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底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中,浙江占得24席,百强县(市)数目位居全国第一。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乡村小学的样貌多数已经摆脱了人们对于农村教育的“刻板印象”,在这里,村小未必是寄宿学校、多数孩子们都不再是“留守儿童”、上下学有校车接送、素质教育也早就不是纸上谈兵。

 

在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当城乡发展后,乡镇摆脱了农村的风貌,乡村小学在基础教育中最注重什么?日前,新京报记者与在浙江的两位村小校长聊了聊,他们身处不同地区,却都在做一件事,让孩子们重新认识乡村,为他们种下一颗“乡愁”的种子。


潘郎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的童创中心。受访者供图

 

县域小学vs村小 硬件设施没有差别

 

新学期开始,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小学校长李锐的上班路程变长了。今年7月,这位曾在乡村小学任职、任教25年的校长,被调任至县域学校。李锐一直住在乡下,原来从温岭市大溪镇的家走到当时的单位潘郎小学,只需10分钟的脚程。但现在,他开着车从乡下到达县里的三星小学,要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车程。

 

但除了自己的通勤时间变长,两所学校硬件上的差别并不大。它们一样有整洁明亮的校舍,齐全的多媒体设备,平坦宽阔的塑胶跑道和操场,“至少是在资源和硬件设施上的差别不是很大。在潘郎小学,我们当时的综合实践教育可以与城区内几所比较优秀的学校媲美,一些现代化的教学需求,都可以满足。”


曾在乡村小学任职、任教25年的校长李锐。受访者供图 


距温岭400公里外,几乎横跨一整个浙江,湖州市安吉县位于浙江西北,袁恩忠也已经在这里的报福镇中心小学当了12年的校长。“从硬件和配套设施来看,这里不太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乡村小学。”在袁恩忠所在的学校,校舍整洁宽敞,操场的塑胶跑道和草皮永远显得簇新,这里不是寄宿制,除家长接送外,校车每天也会一个不落地将孩子们送回家或者学校。


报福小学的校车每天会将孩子们送回家或学校。受访者供图


县域经济发达,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许多乡村地区孩子的成长痛点,两所学校的校长都告诉新京报记者,学校里的留守儿童不占多数。袁恩忠谈道,学生们的父母多数在乡镇或者县城打工,远的地方距离学校也只有30公里,“有少量的家长可能距离家乡比较远,大概两三个月会回来一次。

 

乡村学校也并不都会成为孤独寂寥的教学点。李锐记得,在潘郎小学的学生人数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1400人左右,约8年前,在校学生数量更多,除了当地的孩子,学校也帮助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的问题。

 

在乡村 这里的孩子们更像是一张白纸

 

如果只关注硬件和教学环境,浙江温岭和安吉的这两所村小几乎与城市、县域中的小学无异。那么乡村和城市教育过程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哪儿?“除教学硬件之外,家长的观念和孩子们被教育时的状态,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两位校长共同的答案。

 

“你能明显感觉到,县城学校的家长更重视教育,他们对学校的要求会更多。而学生本身呢,他们视野更广,但平时受到的约束多,有时就不及乡下的孩子那么活泼。”李锐说。

 

袁恩忠虽然一直在乡村地区任教,但在公开课时也不止一次接触到过城市中的学生,他说比起农村地区,城市的孩子因为校外的教育资源丰富,所以孩子知识积累得多,有不少孩子提前了解到了书本的知识。“但乡村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更单纯,他们接受教育的状态,更像一张白纸。”




袁恩忠校长正给孩子们上课。受访者供图


成长环境简单,在学习中孩子们先入为主的认知就少,“这可能让他们接近于孩子的天性和本性。当然,这不是说城里孩子们提前接受培训或者自主学习不好,只不过乡村的孩子们,更接近、符合我们教师教学对象的理想状态,学习起点不一样,我们课堂的结构也不一样。”除了日常管理校园的各种事物,袁恩忠到现在也仍是一名数学老师,他始终仰慕真正能够驾驭课堂的特级教师,也向往真正的课堂,目前还担任着完整的班级任课工作。袁恩忠说,乡村孩子们的特质,也是他更享受乡村教育的原因。

 

孩子们的生命力寻常也珍贵

 

袁恩忠和李锐的年纪相差不到五岁,他们大概算得上是在新世纪前后的同一批乡村教育工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投入乡村教育事业多数并不是因为被这个行业本身的魅力吸引,“我的父母是农民,他们当初就是想让我先‘跳出田埂’,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就读师范以前,袁恩忠考过警校,也报考过重点高中,真正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

 

李锐还记得,当初选择当教师,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在父母眼中能“包分配”、稳定,“但当时不了解教育是怎么一回事,都是父母决定的。”


李锐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是1996年,他是温岭市首届小学教育专业的大专毕业生,被分配到乡镇学校,当时的他与学生们的年龄差还不算太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段,农村的经济还没怎么发展,农村还都是农田。一下了课,孩子们只知道去田间地头到处玩耍,但这是孩子们的天性。

 

共情可以跨越时空。那时的浙江农村地区变化速度不快,年轻老师们看待学生,就像看待自己的小时候,孩子们的打闹追逐让现如今的老师们头疼,但在年少的乡村教育工作者的眼里,这也是乡间孩子们生命力的一部分,它寻常,也珍贵。

 

乡镇巨变 乡村教育不再只关注孩子的基本需求

 

20年来浙江农村变化巨大,同在农村,孩子们长大的环境已经天翻地覆。

 

2020年末,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排名中,浙江温岭在全国位列第二十一位,在整个浙江,排名第七,浙江安吉位列第五十一位,在浙江排名第十七。

 

