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开学季，北京市惠新东街10号，来自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的刘科来报到，她不仅是一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生，还是“学霸村”52名硕士的其中一个。在有460户、1950人的郯城县花园乡刘湖村，因为“不足500户，博士16人硕士30多人”“村里乡风不比有钱比学习”而走红，一度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掀起1.2亿阅读量。

立人设的时代，因为一两个标签就可以让一个人走红，也可以让一个村庄走红，“学霸村”“博士村”“状元村”等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但在乡村人口流失、国家近年愈来愈强调“破除唯升学论”的背景下，学霸村们“村设”的可持续性和正当性在面临着考验。

刘湖村博士巷里的英才榜。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博士巷里没有游人 英才榜上不仅是硕博士

今年高考期间，借助媒体的报道，刘湖村以“学霸村”的称号在互联网上热传。在媒体报道的视频、图片上，刘湖村有一条走出9个博士的博士巷，有来往的游人拍照打卡，巷子里有巨大的英才榜、乡风墙，还有家家户户门框上的家风牌。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刘湖村位置比较偏僻，处于鲁南苏北交界处，去30公里外的县城要经过野湖、洼地、丛林，而位于村子西北角的博士巷里更是行人寥寥，墙壁上涂画着“给母亲洗脚”“头悬骨刺”的故事，入口旁立着一座处于施工状态的石亭。最显眼的是占据大半个墙面的英才榜，“这是俺们村的学霸榜，有好多硕士博士都在上面。”家住在巷头的刘召永告诉记者。

榜单上列举的“刘湖村英才”有31位，有中科院研究员，山东科技大学博士，也有四川音乐学院硕士，清华大学本科在读生，还有未标注学历信息的军队在职军官和律师。村支书刘全启告诉记者，这上面的信息不全，刘湖村博士有16名，硕士有52名。

整条巷子不长，刘全启介绍说约有68米。两边住着五六户人家，巷子最里面是一道圆形拱门，门上写着“博士巷”三个字。在拱门下，三个老人坐在马扎上用柳条编织挎包，“编织包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没事儿做，孩子们都出去了。”

今年74岁的刘宝民端着茶水，看妻子用手一上一下将柳条经纬连成面，巷子里除了远处的斑鸠发出的“咕咕”和持续的蝉鸣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刘宝民是三个博士的父亲，孙子去年考上清华，但刘宝民不爱说话，习惯冲着人微笑，“知道就行了，没啥可说的呀。”

数学老师卖红薯秧 博士工作６年才读研

村民说，刘宝民家是刘湖村的精髓，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博士，两个儿媳妇也是博士，孙子又考上了清华，这是学霸村的学霸家庭。刘宝民曾经是村里小学的数学老师，从教30多年，在十几年前退休，“具体什么时候教的学，什么时候退的休，都不记得了。记这些，干啥。”

刘宝民因为没有机会念完高中就辍学回家教书，更没机会考大学“做一个数学家”。大儿子刘召芹在1991年考上了山东矿业学院（山东科技大学前身），“上大学是我父亲小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寄托，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机会上，我们有机会读书，就要好好读。”已经在中科院做研究员的刘召芹告诉记者，父亲不爱说话，也没说过学习的事儿，甚至都没辅导过自己，“我回到家就是下地割猪草，印象中都没怎么在家写过作业，更别提像现在的孩子那样上辅导班了。”

刘召芹记得，父亲虽然是数学老师，但工资微薄，家里孩子又多，在周末时候就推着车子去集上卖红薯秧子。

1995年，刘召芹大学毕业，拿到了学院推免研究生的机会，但家里人比较为难，因为弟弟妹妹还在读书，也需要钱。刘召芹放弃了直接读研的机会。1994年，妹妹刘召利考上聊城师范学院，1996年，弟弟刘召杰考上烟台大学，于2001年毕业。那一年，刘召芹又重新拿回课本，考硕、考博。

学生户口已是外地 父母亦不在本村住

刘科已经不太记得村里以前的样子了，从她出生，就在县城里长大，中学更是去了临沂市读书。在中学之前，每周末会回刘湖村看看爷爷奶奶，但和村里同龄人接触不多。“但村里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作用，听老一辈说，村里出来个博士，心里也会有好好读书的想法。”

