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8日,在江西省湖口县第三幼儿园组织的喜迎中秋佳节活动中,小朋友们展示自己制作的小灯笼。通过生育鼓励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已在我国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图/IC photo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新生儿出生率却持续走低,我国的人口问题再次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因应当前面临的这种人口形势新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于7月20日公布,明确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方向。


此后,一些相关政策措施开始落实,更有部分地方因“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引发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比如,就在“决定”公布不久,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就率先推出了生育现金补贴,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而甘肃省临泽县于近日推出的生育补贴,力度则更大。


甘肃临泽对在该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津贴。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更令人瞩目的是,该县还为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补贴标准为县城购房补贴4万元、中心集镇购房补贴3万元。这是将住房补贴纳入鼓励生育政策的全国首例。


而在地区经济方面,甘肃临泽县有人口15万多,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57.45亿元,在甘肃省内都不算富裕县。四川攀枝花作为一个地级市,有121万多人口,但其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为1040.82亿元,在四川全省21市、州GDP排名中,位列第15名,同样与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已经在我国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地方积极行动、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无疑是正确之举。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率先采取“真金白银”补贴生育的是西部地区经济并不发达的四川攀枝花、甘肃临泽等地,而不是东部发达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呢?


这涉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地方财政能力等深层次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2021年8月12日,上海“育儿经济”火热,一些商家改建升级后环境设计布置也紧跟时事政策,“二胎婴儿房”“两孩”“三孩”家庭儿童房等家居营销,吸引了不少年轻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入住”体验。图/IC photo


发放生育现金补贴

临泽做得到,上海可能做不到


在生育补贴问题上,我们可以拿地处长三角的一线城市上海,与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县域甘肃临泽作为对照。


实际上,如果上海按照甘肃临泽的标准,每年1万元的生育现金补贴,显然不会起到任何鼓励作用。因为,上海的收入更高、生活成本也更高,1万元对提高上海居民的生育意愿、补贴生育成本,显然是杯水车薪。


那么,上海要达到甘肃临泽县的生育鼓励效果,其补贴标准就需要等比例放大。相关指标,主要为以下三项:


第一项是人均GDP。生育成本、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都是从这个“财富总盘子”里支出的,可以说是所有经济运行问题的基础。


第二项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育补贴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对生育造成的收入损失的补偿程度。


第三项指标为人均财政支出,即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人均指标,这是生育补贴资金的出处。


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人均GDP为34059元,人均财政支出为1661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35元。临泽县对三孩家庭每年每户1万元的补贴,占人均财政支出的60.2%,相当于人均GDP的29.4%、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如果上海参照这一补贴力度,会是什么情况呢?


2020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2232元,生育补贴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计算,应为36116元。同一年,上海的人均GDP为159385元,按人均GDP的29.4%计算,生育补贴应为46859元。


然而,上海的人均财政支出仅为33368元。无论按照GDP占比,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上海都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和临泽县同等标准发放生育补贴。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2021年8月2日,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五庙村,家庭医生冒着酷暑上门进行产后访视,开展健康教育,引导产妇科学保养、科学育儿,积极护航母婴健康。图/IC photo


财政汲取度过高

导致发达地区财政支付能力有限


正常情况下,地方的财政能力应该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但现实就是不匹配。


2020年,上海的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二,是排名倒数第一的甘肃的4.68倍。但是,上海的人均财政支出仅为甘肃的2倍。上海地方财政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就严重脱节了。这在人均财税负担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人均财政支出为105600元,人均GDP为159385,人均承担全国财税的53785元,等于上海人创造1块钱,就要上缴0.33元。而上海老年人口比例为35%,这意味着在职的青壮年实际承担的全国财税比例,要高于其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半。


可以说,过高的财政汲取度,导致了发达地区财政能力不足。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服务水平,就要求有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能力。否则,就会出问题。


实际上,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低下,就有公共服务缺失的原因。天价托幼机构、天价幼教等,都是财政结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反映。


而且,这也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而是在发达地区普遍存在。比如,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人均财政支出仅为18984元,仅比甘肃高了2365元。浙江的杭州、宁波和江苏的南京,也都只有20000元左右。上海补贴不起,这些城市的地方财政就更补贴不起了。


这还只是鼓励生育的现金补贴部分,如果是进行住房补贴,缺口就更大了。


根据某房产中介平台数据,目前甘肃临泽的新房价格为每平方米4704元,二手房价格为3161元。该县的生育住房补贴款,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新房8.5平方米,或12.7平方米二手房。


上海的住房均价为每平方米5万元至6万元,如果补贴相同面积的住房,需要给每个三孩家庭40万元到70万元,相当于12至21倍的年度人均财政支出。


按照这一补贴标准,如果上海一年新增10万三孩宝宝,相当于当年要付出120万元到210万元新增人口的公共财政负担。而且,宝宝不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补贴是纯支出,和引进一名高端人才是完全不同的财政结果。


即便不采用直接现金补贴的方式,其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支持也需要相应的财政支持,而且费用也很高。比如,公办的公益性托幼机构,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运维成本都很高,也需要政府财政的有效支持。


因此,从财政角度看,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采取有力的支持生育措施确实存在困境。但要解决长远的人口问题,必须同时提高发达地区生育率,这个难题是绕不过去的。


2021年7月30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通贵村学生在公益暑托班学习绘画。今年暑期,兴庆区持续开展公益暑托班活动,依托儿童之家等场所,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营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良好氛围。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积极鼓励生育

需全国一盘棋解决财政分配问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远高于中部地区的25.83%、西部地区的27.12%,更不用说东北地区的6.98%。而且,人口目前还在向东部地区集中。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


可是,东部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区域的人口出生率却一直很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八省市的生育率均低于1.2,北京、上海甚至低于0.8。


东部发达地区形成了人口虹吸效应,但人来了却不再生育了,这就形成了人口黑洞。这种态势下,单靠提升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生育率作用并不大。


比如,甘肃临泽鼓励生育的二娃、三娃,长大后大概率还是会往东部地区迁徙,阻止不了区域空心化。而这些“最后的生力军”进入东部地区后,生育意愿下降,也填不平东部的“人口黑洞”。


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全国80%的人口都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其人口危机更为深重。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但要把人口留在欠发达地区,是行不通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承载能力有限,其人口必定会向发达地区外溢。因此,我们还是要着力提升经济发达地区生育率,才能有效解决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


因此,只有全国一盘棋地统筹解决财政分配问题,让经济发达地区“养得起”“补得起”,才能真正实现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甘肃临泽等西部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对。本地收入偏低,用现金直接补贴的方式对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就很明显。像甘肃临泽这样常住人口仅11.59万人的小县域,如通过补贴生育提高本地生育率,增加本地人口,对将来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尝试。


而东部发达地区受制于财政困境,也不等于在鼓励生育上就可以无所作为,还是应积极探索相关政策措施。比如,在廉租房等现有福利项目中增加鼓励生育的措施,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向二孩、三孩家庭大力倾斜等。


毕竟,人口问题涉及长远的国计民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根本命运的大事,尤需各界高度重视、统筹考量、切实应对。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丨关不羽(专栏作家)
编辑丨何睿
校对丨卢茜