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列解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图片/新华社视频截图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再往前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遗憾的是，在部分舆论中，中国改革的这一新阶段、新趋势，被情绪化地解读为，“共同富裕就是要削弱市场经济，就是要搞平均主义，是要消灭资本”。4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约为3678亿元，爆发式增长到了2020年的破百万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也突破1万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国家收入水平。这一切依靠的是改革开放，依靠的是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出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顶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承诺，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保障。所以，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上日程，是改革的初心，是改革按既定的目标继续深化。这不是要改变改革的方向，更不是否定市场经济改革。
▲201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10.8元，2019年时提升到30732.8元，累计升幅为67.8%。制图/新京报陈冬
其次，这种错误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源于缺乏对当下政策的深刻洞察，错过真正关键的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际上，该《决定》在强调二、三次分配的作用之前，也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增加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在当下经济运行中越来越重要，不但能促进生产效率，其本身就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所以，将数据作为一个参与分配的要素，可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突破回答了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些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问题：外卖平台的算法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骑手身上剥削价值？电商平台是否创造价值，还是仅仅从制造业剥削而来？游戏与短视频对经济有意义吗？对中国互联网产业而言，这些才是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上述这些问题，一些民间舆论基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分配领域的理论突破，某种角度上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知识、管理、技术，构成了算法、数据、代码，从而构建了电商、游戏、外卖平台。所以，肯定管理、技术、数据、知识参与分配，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肯定了互联网公司的意义与作用。这意味着，顶层设计，不但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一次分配时，强调以效率为导向。数据、技术、管理，在现实中往往体现为资本。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在一次分配中，充分调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要素积极性。然后，以此为基础，在二、三次分配中更强调公平。最终，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知，一次分配的效率与二三次分配的公平，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
▲资料图。图/IC photo
那么，为什么舆论会误读改革意愿？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被忽略了的关键问题。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对改革政策，有着较强的敏感性，会引导政策与舆论的良性互动。随着自媒体兴起，受流量导向，声音虽然更多，其局限性也更大。对自媒体而言，缺乏能力去深度解读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兴趣去讨论严肃问题。新要素参与分配，虽然改革意蕴浓厚，但不会有流量；相反，打倒资本、均贫富，却能撩拨情绪——让一部分人恐慌，而让另一部分人兴奋。于是，共同富裕，在民间舆论场，被导向了情绪化地解读为打倒资本，而且，深受欢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群体也向低龄化发展。很多人不具有经济知识、市场知识，只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式的观念与直觉，去解释经济现象，而自媒体则会迎合他们的观点。这些声音因为迎合部分受众，更符合他们的传统直觉，从而变得声势浩大，压倒了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形成舆论导向。这甚至形成一种很奇怪的局面：那些深受部分人群欢迎的观点，往往在思想光谱上，更倾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否定市场价值，而顶层政策的思想光谱，反而更具改革精神，更加肯定市场的价值。某些大众的错误观念，自下而上，就会逐层影响具体政策，反过来影响中国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间舆论场如果导向错误，不仅不能与改革性的顶层政策相互响应，甚至会产生误读政策的严重后果，继而阻碍改革。如果说四十年前，解放思想，更多的是指干部、政府部门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让更多人具有正确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各阶层，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