刘科的父母也早早搬到了城里，刘科父亲告诉记者，自己是高中毕业，后来自学读了成人本科，也有了大学学历，一直在城里工作，户口也都迁了出来。

据刘宝民介绍，孙子去年以北京市高考总成绩第三的分数考上清华大学，“孩子户口、基础教育经历都在北京。”有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很多，许多人有条件在城里安家，就会迁出户，他们的子女，也都随父母安在城里，孩子们都是逢年过节才随大人来村里看看，给村里人留下的印象不多。

即使是暑假时期，村里街道上几乎见不到十几岁的学生们，多是路边择菜的中年妇女，街道中央玩石子游戏的小孩子，还有在树下、屋檐下聊天的老年人。

刘湖村博士巷里，编织挎包的老人。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大门上贴着格言警句 房屋主人不认识陋室铭

刘宝民家正对门的墙壁上挂着“业勤于勤”“教而师之”“学而知之”的条幅，“这是前年村里给做的。”大门前的家风牌显示：户主刘宝民，学子刘召芹，刘召利，刘召杰；家训，父供子，兄顾弟，崇文尚学，志存高远，奋发进取，永不自满。

像这样带有户主姓名、家里教育信息和格言警句的家风牌，村里每户人家的大门上都贴着，格言警句亦不重复。刘宝民家的对门，是博士家属刘保常家，上写着：家训，珍惜生活，热爱学习，报效祖国。

刘保常今年52岁，妻子也在编织柳条挎包，家里儿子“没上好学，在东北做生意”，家里的博士是刘保东。据家风牌显示，刘保东，男，1962年出生，现任博士生导师。在刘保常家里，客厅东面墙上挂着的一幅《陋室铭》，但刘保常告诉记者，自己只上到二年级，并不认识上面的字，这幅字是镇上一位干部认为“学霸村”要有文化气息，赠给自己的。

每家每户的学风牌，是否能带来家庭学风的提升？刘保常表示非常有用，以前在门上喜欢贴武将、贴门神什么的，现在贴上这样有正能量的字，孩子看了就会知道学习才是正路。但街道上的多个孩子告诉记者，也不记得门上贴的是什么字。

洋房与平房交错 孩子们的财富意识出乎意料

刘湖村离江苏省只有三公里，村里的年轻人很少去济南、青岛、北京工作，大多往上海、杭州、深圳，打工、做生意。村支书刘全启在1991年，带着65块钱坐火车去深圳，又于2000年去上海创业，公司年营业额达6000余万元，曾担任上海郯城商会副会长、郯城县驻上海流动党委青浦党支部书记。

今年已经65岁的村会计刘庆玉告诉记者，建设学霸村就是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在村里墙壁上、门扇上，贴着标牌，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引导，不让他们比吃穿，而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考大学考硕士博士的想法。”

刘全启的家在博士巷的斜对面，正临着村里的主路，在这条路的两边，矗立着七八处四层高、欧式装饰风格的房子。而在洋房的周围，有些杂乱的破旧的平房。有五个孩子在一处洋房前跳皮筋，有孩子告诉记者，现在班里同学都穿着名牌鞋，几千块钱的那种。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刘湖村的乡风是，不比谁穿着好，只比谁学习好。”但多位孩子告诉记者，自己将来的梦想，也是拥有一座洋房。

村庄需要有个性 建“学霸村”带动产业

2019年9月，刘全启将在上海的生意交给女儿，回村里选聘上村支书。“我们刘湖村一开始太平庸，既没有地建工厂，也没有太优质的资源。但我想带动家乡振兴，所以就一直努力挖掘我们村里的特色。”有20多年生意经验的刘全启深知，村庄要有投资价值，就必须有品牌，要有知名度。

“学霸村”概念的出现是一个偶然，在一次村里聚会上，刘全启发现桌子上宾客竟然大多是博士，于是就着手调查村里硕博士情况，发现有几十个，便筹集资金13万元打造博士巷，而后还要打造中医馆、大学堂、村史馆、农产品展览馆。有村民告诉记者，刘全启这两年，自掏腰包给村里买车、修路、绿化等，花了上百万。

