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明显。资料图。图/IC photo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对推进共同富裕做出战略部署。会议明确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更多回报社会。这对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作用，健全并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民间社会有广济善助的优良传统

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尤其是注重底线公平，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基本社会服务；三次分配则反映共建共享的理念，鼓励通过社会化的机制，形成“先富帮后富”的社会风气和相关安排。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并不是严格的分配顺序，而是不同领域的分配重心。初次分配更多地侧重于市场，再分配更多地侧重于政府，三次分配则更多地侧重于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高收入者。同时，我国有着深厚的慈善传统，广济善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约为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除了捐资外，一些知名企业家捐出其部分甚至全部股权，设立慈善信托，成为三次分配重要的新形式。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个人财富将显著增长，高收入群体规模将不断扩大。但推进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的机制不能缺位。高收入者通过慈善等多种形式回报社会，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享共富的新格局。所以此次中央财经会议特别指出，“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构建完善的三次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

推动三次分配发展壮大，关键是构建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一，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不同，三次分配重在自愿，这是基本出发点。因此，基础性制度设计要更加注重鼓励和引导。比如对于捐赠额度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特定的荣誉称号。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在国家荣誉制度体系中增设慈善荣誉称号，作为国家基本荣誉制度之一。

第二，鼓励多种形式的三次分配。除了传统的捐钱捐物外，可以考虑大力发展慈善信托等，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把股权捐赠出来设立慈善信托，慈善基金会等，形成可持续的慈善形式。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尽快制定《慈善信托法》等。

第三，构建三次分配的基础性财税制度。我国对捐赠等有一定的免税支持力度，但由于相关制度还不健全，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个人、企业的捐赠优惠力度，如扩大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

第四，推进慈善事业的治理，形成现代化的慈善治理体系。比如，推动慈善和公益组织专业化、规范化、法治化发展，打造现代慈善公益组织；强化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评估监督，尽快形成政府、行业、慈善组织、社会舆论组成的多元化治理体系。以此提升三次分配的社会效应，也能形成可持续的三次分配。

促进共同富裕，我国三次分配的空间很大，效果也会非常明显，关键是构建基础性制度。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多的改革创新任务，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试点、稳步推进，为构建橄榄型社会夯实制度基础。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辑：迟道华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