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度过一个教师节,但这次的开学季与教师节,却因为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而显得并不寻常。“共同富裕”,是近期被全民热议的高频词,其热度也同样传导到了广大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热爱乡土的高质量人才,离不开高质量的乡村教育,这也是一个基本共识。

 

近年来,随着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推进,乡村教育的处境不断改善,但相对城市教育,却仍旧处在弱势。那么,在当下这个乡村振兴规划逐渐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普遍愿景的时代,教育,作为人才准备、社会发展乃至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该如何在乡村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共同富裕”愿景下,该如何破解乡村教育多年的痛点、难点?为此,新京报记者对话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邵兴江,共论乡村教育在新时代下的脱困途径。

 

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邵兴江。受访者供图


城乡差距,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

 

新京报:多年以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一直备受关注,作为研究者,你认为当前的差距还有多大?

 

邵兴江:20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的事业,我国有一个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评估,目前全国2800多个县中,超过九成的县通过了评估,这也说明,20年来的各种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大面积地提高了教育均衡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均衡就已经实现了。事实上,很多地方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旧很明显,如我们曾在广东做过的一份调查中发现,图书馆硬件配置、计算机配置等这些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标,在城乡之间差距还非常大。近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又提出优质教育均衡,但目前,真正能通过优质教育均衡的县,还非常少。

 

新京报:你认为教育均衡效果仍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

 

绍兴江:原因有很多。首先,过去多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的形态不一样,城市教育政府办,乡村教育农民办的模式持续了很多年,两者投入资源的能力显然有巨大的差别。其次,和城市相比,乡村的资源存在天然的拮据,老师、学生更多集中在城市。其三,过去的城市化中,许多中小城市、县城中,土地财政占比很高,政府为带动土地销售,吸引农民进城买房,实施了很多政策,但同时也留下了漏洞,地卖了,房子盖起来了,但学校没建,农村居民进城买房,必然会带着孩子进入城市学校,这就造成了城市学校拥挤、乡村学校萎缩的现状,乡村学校小班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其四,过去建设重点学校,基本上都建在城市,也会导致教育的不均衡加剧。此外,还有师生比例忽视乡村小班化的问题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使得乡村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

 

政策原因,教育不是乡村发展的包袱

 

新京报:城市化使得人口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乡村人口减少,是否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

 

邵兴江:根本原因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数十年中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和发展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在义务教育中,政府才是主要的责任主体。但在很多地方,政府把教育当包袱,而不是发展的助力。即便是在推动教育均衡的这些年中,这样的观念仍旧存在。很多地方把教育均衡理解为建好教学楼,给学生提供上学的空间就够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仅仅解决一个班一个教室、让学生们早晨上学、下午放学很容易,但教育不只有这些,从硬件上说,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厕所、厨房、环形跑道、多媒体教室、各种教育器材,才是真正需要长期、强力投入的。从软件上来说。师资力量不足,更是乡村学校普遍的问题。我国规定的师生比,乡村小学为123。但这一政策忽视了农村学校自然小班化的现象,如果一个学校只有20个学生,理论上只能配备1个老师,那是否意味着这1个老师要兼任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音乐等所有课程呢?在小班化普遍的情况下,为各科配备足够的老师,从配比上看,确实存在浪费现象,但不配备,真正的教育均衡就很难实现。

 

新京报:你认为怎么改变这一现象,实现真正的优质教育均衡?

 

邵兴江:要改变这一局面,前提是理念的改变。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过去数十年,发展的观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资源配置到学生更多、学生素质更好的城市学校,显然是更有效率的做法,重点学校,也是这么出现的。但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社会保障,是需要公平配置社会资源的。好在,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理念也在改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也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契机。

 

乡村之困,应防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京报:乡村教育资源的不足,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绍兴江: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旧存在。义务教育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一个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了优质的教育,就更容易考上好的高中、大学,而只要他上了大学,就不会是一个低收入者,这个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甚至不必一定上大学,哪怕读了一个中专,学了一门技能,在全国范围内,拿到3500-4000元的收入也不是问题,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庭,收入也会提升很多。所以,乡村教育,是乡村的下一代是否会掉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因素和前提。

 

新京报:在今天,教育的成败还是改变贫困的最大因素吗?

 

邵兴江: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教育或许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但毫无疑问,仍是乡村或者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最重要的出路。一个孩子,如果生于一个经济拮据乃至贫困的家庭中,周边没有好的教育资源,那么他未来考入好的学校、踏上好的职业生涯、获得更好收入的可能性就更低,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就更高。仅从高考看,前些天北京大学公布了新生入学的情况,今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录取农村户籍学生442人,占内地录取学生人数的15.1%,即便如此,这个比例还是近年来最高的一次。其实,不仅北京大学如此,很多国内顶尖的大学都是如此,如浙江大学,农村生源也只有20%左右。

 

新京报:除了对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乡村教育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

 

邵兴江:当前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包含五大振兴,人才振兴就是其一。但人才从哪儿来?还是要从教育出发,教育是培育人才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不是说乡村人才必须得从乡村教育中培养,而是说,一个从小在乡村环境中学习成长的人,未来才有可能真正投身于乡村建设。没有乡村生活和学习经历,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即便进入乡村,想要了解乡村、真正投入到乡村,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转变和学习,相比起来,发展乡村教育,显然更合适。

 

责任主体,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

 

新京报:今天是乡村振兴的时代,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理解乡村教育?

 

邵兴江:城乡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在今天,乡村还有5亿农村人口,同时,乡村也是低收入人口相对聚集的区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发展乡村教育,想要让人真正留在乡村,需要更多的投入,逐渐拉平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让乡村真正能够吸引年轻人留下来,投身于乡村教育中。

 

新京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乡村教育发展得更好?

 

邵兴江:政府是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在乡村教育的发展中,要更多体现政府的责任。这也意味着,政府要在教育均衡、优质教育均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乡村投入更多的资源。具体而言,我认为未来有三个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力量。首先是硬件标准的统一,当前,我们国家已经不再提倡推定重点学校策略,但城乡之间的硬件投入差距还很大,在未来,至少在各种硬件上,要实现城乡学校的统一。这个硬件不仅是教学楼,更包括各种教学设施。第二,师资力量的配置要统一,目前我国规定的师生比,城乡还有差距,未来需要统一,同时,还要考虑到农村普遍小班化的现象,使得乡村学校真正配备足够的教师,而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达标。第三,公共经费的投入要统一,当前城乡学校获得的公共经费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在未来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公共经费的公平和统一。这也是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需求和基础。如果乡村学校的公共经费依然比城市少,老师的待遇依然比城市低,学生和老师都想着往城市跑,共同富裕又从何谈起呢?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