李锐说,在温岭,当地乡镇经济较为发达,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以制鞋产业闻名,即便在农村地区,农业也并非主导产业。关于农耕的很多记忆,多数存在于李锐年少时,“割稻插秧,这些我当时都会做的。但现在农田少了,孩子们对于土地也就不那么熟悉了。”他提到,有孩子们分不清小白菜和青菜,也会混淆韭菜和小麦青苗。“孩子只会读书,这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袁恩忠想到自己的第一届学生,说那时候的孩子比20年后农村地区的孩子更单纯。他觉得这种变化来自于现阶段孩子接受各种信息方式途径的多样化。他认为,这是乡村教育振兴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唯分数论,是否还适合现在的孩子。“在过去,曾经乡村小学的教育,关注更多的是学生们的基本需求,而最近几年,安吉更在意孩子们品格和素养的培养。”“素质教育”对于浙江的乡村,不是个陌生的词汇,“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对于社会人才培养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城市是这样,我们在乡村也要跟得上步伐。”

 

重视农耕 培养孩子对“乡愁”概念的认识

 

教学工作只是校长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管理者顶层设计才会真正影响一所学校在孩子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重视农耕”是两位校长在顶层设计时,共同的选择。

 

在潘郎小学任教期间,为了让孩子们亲近土地,李锐主导建立了学校的耕读园,为了填补孩子们的课余时间,挖掘孩子们的潜质,还建立了学校的“童创中心”,在100多平米的场地中设置了15门创客类的课程,“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还是农民的儿子。孩子们未来的路有很多选择,当然可以不去种地,但对于农耕文化,对土地的感情,是要去重新认识和感受的。”他说,希望孩子们不只会读书,也能拥有真正的兴趣爱好,也能真正认识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


在潘郎小学的耕读园,孩子们正在参加实践活动。受访者供图

 

几年前,报福小学的孩子们也多了一项《食育》课程,食堂外300平米的菜地,就成了学校的生态种植园。袁恩忠说,饮食,是培养孩子学农重农,安全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一个切入口。学校的种植园,以及举办的“食育节”与语数英课程的交互,都是食育教育的支撑,“我们想以此为孩子们普及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通过交换家庭拿手菜、家乡的特产食物,培养孩子们对于乡愁概念的认识。”


报福小学的孩子们在上食育课。受访者供图


在后期烧饭、缝衣服、钉纽扣也会成为食育教育的一部分,在袁恩忠看来,未来孩子们不一定真的用得到这些,但劳动的意识、自立的能力,或许可以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安吉是国内的百强县,县域经济发达,报福小学所在的报福镇,民宿产业兴旺。袁恩忠想象过,自己的学生中可能会有少量的孩子会去到大城市,就业于顶尖的单位部门,也至少会有50%的孩子会留在乡镇或县城,“所以我们就应该考虑到,10年、20年之后,他们能不能服务于我们的乡村建设,或者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报福小学。受访者供图

 

袁恩忠说,这是学校“食育”教育的出发点,“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家乡概念和家国情怀,我们不想让孩子忘了根。即便他们未来可能不去乡村,不从事农业,但心里至少还装着家乡的这片土地。”

 

乡村教师会流动 但流动并非流失

 

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乡村,教师的流动往往就意味着流失。有的乡村小学校长为了留住辛苦培养的老师不遗余力,但仍然抵不住年轻教师在获得编制后,对于城市的向往。浙江的乡村小学是否面临同样的难题?

 

事实上,浙江校长们对于农村地区的教师流动表现出的态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在乡村,对于真正优秀的教师来说,这里缺少平台,缺少机会。如果学校能够为老师搭建好的平台,为此能让老师调任到更好的岗位中去,我觉得这让我感到很兴奋。”袁恩忠并不将教师的流动看作是“流失”,他讲述,如果在乡村工作的教师没有拥有好的教研氛围,那么对于教师的成长是不利的,“可能他很有才干和才能,却被埋没掉了。”而对于学生来说,教师的流动会为孩子们展现更多不一样的教学方式,或许也会给孩子更多方面的冲击和启迪。

 

“优秀的教师去到城市里,他们可能发展的资源和平台会更好,这不也说明我们的村小对于教师的培养比较成功吗?”李锐觉得,教师的流动,也给了学校继续培养新人的机会,优秀的教师自然会崭露头角。

 

李锐感慨,当校长和当老师差别很大,“当老师的时候,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学生。而当了校长,不光要考虑学生,也要考虑老师,你会希望他们都好。”

 

孩子和老师都是一颗“种子”

 

袁恩忠认为,教师的流动并不可怕,只要学校建立好流动和培养的机制。“老师也是人嘛,他们都需要成长,他的成长,说不定也会在未来,带动一个学校的成长。”

 

无论是对于教师的流动,还是对于学生们的未来,浙江两所村小的校长都表现得很“宽容”。

 

就像听到记者问,等孩子们长大之后,希望他们留下来还是走出去时,袁恩忠告诉记者,在他心里这不是个非A即B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什么才重要?“我希望他们首先要有健康的身心和体魄,自己有生活技能和独立意识,至于他们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特长,当厨师也好,农夫也好,白领蓝领都好,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对于社会,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是一个合格的人。”

 

袁恩忠讲述,在农村,家长育儿观念和思维方式各有不同,“他们可能对孩子们有期望,但教育方式不一定合理。”,学校给予学生好的价值观和一个足以点亮孩子人生的理想,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完整人格的孩子,长大后会改变一个家庭;在乡村历练过的教师,走出去后也有可能带动另一个学校。袁恩忠说,孩子们和老师都是一颗“种子”,他们落在哪里,都是好的。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唐峥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