在西学领域,中国的确向日本学习了很多东西。清朝派出了很多考察官员去考察日本的西化成果。周作人有一句名言——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古昔就是中国的东西,异域的东西是西化的部分。实际上,在西化的那部分里,日本是有所取舍的。明治维新模仿的是哪一个国家?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日本人东摘一块,西取一块。帝制学一个国家,教育学另一个国家,工业又学另一个国家。所以,在西学领域,确实像张之洞所说,通过日本来学西方是最便捷的。

 

在技术领域,日本和中国各有特长。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日本的丝绸制造抗病菌的技术比中国高,中国就向日本学习。反过来,在制糖技术上,日本不具备中国的技术,日本则向我们学习。所以,近代中日的交流是多元的、多样态的。

 

新京报: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引进了许多与日本史有关的书,并形成了一股“日本热”,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观察?你觉得为何当代中国出版界会出现“日本热”?了解日本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勇:我们这是在补课和还债。晚清时的黄遵宪和民国时的戴季陶等人都说过,日本人已经把中国都研究透了,他们把中国放在解剖台上,不断地、反复地解剖中国的脉络、经脉和骨骼,而中国人看日本则浮光掠影、雾里看花。在100多年前,中国人早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知己不知彼,造成了惨痛的教训。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这套书出版时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不是为里面的知识研究方法而感到惊讶,而是为日本人对中国了解的程度而感到惊讶。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中国对日本了解又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除了战国时期这块,一般读者对日本古代史并不感兴趣,我们好像不需要了解日本的古代史。但是,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不管未来日本与中国是敌是友,我们都需要做到知己知彼。

 

因此,我们应当补上日本历史的课。我认为,现在的“日本热”并不是人为炒作起来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们需要了解邻国,了解世界。所以,媒体能推广一把的话,我认为也是有必要的。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走走 申婵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