据公开资料显示，刘湖村以村集体入股了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全启。刘全启介绍，公司是在村里走出的农业博士刘继芳的帮助下，推广村里培育出的特色农产品。为了筹建公司、发展品牌，刘全启在北京、杭州、云南等地拜访专家、渠道商，他的规划是，要将刘湖村的农产品形成产业，然后再通过统一化的乡村民房建设，将空出来的集体地建设工厂，目的是吸引年轻人回流，实现乡村振兴。刘全启告诉记者，现在农产品已经试种一年，已被选为临沂特色农产品，还参加了上海、临沂的展销会，“刘湖村要真正发展起来，可能还要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得为后人打好底子。”

专家观点

朱启臻：村庄出圈需要培育特色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告诉记者，在城市化浪潮中一度黯然的传统村庄，要恢复生机，需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借助村里走出的名人，来推动村庄出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乡村情结的回归，“大多人虽然已经离开乡村，但实际上对于乡村仍然有文化上的情怀，最近学霸村能火起来，是人们依然对乡村抱有一种较好的向往；另外，名人一般从村里走出来后，也会借助自身力量为村里做贡献，这也是乡情的一种体现。”

朱启臻认为，村庄在“出圈”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包装过火的行为，这需要人们以一种更为宽容的视角去看，“虽然一些学生已经不是这个村里的人了，但他父辈或者祖辈上是，或者他从情感上和文化上认同这个村庄，就可以说，人家还是村里的人。”

储朝晖：城乡教育差距需要正视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城乡教育的差距问题，需要正视，但教育的价值观应该回归到以人为本上去，而且教育的评价应该是多元与自主。当人们在看到教育条件改善的时候，当人们看到身边人的学历越来越高的时候，或许会认为教育已经越来越好了。

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评价教育的质量，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技术指标和参数，然而它们仅仅能获得一些客观的情况，很难反映价值与人的感受。教育是否办得好，最终要看人人是否都获得尊重，人人是否都获得充分的发展，人人是否都得到他本应该就有的自主权，并籍此走向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

储朝晖告诉记者，城乡教育差距的问题整体来看，有乡村教育水平低下，师资力量薄弱，一级级择校现象严重的问题，这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建设、教育整体规划等各方面投入，“现代的教育对乡村最大的伤害，是没有把乡村当成一个主体，所以给孩子们灌输城市里现代化的概念，来要求他们学什么，不要学什么，强迫他们丢掉自己的文化和根基。这或许也是今天乡村凋敝的根源所在。”

储朝晖建议，以人为本的教育要遵从“天性为是”原则。学生成长发展的实际需求最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像医生尊重生命那样尊重它。学生发展需求是学校工作的第一个依据，教师、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各级教育行政和社会组织都应认识到这一点，要依这些需求去开展课程设计、学校管理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学校从行政科层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学校应该通过满足学生学习发展需求去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科学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要注重质量，确立科学的质量观和发展观，而遵从“天性为是”，是做到这一切的基础。

熊丙奇：应为乡村培养技能型人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国家已有明确规定，禁止炒作高考分数、高考状元等，学霸村和状元村等炒作可能有违政策方向。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严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深入实施强基计划，进一步完善招生程序和办法，优化考核内容和形式。

熊丙奇认为，通过升学到城市学校读书，获得自身的发展，这只能是少数学生的选择和成才路径。而不能把这作为乡村教育的基本模式。发展乡村教育，需要考虑怎样通过发展教育扶贫，扶贫不是让学生都考上大学，或者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而应该是有少数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考进大学，与此同时，更多学生学习掌握建设乡村的技能，这才能根本改变乡村面貌。事实上，就是乡村学生进城发展，在基础教育阶段多学习技能，也比只围着升学考试科目学习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进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年达到54.4%，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是我国目前的服务业附加值只占到GDP的54.5%，这表明教育的发展（结构与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脱节。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真正形成崇尚技能而非学历的社会氛围。为此，我国基础教育必须扭转升学教育模式，不能以升学为主导办学。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的顽瘴痼疾，这极具现实意义。只有如此，在乡村地区、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才能做到真正的精准扶贫，是为乡村培养技能型人才，而不是让所有学生通过教育这条通道离开乡村。

（应采访人要求，刘科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